“西安事變”爆發前蔣介石的一份密囑

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程序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事變發生前的12月9日，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囑《大公報》發表褫奪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兵權，由蔣鼎文取代的訊息。此時張學良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楊虎城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軍事上歸張節制，張授楊擔任宜川方面進剿任務。蔣介石的密囑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兄勳鑑：

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訊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巳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訊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時向《大公報》記者轉達了蔣介石的密囑。12日《大公報》在要聞版，刊出該報駐西安記者按蔣介石密囑內容發給報社的專電，四行標題：《陳誠指揮綏東軍事蔣鼎文負責剿共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電文全文為：“(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日內赴太原，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邵力子、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陝將領，邀各界作陪，到六十餘人，盡歡而散。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

蔣介石慣用通過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事先發布解除軍政人員職務的訊息，在輿論上造成既成事實。如在1933年，蔣介石要解除楊虎城陝西省政府主席職務，《大公報》即先後於1933年5月1日和5日釋出相關任免訊息。

蔣介石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有特殊關係，張被稱為蔣的“布衣宰相”。蔣每有重大舉措，張多有參與。1936年12月4日，蔣由洛陽返回西安，準備在西安召開西北“剿共”軍事會議，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軍政要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朱紹良等陸續到達西安。5日，張季鸞到華清池訪蔣，告以西安謠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標誌。蔣說：“我來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東北軍、西北軍的分歧論調。”從6日起，蔣介石依次召見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東北軍、十七路軍軍師長等高階將領，而張、楊未受邀，致使張、楊產生疑懼。

張學良、楊虎城與張季鸞及《大公報》駐西安分社的記者都有密切聯絡。張、楊獲悉該報將發表蔣介石褫奪他們的兵權密囑後，在此危急關頭，二人緊急密商，決定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

12日晨，張學良部隊在臨潼華清池捉蔣的同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西安行動，他們來到陝西的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下榻的西京招待所將這些要員拘禁。陝西省主席邵力子也被軟禁於楊虎城衛士隊隊長室。此份密囑就是當時拘禁了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後，在邵力子辦公室查獲得到的。

此前，11日晚，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行轅，召見張學良的心腹謀士黎天才，談話約一個半小時。當晚張學良在官邸部署次日晨在臨潼華清池捉蔣時對黎天才說：並不準備危害他的生命，請他搬進城裡和他講道理，為什麼不發動抗戰？為什麼還要繼續更殘酷的內戰？蔣鼎文非正式地對我流露，勸我交出兵權，這一定是蔣介石指使他說的。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來回答他。蔣被軟禁後曾對張、楊宣稱：“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處置。”蔣提出兩個方案，逼迫張、楊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開赴陝甘前線進攻陝北紅軍，中央軍在後面接應督戰;二、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調往福建、安徽，把陝甘兩省讓給中央軍去“剿共”。張、楊決心不再打內戰，除了抗日決不離開西北，兩軍也決不分開。張學良說：“介公一斧兩砍誰都明白。”

周恩來說：“蔣介石對張學良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若要不然，就把你換掉。’以後召集西安會議，陳誠來了，蔣鼎文也來了，是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的。這樣就逼出來一個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為何在12月12日突然爆發？78年來很少有人提出確鑿的史料證據。軍事行動瞬息萬變，難以捉摸。張、楊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誓雪國恥，雖然早有扣蔣的設想，但並未訂出具體時間。扣蔣的設想風險巨大，非到生死抉擇關頭，焉能輕舉妄動？而蔣的密囑，也許是引發該事變的直接導火索。

正如毛澤東1937年3月1日在應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關於《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的訪談中說到：“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後，寧陝對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黨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