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說了什麼使宋慶齡深受打擊離開蘇聯

1924年最後一天曾在北京車站歡迎過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那個法政大學的學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歡迎宋慶齡的佇列中。這次歡迎的地點是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宋慶齡的身份是孫中山的遺孀、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陳友仁等。

這個學生叫盛嶽，此時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在孫中山去世後不久建立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專門招收中國學生，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

被視為“象徵”的宋慶齡，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

盛嶽回憶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慶齡的情景：……隨後她下車，沿著月臺步行出站，我們人群向她熱烈歡呼，高喊口號。她報以滿臉堆笑，儘管不難看出，她是在強作笑容。……在她抵達莫斯科的這天，她臉上微微露出的憂傷神情，比兩年前孫博士逝世後更甚，這無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為之操勞的中國革命後的一種反映。

他說得不錯，親歷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慶齡，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憤與無奈。在這一年年初，宋慶齡曾是世界關注的一位中國重要人物。《時代》曾報道過宋慶齡，並刊登過她的照片：她自己在班級本上則是這樣說的：“最大野心——當父親的祕書;最喜歡的表達——中國;習慣——收信;嗜好——讀報紙……”

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位相當嬌小、羞怯的宋慶齡，後來不是熱衷於收到來信和讀報，而是轉向別處。她的緊張、軟弱的性格(或許實際上她從未如此)卻使她愛上了一位有著高尚靈魂的愛國主義的政治家、後來的“中華民國之父”孫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義，年輕的國民政府最近已經攻佔了南方的半個中國。對國民黨人來說，嬌小的孫夫人足以繼承他們偉大的已故領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國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輛道奇轎車，她是民族主義這一偉大運動活的象徵。

然而，被視為“象徵”的宋慶齡，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蔣介石在公開鎮壓共產黨人之後，切斷了漢口的財政來源，封鎖了在上海和漢口之間運輸糧食的長江航道。

宋慶齡從5月起，就一天天面對現實的混亂，無力迴天。恐慌的人們衝向宋慶齡在漢口居住的銀行大樓，紛紛要將紙幣兌換成銀元。一位接近宋慶齡的外國記者寫過：銀行大門緊閉。一天又一天，飢餓者、窮人擁擠到那裡，他們嚎叫著要換銀元銅幣，他們用身子撞銅門。在樓上，孫夫人從絲綢窗簾後面往下看著他們，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聽見從她的下面呼嘯而上的憤怒喊聲。

這些謠言對宋慶齡的傷害十分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

漢口潮落了。在孫中山彌留之際守護在他身邊的一群人中，只有宋慶齡和陳友仁仍持同一立場，堅持奉行孫中山確定的“三大政策”。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則都傾向了蔣介石，寧、漢兩個國民政府最終合二為一。蔣介石的親筆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專程來漢勸說也沒有讓她回頭，她義無返顧地踏上流亡蘇聯之路。

她失敗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曾經支援過她丈夫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蘇聯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許可以在那塊土地上成立一個國民黨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們，尤其是女同學，對宋慶齡的卓越表現充滿自豪之情。在學校為歡迎宋慶齡和陳友仁舉行的招待會上，她仍在強調：“我們是孫中山的信徒，我們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裡受過訓練。”

“她敦促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孫中山的最寶貴的遺訓就是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不只是思想，她的舉止、美麗和嫵媚，更是令他們為之傾倒。

然而，剛剛流亡到莫斯科的宋慶齡沒有想到，關於她與陳友仁結婚的流言蜚語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正在醞釀，很快將向她襲來。

斯大林送給宋慶齡的汽車

美聯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發一條電訊：倫敦，9月28日，在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中，愛情之神看來再一次把戰爭之神爭取過來了。倫敦《每日郵報》駐里加記者援引一條據說是蘇聯官方的電訊說，前國民黨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國民黨之父孫中山的遺孀已在莫斯科結婚。這家報紙報道說，這對新夫婦想要用發動一場新革命的辦法在中國度過他們的蜜月，還說第三共產國際將資助他們的活動。

據《宋慶齡年譜長編》記載，這些謠言對宋慶齡的傷害十分嚴重，以致影響了她的健康，頸上一圈帶狀皰疹頓時發作。“她認識到這個謠言完全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政治暗箭，他們妄圖把她同孫中山的名字分開，以削弱她為保衛孫中山的政治遺產而奮鬥的力量，從而使人們相信蔣介石才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真正繼承人的謊言。”宋慶齡立刻打電報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傳播這個謠言的英國《每日郵報》“根究謠言之由來”。宋子文也為此十分震怒，接待記者進行闢謠，準備起訴。

這一謠言的編造者，到底是國內的敵人，還是蘇聯的某些人？後來是否起訴，有何結果？我還沒有查到相關史料。謠言，誣陷，總是來去無蹤，傷人於無形。我所知道的只是，宋慶齡後來一直以孫中山遺孀的身份生活著，戰鬥著，直到生命的終點。

這種敷衍搪塞，使她感到迷惘和失望並決心離開蘇聯

宋慶齡流亡蘇聯期間，蘇聯發生的最重要的歷史事件，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開化進而達到白熱化程度，隨著十月革命10週年紀念的慶典結束，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開始了。

越飛，這位1923年來到中國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宣言的蘇聯特使，和托洛茨基以及宋慶齡等中國流亡者的關係都頗為密切，卻在此期間自殺，這對宋慶齡是一打擊。

鮑羅廷晚於宋慶齡一個月回到莫斯科，但他也疏遠了宋慶齡。想必他本人已因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而備受指責。1949年，早已被打入冷宮的鮑羅廷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厄運，他與許多猶太知識分子一起被送往集中營，1951年約67歲時在關押期間死去。

《走進中國》一書這樣寫到此時的莫斯科：這是布林什維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臨之時的最後一次猛烈的燃燒。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場失敗的革命中倖免於難的瑞娜、希恩和中國流亡者，親眼看到了一位偉大人物的消亡。

有傳言說托洛茨基已經被捕;瑞娜在希恩到來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戲劇廣場的一個窗戶前，試圖向人群發表演講，但聽到他的聲音被淹沒下去。傳言在這座歡慶城市的一片混亂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飛因自我矛盾而開槍自殺(真的)，共產國際重組，蘇維埃議會休會。

在這種氣氛中流亡的宋慶齡，幾個月後，才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時間大約在1927年12月或1928年春。這裡取《宋慶齡年譜長編》的說法，為1927年12月：與陳友仁到克里姆林宮與斯大林會見。……斯大林則表示，希望宋慶齡等能早日回國，繼續領導中國革命。至於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如何繼續支援中國革命的問題，只說有待具體研究，今後會派信使去中國聯絡。

談話達一個半小時。這種敷衍搪塞的話，使宋等感到迷惘和失望，並決心離開蘇聯。宋晚年給愛潑斯坦的信中說：“當我認識到斯大林不想繼續幫助我們而聽任蔣介石得逞時，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請母親給我寄一點錢來，然後就到歐洲去。”流亡者徹底失望了。宋慶齡離開了莫斯科，離開了蘇聯，前往德國，開始了在歐洲的新的流亡。

從此，宋慶齡也開始在中國政治中扮演另外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角色。她的美麗依舊，她的偉大依舊，但已不再是革命的中心。

或許可以這麼說，她和以她的丈夫命名的事業，成為了過去。更大程度上，她成了政治良心、道德力量、民間聲音的象徵，在不同時期按照她個人的方式發揮歷史作用。在20世紀的中國女性中，她的名字與人格，永遠是美麗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