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年的“七七事變” 中國海軍在大勝荷蘭海軍

“海上馬車伕”

在英語流行世界的今天，多數中國人對荷蘭的印象，也許僅僅限於風車、鬱金香之類，還有一個可能被許多人淡忘了的“海上馬車伕”的稱號。但在這個稱號的背後，卻是個曾經橫掃大洋的海上霸主。不過，這個海上霸主在16世紀與中國明朝的較量中折戟沉沙，黯然收場。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當時被稱為尼德蘭的地方，爆發了反抗宗主國西班牙統治的“乞丐革命”。這場革命引發了後來稱為“荷蘭獨立戰爭”的血性抗爭，直到1609年，作戰雙方均精疲力竭，只好簽訂了一份12年停戰協定，事實上承認了荷蘭的獨立。從此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誕生了。

在歐洲，荷蘭與葡萄牙很相似，都極度缺乏最基本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因此不得不向大海討生活。當葡萄牙的元氣不斷消耗在從北非到日本的廣大地域時，荷蘭在不聲不響地準備著航海業積累，到16世紀末，荷蘭人已經建立起一支龐大的遠洋船隊。但當時通向東方的航海圖掌握在伊比利亞人手中，他們對此嚴格保密。為探索東方之路，荷蘭甚至於1593年派了一支船隊搜尋北極航線，最終當然是一無所獲。

機會終於來了，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名為《旅行日記》的書。該書作者範波羅行記》，就在當年，荷蘭派出了由霍夫曼率領的遠航隊，在這本書的指引下來到了爪哇島。雖然此次遠航路程艱險，船隊249人中只有89人生還，但他們帶回貨物獲得的高額利潤卻使荷蘭人隨後又義無反顧地派出了第二支遠征隊。

首次碰撞

1604年，荷蘭東方艦隊副司令官韋麻朗率兩艘大型戰艦來到中國海面，企圖先患澳門，再佔澎湖，不料途中遇到大風，漂流到了澎湖島。當時島上本駐有防倭寇的明朝“汛兵”，因倭寇多在冬春季來犯，當時正值夏季，駐軍已撤回大陸，所以荷蘭人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佔領”了澎湖，並自說自話地宣佈此地為“荷蘭據點”。

韋麻朗駐紮妥當後，讓一名中國商人去大陸同福建地方官員洽談通商事宜。在當時，中國人私自與“外番”通商乃是大罪，因此，該商人一上岸即被逮捕，明朝地方官同時要求荷蘭人先退出澎湖。

也許是荷蘭人把中國人當成了東南亞土著，對於明朝的這一要求，韋麻朗只當耳邊風，他一面派人嚮明朝駐福建的稅吏宦官行賄，一面寫信威脅地方官，聲稱如果不同意貿易，即派軍艦沿福建沿海進攻。結果，他們的這種做法引來了明朝50艘海軍戰船。

船隊指揮官名叫沈有容，曾先後參加過萬曆朝鮮之役和東南沿海剿倭戰役，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名將。明朝政府派出這樣一位將軍率船隊來談判，這是荷蘭人萬萬沒想到的。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沈有容向荷蘭人通報了明朝的商業政策並要求荷蘭人立即離開中國領土。雖然韋麻朗本人尚能保持風度，但其身邊的人卻惱羞成怒地拔劍示威。面對荷蘭人開戰的威脅，沈有容回答道：“中國甚慣殺賊，爾等既說為商，故爾代客，爾何言戰鬥？想是原懷作反之意，爾來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聽過我破倭海上，海水盡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後塵。”

荷蘭人是精明的商人，雖然他們宣稱開戰，但當發現自己的兩艘戰艦已經被50艘明朝的戰船團團包圍、對方的指揮官又是一位底氣十足的將領時，他們明智地選擇了撤退。歐洲海上霸主同明朝的首次武裝較量就這樣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了，此次事件為澎湖留下了一塊稱為“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朗等碑”，至今仍被公認為“全臺第一古碑”。

再次交鋒

事情並沒有就此完結，1622年，荷蘭人捲土重來。荷蘭駐巴達維亞總督庫恩派遣雷耶斯佐恩率領16艘戰艦(內有4艘英國船)和1024名士兵，準備進攻澳門。下達的指令中有這樣的話：“為了取得對華貿易，我們有必要借上帝的幫助佔領澳門，或者在最合適的地方，如廣州或漳州建立一個堡壘，在那裡保持一個駐地，以便在中國沿海保持一支充足的艦隊。”在西方霸權者的眼裡，這些中國海港都是他們任意建立軍事據點的地方。

但荷蘭人低估了澳門的抵抗能力，結果一場戰鬥過後，登陸的800名荷蘭士兵中，136人陣亡，126人受傷，40多人被俘。被擊退的荷蘭人在雷耶斯佐恩的率領下，於七月十一日重新登陸澎湖。庫恩總督認可了這一行動，他特別要求雷耶斯佐恩攻擊附近所有的中國船隻，把俘獲的水手送到巴達維亞作為勞力使用。八月起，荷蘭殖民者開始強迫抓來的華人奴隸在澎湖興建紅木埕要塞，後來又在白砂、八罩附近興建類似的堡壘。

澎湖要塞完工後，荷蘭從巴達維亞又派去了一批援軍，荷蘭人總兵力已經達到15艘戰艦和1200名以上的士兵，這樣規模的部隊在歐洲殖民史上已經不算小了。更重要的是，荷蘭人根本不相信各種遊記中提到的有關中國軍隊的數字，他們不自量力地提出“非經荷蘭人允許，中國船隻不得隨地到各處貿易”，也就是說他們要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

對中國來說，這顯然是一個荒唐的照會。但荷蘭人卻並不這樣認為，他們非常積極地貫徹以戰逼商的政策，頻頻進犯中國沿海，臨近的廈門自然首當其衝，而明軍也給了他們與倭寇同等的外事待遇――廈門駐軍多次擊退荷蘭人侵擾，一次就俘斬數十人。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荷蘭人的暴行。為了儘快增加荷屬東印度的高素質勞工人口，對中國勞動力情有獨鍾的庫恩總督一再下令：“儘可能地掠奪中國的男、女、兒童，充實巴城、安漢和萬丹。”荷蘭艦隊忠實地執行了這一任務，這最終激怒了明朝。

1623年八月，主戰派官員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撫。同年十一月，以計焚燬荷蘭戰艦一艘，生擒52人，斬殺8人。次年正月，40艘戰船運載著2000名明軍官兵幾乎在一夜間出現在澎湖要塞前，並在荷蘭人的炮火下搶灘登陸，發動了猛烈進攻。荷蘭人畢竟是一支慣戰之師，他們收縮至風櫃城，此地三面臨海，只有一面靠陸。荷蘭軍隊在陸路挖深壕為障，以戰艦控制海上，憑藉艦炮和岸炮的交叉火力，成功地阻止了明軍的進攻。

見攻堅不下，明軍也在澎湖築石城，雙方對峙，相互攻擊。南居益親至澎湖督師，指揮各處明軍集結，最終在這個彈丸之地竟集結了一萬餘明軍官兵和近200條戰船。明軍水師在澎湖港內遍設火船，攻擊荷蘭戰艦，陸軍在馬公媽祖廟內架炮隔海轟擊風櫃城。另外，明軍以無數長寬各5尺、下鋪圓木的巨型堡籃填碎石排列為陣，白天作為掩體休息或發炮，晚上則推著它們前進。荷軍火炮對此無能為力。同時南居益給新任荷軍總司令發信，揚言再不走就用沙石填平澎湖灣。

荷蘭人號稱縱橫七海，但他們從未遇到過如此猛烈的攻擊，最後終於支撐不住，被迫在明軍的監視下拆除了經營兩年的澎湖要塞，灰溜溜地揚帆而去。據《明史》記載，在達成協議後，荷蘭副將高文律等12人拒絕服從命令，“據高樓自守”，

最後被全部捕獲，和其他荷軍戰俘一起被明軍“獻俘於朝”，以他們的恥辱為第二次明荷間的交手畫上了句號。

侵入臺灣

澎湖之戰後不久，荷蘭艦隊並沒有返回巴達維亞，而是直接去了臺灣。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他們可以在中國官府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佔領澎湖，那麼，對於更加山高皇帝遠的臺灣，荷蘭人輕易得手也就不足為怪了。

荷蘭人登陸的地方在今天台南的安平，當時稱為大員。大員西側有幾個成串的小島，相距各里許，之間的水很淺，水位低時可與臺灣陸路相連。荷蘭人就在這裡築壘，建立了熱蘭遮城。其實熱蘭遮城並不是一座“城”，荷蘭語是kasteel，即“城堡、要塞”的意思。它在本質上是一座歐洲式的城堡而非中國城市，這也可以理解中國軍隊後來為什麼沒能一舉攻下這座“城”。後來，由於這裡與臺灣本島交通不便，荷蘭人宋克又用15匹粗麻布，換取了臺灣本島的一塊地方，建立了普羅文查城，中國人稱為赤嵌城。

通過這兩座城，荷蘭人開始在此後若干年內陸續向臺灣內陸滲透。然而他們此時面對的最大敵人卻不是當地土著高山人，也不是漢人，而是為數只有幾百的西班牙人。在荷蘭人對臺灣開始經營時，盤踞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對此作出了反應。1626年，即荷蘭人侵入臺灣的第三年，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派遣了14只船和300人的陸戰隊在臺灣北部的基隆一帶登陸，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堡壘――聖薩爾瓦，並以此為據點在兩年內控制了淡水地區。

1642年，菲律賓爆發民族起義，駐臺西班牙軍隊大部分被調回，這就給盤踞在南部的荷蘭人一個機會。這年八月，熱蘭遮城派出了北伐軍，包括陸軍士兵1100人，四艘大中型戰艦和九艘小型戰艦，而此時西班牙全部守軍只有180人。在這種情況下，當荷蘭人兵臨城下的時候，西班牙人選擇了體面的投降。

就這樣，自1642年起，臺灣事實上被荷蘭人獨佔了，直到鄭成功大軍到來。長達20多年時間裡，荷蘭人在這裡逐漸完善了統治機構，臺灣成了荷蘭人的“東亞明珠”。

荷蘭人竊據臺灣後，利用臺灣島有利的地理位置，通過壟斷貿易、苛捐雜稅和武裝搶劫等當時歐洲人流行的“商業方法”，很快獲取了鉅額利潤。但荷蘭人的胃口並沒有得到滿足，他們想：如果能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豈不是更能發財？連年的高額利潤衝昏了荷蘭人的頭腦，他們決定再次以武力為要挾，要求中國人把所有的對外貿易全部交給荷蘭人。於是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每當西方殖民者的實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會試圖獨佔中國的對外貿易，這種我們看起來很荒謬的想法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實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