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勞改營60萬日軍戰俘的生活 為蘇聯蒐羅情報？

戰俘問題從來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沉重話題。蘇聯勞改營對日本戰俘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時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現象，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這一問題跟一系列問題一樣，長期以來一直被遮以神祕的面紗。以解密檔案為依據，還歷史以真實，無疑有利於世人對這段歷史真實面目的真切認知。

1945年8月9日零時10分，集結在蘇聯遠東邊境的150多萬蘇聯紅軍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兵分四路向日本關東軍發起總攻擊。截至8月30日，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關東軍各部隊，全部被解除武裝。蘇聯紅軍在中國和朝鮮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舉打垮了盤踞在中國東北等地多年的關東軍和其他日軍。在整個遠東對日戰役中，蘇聯紅軍共擊斃日軍83737人，俘虜日軍59.4萬人。

作為戰利品之一的近60萬日軍戰俘被蘇聯紅軍分期分批地押入蘇聯境內，大部分日本戰俘被安置到蘇聯的遠東和東西伯利亞地區，還有一些被安置到哈薩克地區及頓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日本戰俘被安排學習馬列主義理論

為了豐富戰俘的生活，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了一些文體活動。當年的日本戰俘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後回憶道：他曾被關押在莫斯科附近的拉達國際戰俘營，“昭和21年(公元1946年)初夏，我們舉行了拉達田徑奧林匹克賽”。在1949年勞改營的新年聯歡會上，一出由當年為日本關東軍和特務機構效力的中國漢奸上演的京劇《盤絲洞》，竟博得了全場掌聲，就連戰俘營的蘇方管理人員也看得津津有味。

蘇聯勞改營當局特別重視對戰俘開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期培養戰俘對蘇聯的好感，同時宣傳蘇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正如原俄羅斯《訊息報》副總編、著名政治評論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祕》一書中所指出的：政工教導人員的任務是“確保支援加強對蘇友好關係的戰俘人數不斷增長”。為此，除了所長、勞動主任、軍醫官之外，蘇聯勞改營當局還在每個戰俘勞改所都配備了一名政治部主任，專門負責戰俘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工作。

1947年，各戰俘勞改營和勞改所先後成立了戰俘民主委員會，委員由戰俘大會選舉產生，其宗旨和任務是對戰俘“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使其成為一個永遠不做反人民事業的初步的民主主義者”。日本戰俘丸茂曾擔任過戰俘民主委員會主任。丸茂原是偽滿軍校的教官，年富力強，頭腦清楚，頗有口才，且會說俄語，因而他被授命專門從事對戰俘進行馬列主義理論講授工作，而丸茂所在的戰俘民主委員會的其他3名委員則仍必須參加勞動，並不享受丸茂的“脫產”待遇。

勞改所裡很快成立了政治學校，每週一、週五晚上7時至9時為政治學習時間，教材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後來，還成立了一個聯共(布)黨史研究班，主要學習討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1948年以後，蘇聯勞改營當局又陸續給戰俘分發了一些書籍，主要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傳》等，都是著作的日譯本。政治學習中湧現了很多積極分子，從1948年開始，其中的優秀者被分期送至地區勞改營本部學習6個星期，再回到原來的勞改所從事宣傳和教學活動。

一些戰俘通過政治學習初步明白了馬列主義的一些基礎知識，瞭解了蘇聯國內的一些現實情況。為了鞏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戰俘們還在勞改營裡創辦了《日文報》，交流彼此的學習感悟和心得體會。此外，他們還在1947年末創辦了《新生》板報，用16開的白紙寫成文章貼在板上，供大家閱覽。板報還登載一些小故事、笑話、謎語等，這些活動無疑調節了戰俘們枯燥而繁重的勞役生活。

然而，事實上多數戰俘政治學習的效果並不理想。首先，不少講授者本身就是日本戰俘，他們沒有系統接受過馬列主義理論教育，因而也就沒什麼這方面的理論素養，此前更沒有講授過馬列主義理論，僅懂得點俄語、有些文化而已，如此就被安排講授艱澀的馬列主義理論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現年70多歲的日本東村山市的退休教師益田實，當年是日本戰俘之一，多年後他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我1米73的個兒，戴著深度近視眼鏡，乍一看像是個知識分子，於是戰俘民主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對我說：‘從明天開始，給大家講解這個。’這是一本我從來沒見過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厚一公分左右，我只好天天開夜車閱讀，然後給人講解。幸好沒有出醜就講完了，當時可真是如履薄冰啊！”

其次，作為勞改所政治學習活動受眾的日本戰俘大多數人文化程度不高，這也影響了政治學習的效果。不少人都是剛入伍才一兩年就淪為戰俘了，年紀還不到20歲，只有國小或國中文化，有些乾脆就沒上過學，整體文化水平不高，接受馬列主義理論顯然比較吃力。中國末代皇帝、後來成為日本人傀儡的溥儀在押蘇聯期間也曾參加過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的這種政治學習，他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了自己當時的感受：“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糊里糊塗。我自己心裡只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聽‘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麼個吃法？’……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溥儀尚且聽得如此“糊里糊塗”，那些沒什麼文化的日本戰俘聽課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蘇聯勞改營當局盛行做表面文章

日本戰俘政治學習效果不理想，還緣於蘇聯勞改營當局盛行做表面文章。戰俘們按照政工人員的要求展示“思想改造成果”，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理論和思想的忠誠和信仰。當局將戰俘們的各種活動拍攝下來：“戰俘們在食堂就餐”，“戰俘們在理髮館理髮”，“戰俘們在醫院就診”，“戰俘們在搞體育比賽”，“戰俘們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照片還被裝訂成冊，旁邊配注了有關戰俘幸福生活的說明文字或忠實於斯大林的誓言，然後作為“思想改造”的成果送交上級部門。這些相簿不僅是展示給蘇聯人民看的，更主要是展示給全世界各國人民看的，以此表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及其對人的特別改造功能。至於戰俘們究竟真正理解並掌握了多少馬列主義理論，又有多少戰俘通過政治學習成為了初步的民主主義者、培養了對蘇聯的友好情感，勞改營當局則不會太當回事。

而戰俘們表面上積極參加政治學習，也不過是為了生存下去而裝裝樣子。他們擔心一旦流露出對政治學習的不滿和厭煩，就會被送到位於蘇聯腹地的戰俘懲戒所，或者會被推遲遣返回國。就連曾經殘暴地對待共產黨人、無情摧殘反戰人士的原日本憲兵也都變得“自覺”起來。日本久留米市的農夫平野好郎，在回憶蘇聯勞改營裡推行的“民主化”活動的有關情況時說：“這事發生在西伯利亞第19號戰俘所，時間在昭和22年(公元1947年)2月前後。紅軍將我們這萬名戰俘集合起來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門心思想回家。我們充滿了恐懼……原先的憲兵們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擊隊’，‘民主化突擊隊’的勞動條件格外艱苦。每天早晚，他們進出營地時，扯著嗓子高唱‘紅旗歌’和‘國際歌’。他們裡邊就有那些……一貫壓制反戰理論、反戰學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現在他們搖身一變，變得讓我們目瞪口呆。”

積極參加政治學習會給戰俘們帶來一些實際的好處。前文引述的《歷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祕》一書中指出：“那些同政工人員有接觸的戰俘的日子過得好一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俘人員受到提高飲食標準的獎勵，積極分子被送到所謂的休養房去過上10～12天的好日子，在那裡，戰俘們可以穿上清潔的內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政治學習以及“民主化”教育活動，使對戰俘的管理出現了一個非常滑稽、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蘇聯管理人員非常善於利用日本戰俘中存在的等級秩序，借日本軍官來管理日本士兵，從而有效地完成勞動任務;另一方面，政工人員又推行“民主化”教育活動，試圖消除日本戰俘中存在的這種等級秩序。當年的日本戰俘山崎幸男多年之後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蘇聯方面在戰俘營實行戰俘自治原則，這導致了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剋扣配給等情況的發生，但是與此同時戰俘營裡也發生了反軍方的鬥爭。”山崎幸男這裡所說的“反軍方的鬥爭”，就是日本士兵戰俘反對日本軍官戰俘的鬥爭，而這種鬥爭自然是得到了蘇聯勞改營政工人員首肯的。

有日本戰俘被髮展為蘇聯情報人員

蘇聯還在日本戰俘中發展了一批自己的情報人員。俄羅斯學者格列布·車爾尼雪夫斯基在2001年8月31日《獨立軍事觀察》上發表的《學習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日本武士做夢都不曾料想過：他們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著作，然而，這確實發生了，就發生在蘇聯戰俘營裡。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嘗試著樹立共產主義信念。否則，他們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國都會成問題。不過，並非所有的‘勞動改造和政治學習的優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國……我們的特工人員在戰俘們中間開展活動，培養‘自己的幹部’。思想‘改造’的結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產黨員出現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戰俘營裡充當蘇聯當局的祕密情報員，告發自己的同胞。”

每逢日本的廣島、長崎遭受美國人原子彈轟炸紀念日，蘇聯勞改營政工人員對日本戰俘的態度相對於平時而言就會變得比較有人情味。他們會給戰俘一些食品甚至伏特加白酒，安慰他們不要過於悲傷，同時也不忘記“責怪”幾句美國人的無情。這時，動了真情的日本戰俘有的會哭得很厲害，一些日本戰俘還含著眼淚說他們憎恨美國人、熱愛蘇聯人。

1949年初，日本戰俘被准許與家人通訊，每人先准許通一次信，用的是雙頁明信片，一頁寄往家裡，另一頁是家人回信用的。回信地址是蘇聯XX地區XX號收容所，沒有標明地名。明信片不允許寫太多的字。蘇聯方面規定，戰俘只准許寫自己的事情，不允許介紹與自己無關的情況，在經過蘇聯方面的檢查之後明信片才能由專人統一發出去。戰俘民主委員會的委員可享有一定的“特權”，可以多發幾張明信片。

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報刊報道了這樣一件真實的事情：有一年春天，正逢汛期，一名日本戰俘冒著生命危險，縱身跳入冰冷的水中，將不慎掉入水中的勞改營主任的兒子救了上來。此後，這名日本戰俘在勞改營裡的狀況和生活條件得到了改觀。後來當這名日本戰俘被遣返回國的時候，勞改營主任眼含熱淚送別了他。歲月荏苒，一轉眼幾十年過去了，這位當年救人的日本戰俘，已經成了一個大老闆，他打聽到當年被他從水中救上來的那位小男孩的住址(這時，小男孩的爸爸——當年的勞改營主任早就去世了)，邀請小男孩一家人去日本作客，還送給他們一輛嶄新的豪華汽車。不過，就筆者看來，當年這位日本戰俘冒著生命危險救人，與其說是蘇聯方面推行的政治學習、“民主化”教育運動和思想改造的成果，倒不如說是他渴求能夠生存下去並平平安安地返回日本的求生本能和動機起了作用。

戰俘問題從來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沉重話題。蘇聯勞改營對日本戰俘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時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現象，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這一問題跟一系列問題一樣，長期以來一直被遮以神祕的面紗。以解密檔案為依據，還歷史以真實，無疑有利於世人對這段歷史真實面目的真切認知。（來自新浪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