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什麼會滅亡？朝廷太無能財庫早已虧空了

從比較嚴格的意義上說，清廷退位後並沒有丟掉江山。經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廷只是退出了“大中國”的政治舞臺，皇帝還是那個皇帝，國名還是那個國名，只是“大清國”變成了“小清國”。原先一個龐大的帝國，其領土只剩下紫禁城那個大宅子。

假如不是溥儀後來遇人不淑，違背清廷與民國的契約試圖復辟。假如小朝廷能有一兩個真正的能臣、忠臣幫襯著把握航向，“小清國”即便到了今天，即便經歷過幾次“大中國”的天翻地覆，或許依然能夠存在，那將給今日中國一種什麼樣的觀感呢？反觀清廷最後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清廷終結的最關鍵原因，不是腐敗、內鬥，不是敵人太過強大，主要是因為自己沒有把握好機會，幾次在關鍵時刻看對了病，用錯了藥。有時，藥也是對的，只是遲了，錯過了治療時機。

革命是無法告別的

要說清末政治改革的起源，不能不說到孫中山的排滿革命，假如沒有它從外面一再推動，即便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經過戊戌維新的失敗，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摧殘，清廷或許依然很難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從統治者的立場看，任何政治統治者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在清廷政治終結前至少70年的時候，敏感的龔自珍就真誠期待清廷“自改革”。那時西方勢力還沒有對中國形成巨大壓力，中國如果就此進行改革，或許能夠比較坦然地步入近代化的快車道。

當然，歷史無法假設。中國在經歷了鴉片戰爭之後又沉默了20年，統治者以僥倖之心期待以不變應萬變，期待照舊統治下去。

無奈20 年的沉默沒有等來和平與安寧，等來的卻是列強急需大規模開拓中國市場，國內民眾也因種種原因不願照舊被統治下去，洪秀全的太平軍其實就是對天下不太平的暴力抗爭。也正是出於對這些暴力抗爭進行鎮壓的需要，清廷終於在1860 年代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但是，作為入主中原的一個周邊族群，清廷要學習西方，面臨的反對力量真是太大了，最初階段只能一再向那些反對力量進行解釋，強調學習西方只是學習中國現在所缺乏的科學技術，這些都是“末”， 都是“用”，並不涉及中國政治統治的“本”和“體”。最初階段的這些解釋或許是有意義的，但到了1880、1890 年代，清廷繼續堅持“中體西用”的立場可能就走向反動了，此時這個口號不再是學習西方，而是反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對中國的影響。

“中體西用”造成了畸形繁榮，如果從經濟回升、軍力增長這些方面來說，中國到了1894年的時候，也許真的重現了大清王朝的輝煌記憶。然而這種輝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一場尚未正式開打的區域性戰爭就可將這個泡沫徹底戳穿。

甲午戰後，對於中國的發展，知識人、思想界及政界有著相當的分歧，官方和靠近官方的輿論比較傾向於改良，傾向於向剛剛打敗自己的日本人學習變法進行維新，於是有了此後數年的維新運動。但此時還有一個非主流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邊緣化的想法，這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堅決排滿革命。

必須承認，孫中山的這個認識是不得了的，是近代史上的先知先覺。這對於清廷的政治改革來說，始終是一個外部壓力。用戴鴻慈1905 年當面告訴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的話說：如果不實行君主立憲，不進行政治改革，大清國就會被別人把命革掉。與其讓別人革命，不如自改革，君主立憲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可以消弭革命，使愛新覺羅萬世一系，使大清王朝皇位永固。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期待中國不要發生暴力革命的想法都是一廂情願的善良。政治上的正確選擇是：要想阻止暴力革命的發生，就必須有一個適度的外部壓力促使統治者去主動變革，以變革反制革命;而不是告別革命，讓改良獨佔鰲頭——果如此，改良失去動力，不會成功。歷史從來如此。

內閣名單一公佈，火山立即爆發了

孫中山暴力革命的壓力，還有其他革命團體的暗殺、暴力革命，尤其是清末最後10年此伏彼起的數千起民變，都是促使清廷走上政治變革的力量。革命就是清廷政治變革的動力。在這些動力以及其他國際國內因素的促使下，清廷在1901 年開始了新政，在1906 年開始了預備立憲，期待用9年時間準備，將中國建設成與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的現代國家。

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1906年的“預備立憲”，在過去100年革命話語中，在勝利者的口吻中，總是給予一種不真誠的評價。其實，這可能帶有成王敗寇的傳統意識，並非從歷史本身去說明歷史。因為不論從任何方面說，作為“家天下”的“業主”，愛新覺羅家族應該比任何一箇中國人都更關心自己的天下是否能夠長治久安，他們在1908年頒佈的《憲法大綱》，或許有後來革命者所指責的問題，比如君主權力過大而約束力量太小，但我們很難說清廷在涉及國家根本體制變革問題上猶如兒戲，朝三暮四。

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僅僅兩年的時間，先前支援清廷立憲的立憲黨人都覺得憲法大綱對君主權力的規定太寬泛了，君權幾乎不受約束，除了增加一個御用議會外，君主立憲體制下的君主與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君主，並沒有本質區別。革命黨人說清廷的預備立憲就是存心欺騙人民、拖延革命，立憲黨人在兩年後也越發覺得革命黨人的這個判斷有道理。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

其實，問題的答案就在光緒帝那裡。現在很多人聽信過去康有為那撥人的宣傳，以為光緒在1898年之後被慈禧禁錮。其實此事根本沒有發生過，可以說是康有為的臆想。真實的情形見諸清廷全部官方文獻。根據官方文獻，光緒帝不是一般的強勢，所以在1908年頒佈的憲法大綱中才規定君權至上、君主大權獨攬，只是新成立一個議會作為御用機構，或智囊團，或參謀部。這一點與日本、俄國及德國的君主立憲非常相似，其實也比較合乎中國的實際。

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欽定憲法大綱》剛剛頒佈未及實行，強勢的政治領導人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就在不到24小時內相繼去世，一個龐大帝國的政治權力在匆忙的情形下轉給了一個3 歲小皇帝，當然真正的實際權力被賦予這個小皇帝的父親，也就是光緒帝的親弟弟攝政王載灃。慈禧太后在臨終前還有一個叮囑，要求載灃在遇到重大問題時應請求隆裕皇太后即光緒帝的未亡人拿主意。

就一般情形而言，清廷的政治安排是對的，因為在“家天下”的歷史背景下，清帝國的最高權力當然應該轉移給與皇室關係最密切的人。只是問題在於，由於光緒帝是政治強人、威權主義，欽定憲法大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獲得國人特別是立憲黨人認同的，現在突然換了一個小皇帝和一個顯得比較懦弱的攝政王，於是立憲黨人對於先前的政治契約開始有所反悔。此後一而再、再而三的國會請願運動，儘管有外交危機作為背景和理由，但如果仔細推究這三次國會請願運動，那些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立憲黨人的真正意圖就是因為強勢領導人不在了，為什麼不能在已經確定的政治方向上走快些，為什麼還一定要堅持“九年籌備”的約定呢？

實事求是地說，立憲黨人的要求也曾引起清廷新政治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攝政王在堅守“有計劃政治”承諾的同時，也適度調整了立憲步驟，在第三次國會請願運動時，在資政院、各省督撫相繼呼籲後，尊重民意，將立憲的籌備期縮短為5年。5年不過彈指一揮間，所以儘管還有一些人不甚滿意，但大部分立憲黨人也接受了這個決定，相繼返回各省從事具體的政治建設去了。1910年下半年和1911年上半年的中國，應該說大致上風平浪靜，除了孫中山革命黨人發動一場廣州起義外，各地其實都在期待著清廷平靜進入君主立憲的新階段。

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計劃公佈了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原本風平浪靜的中國立即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因為13名內閣成員中竟然有9名出身皇室或皇族。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們的滿腔熱情和誠意似乎被這個決定給褻瀆了。改革的侷限性、統治者的侷限性在這裡暴露無遺，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

皇權既得利益者才是肇亂之源

國內外寄予如此重大期望的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竟然在一夜之間弄成這個樣子，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按照攝政王稍後的解釋，任命百官是1908年憲法大綱賦予皇上的專權，任何人無權剝奪。至於大家都討厭的皇室或皇族子弟在內閣中佔有絕對多數，攝政王的解釋是，按照君主立憲的原則，滿漢之間在立憲之後就沒有身份的不同了，除了皇室外，皇族這個特殊階層也就不存在了，大家一律平等了，既然沒有了滿漢區分，何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這種說法呢？

如果僅僅從清廷特別是攝政王的立場上說，這兩個解釋當然是成立的，1908 年的憲法大綱確實規定了任命百官是皇上的專權。只是此一時彼一時，那時的皇上是光緒帝，英明剛毅，現在的小皇帝剛剛離開襁褓，還沒有上學，還沒有起碼的常識，如何能夠援引先前的規定而繼續壟斷權力呢？即便立憲黨人沒有將這一層意思說穿，那你攝政王怎麼就不能理解這一層呢？

至於第二層，滿漢必將在立憲體制達成後自動消除，大家都不分滿漢了，何來政治上的不平等呢？這個說法從滿洲人的立場看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既然有滿漢差異了，那麼新出臺的這個責任內閣為什麼沒有反過來，讓漢大臣佔絕對多數呢？況且在改革前，漢大臣在內閣在中央各部院中所佔的比例大致是一比一，現在改革了反而弄成這個樣子，這究竟讓漢大臣情何以堪？這不是在用事實證明孫中山革命黨人十幾年來所宣揚的民族主義是對的嗎？

皇族內閣的出臺時間是1911年5月8日，鐵路國有化政策的出臺是第二天，各地因這兩件事情而發生騷亂也就從5月開始，但清廷直至9 月一直心存僥倖，一拖再拖，始終不願讓步和妥協。到了9 月中旬，鐵路國有化政策引發的保路運動發生流血衝突，僵持了4個多月的政治格局終於因流血而破局。10月10 日，湖北新軍在武昌發難，以軍事譁變迫使清廷必須儘快做出抉擇。湖北新軍譁變的意義是清廷十多年來培植的國之柱石開始反叛，而這個反叛不是因為經濟利益而是因為政治，因為新軍將領和士兵對全國性的混亂已經看不下去，他們希望朝廷能夠順從民意、調整政策、恢復秩序，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體制。

不能說清廷對湖北新軍的動向毫無意識，沒有反應。清廷的反應是及時的，但從後來看，清廷的第一反應是與湖北新軍的期待相反，不僅不對湖北新軍的要求給予積極迴應，反而下令用鎮壓化解危機。結果危機從武昌一地向外擴散，長沙、太原等地新軍相繼響應湖北新軍，宣佈獨立，加入向朝廷施壓的陣容。不得已，朝廷起用下野三年的能臣袁世凱，並不斷擴大對袁世凱的授權，至攝政王引咎辭職，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宣佈。

應該說，清廷通過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而做出的讓步是巨大的，這個讓步如果在一兩個月前發表，那不啻是人民之幸、國家之福。人民一定會發自內心山呼萬歲。然而現在，第一，時間遲了。第二，清廷儘管宣佈了十九信條，但其內部對於權力還沒有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滿洲貴族也就是那些君主專制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從陰謀論的立場解讀人民的要求。

於是，最應該成為政治變革先導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反而成為障礙，成為中國再進步的阻力，成為革命的物件。他們逆潮流而動，不但無法挽救大清，反而成為“小清”後來的負擔或肇亂之源。所以，儘管辛亥參與各方在後來就政治變革達成比較圓滿的妥協，對於皇族包括可憐的小皇上、隆裕皇太后等都給予尊嚴與優待，但對於滿洲貴族尤其是稍後演變成宗社黨的那一部分滿洲貴族，則不願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