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頭子戴笠與郁達夫老婆不為人知的私情

在民國年間，在現代文學史上，王映霞都是大名鼎鼎。她與郁達夫的故事，一直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王映霞當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美譽，時人送她“荸薺白”的雅號，來形容她驚人的美麗。

王映霞一生中的兩次婚事都轟動一時，初嫁郁達夫，再嫁鍾賢道。其實在婚外，她還有兩件隱祕的情事，與兩大政客有染，一是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另一則是“特工王”戴笠。

王映霞1908年生於杭州，其父金冰遜很早就去世了，她隨母親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並隨母姓。她自幼跟著外祖父研習詩文，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杭州女師人才輩出，王映霞是她們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學皆優，相貌又出眾，在女師的名氣很大。學生時代的王映霞愛好文學，對文壇的風雲人物很關注。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後來才知道郁達夫，並對郁達夫的文才十分傾倒。

郁達夫是位風流才子，他十三歲在富陽高等國小堂讀書期間，與比鄰的“趙家少女”，就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大約在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戀情。留學日本期間，他與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產生過戀情。後藤隆子被郁達夫暱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玉兒也是侍女。1919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期間多次嫖妓，並寫下成名作《沉淪》。

1917年，二十一歲的當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時，奉母命與鄉紳大戶孫孝貞之女孫蘭坡訂婚。後郁達夫為孫蘭坡改名為孫荃，意即孫家香草之意，愛惜與尊敬充盈其間。

1922年3月，郁達夫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歸國。5月，他主編的《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7月，其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發表。1923年至1926年間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師大、廣東大學等校任教。1926年底返滬後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編《創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此間，他在安慶時與妓女海棠曾產生荒唐戀情，在北京與妓女銀娣也有頻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達夫才在情場上浪子回頭，專心於對王映霞的感情。

郁達夫和王映霞相識於一次很偶然的機會，那是1927年，他三十一歲，王映霞才19歲。邂逅王映霞，郁達夫驚為天人，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這位青春美麗的才女也經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於是兩人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1928年4月，郁達夫、王映霞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兩顆心走到了一起，共度人世風雨。

富春江畔，郁達夫名義上的夫人孫荃仍伴著鬱老夫人苦守閨愁;上海灘上，郁達夫終抱得美人歸。不管怎麼說，這對美人才子的結合，在當時的文壇被傳成佳話。當時柳亞子贈詩郁達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侶”一句傳誦一時。

郁達夫並未給王映霞隆重的婚禮。像一切純情少女一樣，王映霞醉在愛情的濃蜜中，顧不上計較。她對郁達夫也無盡地滿意，甚至還在自傳裡寫：每月開支為銀洋200元，摺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1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60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婚後王映霞發揮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盡所能與郁達夫共同建立一個愛的窩巢之外，並有目的地每天準備了雞汁、甲魚，黃芪燉老鴨，想盡了辦法要把丈夫的肺癆病體加以補養。郁達夫也以“日記九種”的形式把他對王映霞的愛登在報刊上，使人們都知道他有一位賢淑、聰明、美麗的好妻子。這時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了，夫妻倆更加恩愛有加，過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舉家由上海遷到杭州，建了一座“風雨茅廬”居住下來。

郁達夫夫婦移居杭州後，與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極喜結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為一顆交際明星。與其相識幾十年的汪靜之曾經說過：“王映霞最愛郁達夫帶她去認識所有的朋友，專門同人家交際。”

對於自己當時的這一段生活，王映霞自己也回憶說：“(初回杭州)，這就很自然地給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比如，今天到了一個京劇名角，捧場有我們的份;明天為某人接風或餞行，也有給我們的請帖。什麼人的兒女滿月，父親雙壽，乃到小姨結婚等等，非要來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們竟無半日閒暇，更打破了多年我們家中的書香氣氛。我這個寒士之妻，為了應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由疏而親，由親而密了。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正是我們那一時期熱鬧的場面。同時因為有東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飽嘗了遊山玩水的滋味，遊歷了不少名勝。”

王映霞之美，令時人歎為觀止。據當年曾去過“風雨茅廬”的日本歷史學家增井經夫回憶：“(王映霞)漂亮得簡直像個電影明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顆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頻頻向我敬酒，說‘增井先生，乾杯！’時，就把喝乾了的酒杯倒轉來給我看，確是慣於社交應酬的樣子。又有她那深綠色翡翠耳環和手鐲，在燈光下搖曳閃爍的情景，至今還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來，那個時候大概是鬱先生最幸福的時期吧，一下子就在飯館裡款待十個客人，實在是豪興不淺。”

這裡郁達夫以朝雲比王映霞。朝雲是蘇東坡的小妾，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蘇東坡對朝雲非常鍾愛，在她死後曾作《悼朝雲詩》寄託哀思，朝雲因此以古代文人侍妾的代名詞而名世。郁達夫此詩題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當，所以後來他又將“朝雲”改為“霞君”。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婦身份可謂“名至實歸”：鬱母七十大壽時，郁達夫曾帶王映霞回富陽老家拜賀。壽堂前鬱母高坐，原定由各門夫妻依次同拜，鬱母臨時又改變了主意，改由男歸男，女歸女，從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壽。郁達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輪到小房媳婦拜壽時，王映霞剛欲上前跪拜，孫荃見狀從左側快步插入，搶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鬱母見小房媳婦孫荃拜過了，就從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壽結束。

達夫鬱的贈詩及鬱母與孫荃的態度都明白無誤的說明在鬱家王映霞不過是“姬妾”！這是王映霞所無法容忍的。思想上的距離、年齡上的懸殊、性格上的差異，使他們隔膜愈來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讓郁達夫寫了“保證書”和“版權贈予書”給王映霞。從此，郁達夫對王映霞產生了一個非常壞的印象，他覺得王映霞把金錢、物質看得比什麼都重，是一個未脫盡世俗的女子。於是“幻滅的悲哀”湧上心頭。此後，二人誤解日深，裂痕越來越大。

後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又發現了戴笠與王映霞亦有染，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迴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1990年代初，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撰文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祕密，文中說王映霞曾經在武漢為戴笠打過胎。

汪靜之與郁達夫在1922年夏參加《女神》出版一週年紀念會上一見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師範時的同學，兩家由此來往密切相交甚篤。據汪靜之回憶，1938年春夏間他與家人到武昌避難，當時達夫也全家在武昌，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臺兒莊大捷後，郁達夫隨政府慰勞團到前線勞軍，有一天王映霞對符竹因說：“我肚裡有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裡請醫生打掉。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請靜之陪我到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聽了滿口應承，吩咐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漢口一傢俬人開的小醫院裡作了流產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郁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汪看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鬱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麼不高興？孩子說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說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後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嚮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麼要在郁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祕密》中說：“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

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於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於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郁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郁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的回憶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鬱、戴還是前後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係的，這層關係可能是鬱、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日記中。當時鬱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並且還是“又送”，可見鬱、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戴笠其人，據其朋友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皁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藉機接近王映霞。

郁達夫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祕書的蔣授謙回憶，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適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而達夫則憚於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說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贊盛治，深以為幸。”郁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並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鬱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只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於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發現王映霞與戴笠的姦情後，郁達夫憤怒已極，而王映霞卻無所謂，乾脆不辭而別，郁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晒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郁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併成詩一首：

鳳去臺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

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侯門”當指戴笠的府邸，對它郁達夫只能是“更斷腸”。但郁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啟事，使得王映霞顏面盡失，肝腸寸斷。於是戴笠通過中間人來做郁達夫的工作，郁達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啟事”，王映霞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於是言歸於好。這時武漢局勢吃緊，郁達夫答應了新加坡星州日報之聘，帶著王映霞遠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後，難捨遠方的情人，天天與郁達夫吵架。郁達夫忍無可忍，便將“毀家詩記”寄到香港的《大風旬刊》發表。內容包括兩年來鬱、王婚姻觸礁的點點滴滴。用十九首詩和一闋詞，事無鉅細全部記錄了下來，並加以註釋，用詞尖刻，不留餘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掃地，氣得七竅生煙。一連寫了幾封信寄到《大風旬刊》，大罵郁達夫是“欺膝世人的無賴文人”、“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的小人。”於是互揭瘡疤、形同分水、冷戰分居，最後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聞。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隻身返國。經香港飛往戰時首都重慶，鬱、王兩人在新加坡、香港、重慶分別刊出離婚啟事。郁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動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無法挽回了。後來郁達夫在新加坡與廣播電臺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長大，暨南大學文科畢業。中英文造詣均佳，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銀鈴般的聲音令人著迷。然而由於郁達夫兒子的堅決反對，兩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戰火迫近新加坡。郁達夫輾轉逃到印尼，娶了華僑少女何麗有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郁達夫無緣無故地被人誘出殺害，屍骨無存，終年49歲。後來謠傳又起，給郁達夫加上了一條為日本憲兵隊任翻譯的漢奸罪名。至今郁達夫之死，仍然是個迷，好事者猜測，多半是戴笠的軍統趁亂世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