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梁啟超：兩房妻子皆賢惠 子女個個是才俊

梁啟超共有有 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啟超(1873年—1929年)，近代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援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啟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瞭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啟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啟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出席證婚。梁啟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啟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啟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 3月 8日，梁啟超因尿血癥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啟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啟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閱後大為讚賞，蔣便請樑為此書作序。不料樑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啟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1924年 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啟超為此寫下了《祭樑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裡。

梁啟超共有有 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長女樑思順(1893年—1966年)：

詩詞研究專家

樑思順出生於廣東新會，畢業於日本女子師範學校。她自幼受到父親的薰陶和教育，愛好詩詞和音樂。梁啟超在世的時候，思順長期擔任父親的助手，並盡心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啟超的喜愛。在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她曾擔任梁啟超的日語翻譯。梁啟超逝世後，她精心儲存了父親的許多信件，後來成為《梁啟超年譜長編》的重要素材。她還編有《藝蘅館詞選》，此書1908年初版，後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她操守高潔，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後，她獨自撫養4個孩子，雖然生活十分困難，但她卻堅決不肯為日本人做事;抗戰勝利以後，她又拒當“國大”代表，並向解放區捐贈衣物。她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曾參加北京女青年防癆協會。新中國成立後，已過花甲之年的她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曾任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和中央文史館館長。

長子樑思成(1901年—1972年)：

建築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樑思成1915年進入清華學堂學習，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學，後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獲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後，他去了條件十分艱苦的東北大學，並在那裡創辦了我國北方的第一個建築系。“九一八”事變前夕，他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從事中國古建築的研究。他率先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我國的建築進行了分析研究，為中國的建築史研究開拓了道路。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編撰了我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並用英文為外國讀者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國建築史圖錄》，讓中國建築在國際上閃耀著燦爛的光輝。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深感國家建築人才的缺乏，因而著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解放後，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領導並參加了國徽圖案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指導整修了懷仁堂。

樑思成長期從事古建築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建築理論、建築教育思想、城市規劃理論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觀點，是我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也是我國建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薦為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同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因他在中國建築學術上的重要貢獻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技術科學部委員。他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72年，在動亂中受盡屈辱和折磨的樑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樑思永(1904年—1954年)：

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樑思永出生於澳門，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過的。1923年，樑思永自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畢業，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東亞考古，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期間，樑思永曾一度回國到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1930年夏天，樑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回國參加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龍江參加了昂昂溪遺址的發掘。1931年春，他參加了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同年秋季，他又參加了山東歷城(今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範疇。他還第一次從地層學證據上明確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先後順序及它們與商代文化之間的關係，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重大發現。1934年，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出版，這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抗日戰爭爆發後，樑思永跟隨史語所撤退到長沙，後經桂林入昆明，最後到達四川李莊。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中，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該成果一直影響到目前對龍山文化型別的進一步劃分。

樑思永一生致力於考古事業，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有《樑思永考古論文集》傳世。他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 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4年 4月 2日，長期帶病堅持工作的他心臟病發作在北京逝世，終年50歲。

三子樑思忠(1907年—1932年)：

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樑思忠從日本回國後不久又到了美國，先後在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20世紀30年代初畢業回國，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入伍後，由於留學資歷和傑出才幹，他很快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滬抗戰中，樑思忠表現相當出色。可惜此後不久，年僅25歲的他卻因患腹膜炎服錯了藥、貽誤了治療時機而去世。

次女樑思莊(1908年—1986年)：

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1925年，遵照父親梁啟超的囑咐，樑思莊被大姐樑思順帶到加拿大讀書，先是在渥太華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後考入麥基爾大學攻讀文學。1930年，她獲得了麥基爾大學的文學學士學位。次年，她又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學習，並獲得圖書館學士學位。1931年學成歸國後，她立即投身於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先後在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從事西文編目工作。1936年，樑思莊重返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西文編目組長、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戰爭而南遷的成都燕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1946年，燕京大學遷回北京後，她繼續擔任圖書館西文編目組組長，後任圖書館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學院系調整後，樑思莊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語言，對各種西文工具書和書刊資料十分熟悉;她擅長西文圖書的分類編目，被公認為我國圖書館西文編目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西文圖書編目的基礎，並且在目錄學領域有獨創;她一生致力於圖書館西文編目、參考諮詢和教學工作，為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嘔心瀝血、默默無聞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屆古稀之年的樑思莊當選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並代表中國圖書館學會赴菲律賓參加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1981年 4月，積勞成疾的樑思莊患上了腦栓塞。此後，她因病臥床五載，於1986年 5月20日去世。

四子樑思達(1912年—)：

著名的經濟學家

1935年，樑思達從南開大學經濟系畢業，隨即考上該校的碩士研究生，並於1937年取得碩士學位。他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抗戰期間曾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和中國銀行長沙支行任職，1949年調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後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祕書處，後在調研處任統計科科長，兼做內部資料的編輯工作。他曾經參加中國科學院經濟所《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編寫工作，並於1965年主編了《舊中國機制麵粉工業統計資料》一書。他1972年退休，退休後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樑思懿(1914年—1988年)：

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樑思懿於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備班，準備三年後進入協和醫學院學醫。後來，為了參加革命，她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並自1935年下半年開始投身於學生運動。她思想活躍，積極進步，曾任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大隊長，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幹，是燕大學生領袖，為“燕京三傑”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南下進行抗日請願，後來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從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國，在美國學習美國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國即將誕生的訊息後，她立即離美回國，先後任齊魯大學女部主任、山東省婦女聯合會主席，後調至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顧問，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多次代表中國參加國際紅十字會議。她還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病逝於北京。

四女樑思寧(1916年—)：

光榮的革命軍人

樑思寧生於上海，早年曾就讀於南開大學。1937年日軍轟炸南開，她被迫失學。1940年，在三姐樑思懿的影響下，樑思寧投奔了新四軍，在新四軍 123支隊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陳毅元帥曾對建築學家樑思成說：“當年我手下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陳毅元帥所說的梁啟超的女兒即樑思寧。1948年，由於“左”的思潮影響，樑思寧被開除黨籍，自此蒙冤35載，一直到1983年才恢復黨籍。離休後，樑思寧一直住在濟南某部隊幹休所內。

五子樑思禮(1924年—)：

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樑思禮出生於北京，1941年隨三姐思懿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修無線電，後又學了自動控制。在普渡大學期間，他僅用兩年的時間就修完三年的課程，並於1945年取得了該校的學士學位。隨後，他又獲得了辛辛那提大學(cincjnnati)碩士(1947年)和博士學位(1949年)。1949年10月 1日回國後，他被安排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訊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並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12年科學遠景規劃”起草工作，負責起草我國運載火箭研製的長遠規則。1956年，他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系統研究室主任。此後，他先後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和運載火箭的控制系統研製試驗。他是我國自行設計並於1964年實驗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並在以後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製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制導系統;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震驚世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他還是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的遠端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控制系統研製工作的負責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國首次把積體電路用於彈上計算機，並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還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端火箭的飛行試驗。

樑思禮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獲“何樑何利獎”，1997年 9月榮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此外，他還曾獲“何樑何利基金獎”，擔任過航天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