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另一種觀察 社會的凝聚力導致了失敗

即使用今天的標準衡量，中日甲午戰爭也可稱得上是一場規模大、影響大的區域性戰爭。在這場較量中，日本“以小搏大”卻能完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達成了戰術的速動，更實現了戰略的速決。

日本的戰爭決策速度、力量動員速度、部隊機動速度都遠遠快於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關鍵性的作戰均是速戰速決。1894年6月2日，日本做出入侵朝鮮、與清軍開戰的決定，3天后就成立了戰時大本營。日軍攻佔平壤僅用兩天時間，突破鴨綠江防線只用3天時間，著名的黃海海戰持續5個多小時。從戰略上看，作為一場改變兩國命運的戰爭，戰場從朝鮮半島一直擴充套件到遼東半島、山東半島，還包括黃海、渤海廣大海域在內，可是整個戰事前後不過9個月的時間。試想清軍如果能跟日軍打一場戰略持久戰，以當時日本的條件恐怕很難撐過三五年。其實早在1874年，日本駐華公使柳原前光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中日兩國如果發生戰爭，“我求利在於速決，彼求利在於緩慢”。真可謂勝負快慢之間，日本靠快、靠速決贏得了甲午戰爭。

可為什麼日本能快、能速決呢？透過甲午戰爭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是中日兩國社會的散與聚、體制的重與輕、文化的閉與開，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國戰爭動能的大小之差和兩國轉身近代的拙巧之別、擁抱變化的拒迎之異。

社會的散與聚：戰爭動能的大小之差

按照物理學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決於動能的大小。戰場上敵對雙方的快慢，直接體現的是軍隊動能的強弱，從根本上講則是社會動能的大小。軍事的刀鋒由社會各個層面融合鍛造，戰爭檢驗著社會的凝聚力。

甲午戰爭時期的大清王朝，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思想、組織和軍事上，都處於離析鬆散狀態。秦山楚水呈現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現代交通設施薄弱而更顯遙遠支離;民眾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國家，思想家與決策者難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陸軍分離、直隸和兩湖的兵力分據、北洋水師與南洋水師隔海觀火……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人有一個十分尖刻但卻是一針見血的評述：清國“兵民處於四分五裂狀態”，“海陸軍隊更是支離破碎之極，其利害隔絕而脈絡不能貫通。直隸兵敗而兩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顧;北洋水師大敗而南洋水師不僅坐視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來，他們“不是與支那進行戰爭，而是與直隸省進行戰爭”。

與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對外部世界的鉅變，日本以“神道”信仰為基軸，以天皇崇拜為核心，顯示了獨特、高效的“縱式結構”。明治天皇在民權與主權、南進與北進、文力派與武力派、國粹派與洋化派的爭論中，選定並統一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在思想上，“維新之父”福澤諭吉、外相陸奧宗光向國民灌輸這是文明淘汰野蠻的戰爭;“國民思想家”德富蘇峰宣稱“文明”的日本對“野蠻”的中國和朝鮮動武，是傳遞“力”的福音;“近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丟擲“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擴張理論。當戰爭來臨之際，天皇、元老重臣、軍部、外交大員、思想家、媒體、民眾迅速凝聚成一臺高效的戰爭機器。甲午戰爭的發動和結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結果。

透過社會力量的散與聚，我們可以看到，甲午戰爭戰端未開其實勝負已定，戰局程序和結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們還聯想到《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軍民的抗日之戰。在這場保衛家園的戰鬥中，數十萬臺灣軍民的武器裝備落後、保障條件很差，但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同數萬日軍激戰4個多月，先後作戰100多次，使日軍付出死亡4800餘人、傷病2.7萬多人的重大代價。這充分顯示出人心散聚對戰爭的重大影響，體現社會內聚對於贏得戰爭勝利的極端重要。

體制的重與輕：轉身近代的拙巧之別

民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楊傑說：“國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強有力的政治制度。”“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強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戰爭的考驗之下才能辨別出來，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壞國防絹織的毒菌。”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體制，在戰時直接關乎戰爭力的生成與釋放，在平時則決定著戰爭力的積蓄。甲午戰爭作為中日軍事近代化的一場大考，無疑清晰地辨別出兩國政治軍事體制的功能強弱差別，更重要的是，它還揭示出兩國傳統政治軍事體制所具有的“輕”與“重”不同特質，正是這種特質決定兩國在轉身面對近代化時採取了不同的姿態。

長期以來，中國的封建政治軍事體制呈現週期性迴圈固化。漫長的時間、廣闊的空間、凝固的體制、傳統的思維相加，“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深深地凝結於民族精神和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政治神經極不靈敏的古老大國。晚清時期既是封建社會末世，又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這種體制笨滯僵化的弱點充分暴露出來。根據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觀察，中國社會“政治的神經不會傳達到十八省的各個角落，即便到達，其感觸也無異於刺激鯨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國人犯境，邊地之事也難以傳達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個蚊子一樣。”曾紀澤在《中國先睡後醒論》中承認，中國自醒自救的過程非常緩慢。像海軍這種建立在近代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軍事力量，確實需要體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撐，如果體制沒有創新，社會仍在沉睡，幾艘鐵甲艦之力無法挽狂瀾。即使在甲午大敗之後，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人想變法圖強，慈禧太后也決不允許。社會神經整體僵化，國家體制惰性十足，使中國在很長時間裡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進的動力。

日本在中古武人執政時代，逐漸打破舊有社會結構，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強”兩種思想取得平衡，並在這兩種思想當中留下了思考思維的空間，為求變圖新的活動開闢了道路。相對於中國追求把專制神權傳之萬世，日本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日本這種雙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轉身近代時要比中國輕鬆得多。從實際情況看，日本的軍部成為主導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股肱”勢力，日本軍人處於社會的最高層，而不像中國軍人那樣居於社會的最底層和邊緣、缺乏迴應軍事挑戰的激情，這意味著日本擁有一個比中國的文人階層更易受西方軍事技術影響並對此迅速反應的統治階層。當然，也正因為這樣衍生了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就整個社會結構而言，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與西歐封建末期極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制度的環境條件。當日本開啟國門與西歐接觸之後，不像中國封建體制的慣性巨大，而是很快顯現出符節相合、輕快轉身的特點。正如郭沫若所說：“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兩國近代化程度相差不遠，但是和洋務運動不同的是，日本新興工業生產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援民間集資製造輪船和武器，將官辦造船廠廉價出售給私人，並且制定措施獎勵民間造船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在求富求強方面，很快將清朝甩在了後面。

文化的閉與開：擁抱變化的拒迎之異

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中以快慢決勝負，其實是兩國文化心態封閉與開放所帶來的不同應變功效。

中華文化曾以強大的吸附力成為東亞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紀卻轉向自我封閉。18世紀末，乾隆皇帝對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帶來的先進武器不屑一顧，說出“天朝無所不有”的豪言壯語。妄自尊大曆來與因循苟且緊密相連。鴉片戰爭後，徐繼畲因為撰寫《瀛環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還因此被罷官;郭嵩燾介紹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紀程》，被列為禁書，朝野上下無他容身之地;黃遵憲刻印《日本國誌》無人問津，直到甲午戰爭後才被感嘆價值《馬關條約》賠款的兩億兩白銀。這些覺醒者的思想被認為是“學鬼蜮伎倆，有傷國體”。先進的觀念消耗在與守舊派的爭論和拉鋸中，淹沒在根深蒂固的防禦思想中，禁錮在“中體西用”窄小的變革空間裡。近代學習西方受到傳統思維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僅限於技術，海權矮化為海防。北洋海軍被當作活動的炮壘，沒有奪取制海權的願望和能力而採取絕對的守勢運動，最後被消滅在威海軍港之內。很顯然，自閉自大的文化心理，帶來的只能是行動遲滯和失敗。

島國日本和英國，被稱為歐亞大陸的兩隻耳朵，訊息靈通，善於學習。尤其是日本，一直處於人類文明邊緣地帶，沒有自己的“軸心文明”時代，其生存哲學是以強者為師、以敗者為鑑。日本先以中國為師，16世紀轉而學習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紀後掀起通過荷蘭瞭解西方的“蘭學熱”。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全力學習西方以“脫亞入歐”，不像清政府僅限於技術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與西方相通相同。

中日文化心理的封閉與開放，最終導致亞洲文化師生角色對換，中心與邊緣地位逆轉。甲午戰爭時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評價說：“兩國雖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現一種奇異的現象：即一方積極採取西歐文明，另一方卻力圖保守東方積習。”沒有經歷痛苦打擊而開放進取的民族具有前瞻性的智慧，經歷痛苦打擊而變革求新的民族具有適應性的能力，反覆經歷痛苦打擊才能艱難學習的民族將一次次與機遇失之交臂，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願意的人，領著命運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時間與空間一樣，是戰爭的重要維度，是戰爭運動的基本依託，是體現戰爭效能的顯著標志，是戰爭指導者能夠利用的一種資源，也是戰爭實施者的一種追求。甲午戰爭告訴我們，傳統戰爭雖然經常被人們認為是“大吃小”，其實同樣也是“快吃慢”。在戰場上，以慢吞吞對應快捷之敵，顯然是必敗無疑。以快勝慢，可以說是戰爭制勝的通則之一。認識到傳統戰爭的以快慢定勝負，更加有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資訊化戰爭“快吃慢”的實質。只有平時磨礪兵鋒，戰時才能迅疾如風;只有大力改革創新，兵鋒才會常銳不鈍;要想戰勝對手，首先必須不斷戰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