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方欲逃脫裁決 稱南京大屠殺責任在中國

1946年5月3日，舉世矚目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200個記者席上擠滿了各國記者，300個盟國旁聽席、200個日本旁聽席上座無虛席。

首席法官韋伯宣佈開庭。

隨後，首席檢察官基南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很長，經過兩天才宣讀完。

法庭上，這些昔日張牙舞爪、塗炭各國人民的戰爭販子自知罪孽深重，為逃避罪責，他們表現出三個特點：第一，繼續宣揚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理論。當被問及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戰火與災難時，幾乎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誕的立場上，異口同聲地闡釋著一個邪惡的道理。他們說：“日本有8000萬人口，而領土狹小，缺乏一切物質資源，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只能向滿洲、中國、朝鮮和東南亞擴充套件‘呼吸空間’。”

東條英機說：如果不進行戰爭，“我們的民族將等待毀滅。與其坐守待斃，還不如鋌而走險衝出包圍，去尋找生存的手段”。第二，這些戰爭罪人，頑固地用抵賴的手法否認罪行，辯解自己“無罪”。他們先是矢口否認日本的侵略和犯罪事實，接著在證據和事實面前，雖然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犯罪事實，但卻裝聾作啞，千方百計地推卸他們個人的責任。東條英機口氣最硬：“對一切訴因，我宣告無罪。”企圖逃避法律和正義的制裁。第三，美化他們發動的侵略戰爭。他們狡辯說：“滿洲國”是根據民意成立的;“大東亞共榮圈”不是侵略，日本對外戰爭是“自衛自存”，是為了“解放東亞民族”。

審訊之初，這些戰爭罪犯氣焰頗為囂張。如：曾任日本內閣陸相的阪垣徵四郎揚言要和中國檢察官大戰三百回合;東條英機準備了長達220頁的口供書，為自己和日本軍國主義辯護;土肥原賢二、荒木貞夫、鬆井石根等無不態度強硬地與法庭對抗。

為了逃脫正義的裁決，這些戰犯聘請了龐大的律師團，日、美籍辯護律師達90多人。日籍律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軍國主義分子。辯護團的總辯護人清瀨一郎原系專為侵略者出謀劃策的“國策研究會”成員;而美籍律師中也有不少人挖空心思地替戰犯開脫，有的律師甚至蔑視法庭。他們煞有介事地召來許多證人，這些證人多是在戰爭期間活躍的政客、軍人、官僚、財界要員、右翼分子乃至日本皇族。他們串通一氣，顛倒黑白，向法庭挑戰。其中尤以清瀨一郎為甚。

1947年2月，辯護方的反證階段開始後，清瀨一郎等人說：“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挑起的，成立“滿洲國”是民族獨立運動，“上海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都在中方，經濟掠奪是幫助中國“恢復”和“開發”經濟，“大東亞共榮圈”是世界主義的口號，珍珠港事件的責任在於美國，等等。

因此，東京審判充滿了鬥爭，是一場艱苦的鬥爭，是一場正義與邪惡、智慧與陰謀的激烈較量。

為證實日本戰犯的罪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檢察局傳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名證人提出書面證詞。最後，法庭認定4336件證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