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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京官曾國藩的日常開支 租房費為何成其負擔?

揭京官曾國藩的日常開支 租房費為何成其負擔?

曾國藩,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流傳於世的《曾國藩日記》和《曾國藩家書》,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是許多人案頭的必備書。

揭京官曾國藩的日常開支 租房費為何成其負擔?

在很多人眼裡,像曾國藩這樣的高官,日常生活一定奢侈,家中的錢財肯定堆積如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和當時天下書生一樣,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乃曾國藩畢生夢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在多年的寒窗苦讀中,耗盡了家中的錢財。

赴京任官之前,曾國藩雖取得功名,卻無俸祿可領。從家鄉湖南到北京路途遙遠,他本人需承擔車馬費200多兩白銀。抵京後,住房、官服、僕役等花銷也需個人買單。因此,貧寒書生即使金榜題名,時常也有因出不起路費而忍痛放棄的。曾國藩自有其法。他主要的融資方式,就是四處“拜客”。所謂拜客,就是拜會家鄉的官僚、紳士、名流、商賈、族人、親友等等,這些人無不慷慨道賀,送以錢財。1839年1~11月,他四次拜客,共198天。足跡遍及衡陽、青泉、耒陽等十縣州,行程1500公里。每次出門拜客,他也不會空手—贈送墨寶以表感激。拜客所得的2000兩白銀,除了用於路費、購置價格不菲的官服和抵京後的衣食住行外,還用於家中規模龐大的宴慶等。

金榜題名後拜客及收取禮金的習俗,混雜著中國傳統社會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也許有人認為,曾國藩以拜客的方式籌措資本,是一種赤裸裸的索取。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仍屬於正常行為。對此,晚年的曾國藩曾反思:“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1840年初,曾國藩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在翰林院經過類似今天的復考之後,才正式為官。中低等的京官,經濟待遇特別低下,以至於被稱為“窮翰林”。

晚清京官在住房方面,不享有補貼,只有個別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別恩賜。京官流動性大,時常有人升轉外放,或告老還鄉,在京住十年之久的並不多見。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多京官便選擇租房住。中小等的京官們雖然多數窮困潦倒,但為了維護官制的威儀,一般都要住一套像樣的四合院。曾國藩擔任京官之初,以年租金66兩白銀的價格,租了一套四合院,這可是他半年的俸祿。他在京任官13年,7次升遷,搬了8次家。伴隨著官級的擢升,其居住環境和條件越來越好,而租金也水漲船高。租房的開支,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負擔。除此之外,官服的花費也很驚人。清代官服由官員自費採購,而官服對質料、式樣、色彩、飾物等,都有著明確、繁縟的要求。因季節、出席場合的不同,官服也是種類尤多。有的官員,買不起官服只好長年借用同僚的官服。而曾國藩是極為講究的人,對官服尤為看重,家中僅他的官服,就有十多箱。

在京城為官,各種應酬和宴飲層出不窮,而曾國藩便被包圍在各種“規矩、禮數”中。春節、端午、中秋等節日,他都要給上級、長輩、親友送禮。作為文人,他生性愛好交遊。由於用在社交方面的時間太多,他在日記中曾作了嚴厲的自我批評:“宴飲非吾欣,十招九不起。”1843年,曾國藩對全年的社交花費進行了不完全的統計,共計90餘兩白銀,這個數目,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年的房租金。

而在京為官的車馬費,對於曾國藩也是重負。他根本就不敢坐轎子出行,因為轎子和八個轎伕的費用,一年就需要100兩白銀。為了省錢,他只好經常僱馬車,即便是馬車,一年也需要50兩白銀。若路程短,為了省錢,他就步行前往。曾國藩畢竟是文人,喜歡買書藏書,對筆墨紙硯的品質格外講究。在京為官多年,他購買圖書多達7000餘冊,總數2萬多卷。晚年,他在家書中寫道:“餘將來不積銀錢留於子孫,唯書籍尚需添買耳。”此外,曾國藩還是一個有情有義之人,無論友人或鄉黨前來求助,他都慷慨解囊。

曾國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法定收入為129.95兩白銀,而赤字達到了478.51兩白銀,不得不舉債度日,在京城的第一個春節,他找人借了50兩白銀才勉強過了個年。在今天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曾國藩是京城中眾多官員中的一員,像他這樣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員並不在少數。有人可能質疑:後來,他在京城官做大了,俸祿應該更多了,收支情況是不是會有所好轉?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官做得越大,排場也就越大,各種開銷也就更多。曾國藩在京城最後官至禮部侍郎(二品),收支情況也沒有根本性的好轉,離京時依然欠債,多年之後才得以還清。

那麼,像曾國藩這樣的京官又是如何解決收支失衡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外地辦理公務,這樣就可以獲得大量的灰色收入,這也是京官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1843年,正當曾國藩為生活入不敷出而鬱鬱寡歡時,朝廷給了他一個美差—到四川主持鄉試。儘管朝廷明文規定:京官到地方主持鄉試不得接受各類財物,不得與地方官員密切交往。可惜“天高皇帝遠”,這些規則形同虛設。在四川擔任主考官期間,地方官僚、紳士、有錢的書生都百般討好他,源源不斷地贈送錢財和禮物,曾國藩是欣然笑納,且逐一記載。此次四川之行,其總收入為6000兩白銀。返京後,這些錢大大改善了曾國藩的經濟狀況,不僅1600兩白銀的欠債全部還清,還給老家寄了600兩白銀補貼家用。同時,他還拿出400兩白銀贈送族親。

曾國藩畢生雖推崇勤儉質樸,但內心深處又是衝突和矛盾的。在官場的這張大網中,他不能也無力做到特立獨行。因為,一方面為了維持京官的威嚴和體面,他經常舉債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良心和道德,接受灰色收入。我以為,封建等級社會的腐朽和沒落造就了曾國藩複雜、矛盾的個性。人的定力、能力、理念雖然強大,但在扭曲的社會制度中有時也會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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