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曾大規模種植鴉片？

在中國近代史上，鴉片是個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傷疤。它坑害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由此引發的戰爭也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絕大多數心智正常、遵紀守法的中國人在提到鴉片為代表的毒品時，必然會露出憎惡的表情，隨後予以十萬分的譴責。

但藉助於日益發達的網路平臺，原來只是學術圈內流傳的中共和八路軍成建制成規模種植、販賣、鼓勵吸食鴉片的說法，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一些歷史知識不怎麼豐富的讀者看過類似傳言之後，內心那種憤怒情緒自然是可以理解，但歷史果然如此？

傳言的由來

關於共產黨、八路軍種植、販賣鴉片的說法，最早在抗戰期間就已出現。當時日偽為包裝其“禁毒成績”，經常組織人員上演“共黨販毒”的鬧劇，隨後在其御用漢奸媒體上刊登某地“查封鴉片X兩，活捉共黨X人”的訊息。但這些報道在抗戰的多數時間內，並未引起當時輿論和後世學術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幾年的中文網際網路上也出現了非常多所謂的“老幹部”、“老紅軍”、“我爺爺”、“我太爺爺”、“我二大爺”之類人，“親眼看到”共產黨八路軍在各地大規模種植販賣鴉片的“證言”。但這些“證言”幾乎都沒有確切的時間、地點、人物等的資訊，也幾乎沒有可以予以佐證的其他客觀證據，所以此類“證言”對於有意考證歷史問題的人來說，是不可採信的。以下幾個“版本”的說法，真正讓“八路軍大規模種賣鴉片”之說成為值得討論的話題：

首先就是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和蘇軍情報部情報員彼得·巴菲洛維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記》。在該書中，弗拉基米諾夫說他不但在30年代就親眼見到了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收穫鴉片，而且中共和八路軍種、販鴉片還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高階領導人的親口承認。由於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這本《延安日記》出版後立刻引發境外學術界的轟動。

八路軍種植鴉片

第二個說法來自《謝覺哉日記》。

在他1944年的日記中，有幾天這樣寫道：

“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而不知他的責任是在推銷黑白二物以彌補財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

“在座談會上聽到的趣語：……‘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1944.3.14)

細心的讀者都注意到這幾段日記中都提到了一個叫“特貨”的詞語，據說這個“特貨”就是鴉片。

第三個說法，來自於據說是1945年7月八路軍公佈實行的《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檔案。這份檔案如今在網上隨處可見，因此檔案在此從略。

第四個說法來自於某位大陸“著名學者”的考證：毛澤東著名文章《為人民服務》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其實死於燒製鴉片過程。這一說法在網路上也廣為流傳。

鴉片不只是毒品

筆者先不急於分析上述這些說法，因為了解鴉片在抗戰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執行過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眾所周知，鴉片的終端售價相當高，體積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輕。在金融體系混亂的舊中國，鴉片就與黃金、銀洋、英鎊美元一道，成為當時中國的主要流通硬通貨，被並稱為“黃、白、黑、綠”。考慮到數量規模和檢驗難易的問題，鴉片就這樣力壓最貴重的黃金、銀洋和外幣，成為抗戰前中國價效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貨。

另外，在尚未實現工業化的舊中國，藥品本來就是一種稀缺物資。有時軍醫需要做手術，卻經常發現除了煙土外沒有任何麻醉品。此時具備一定麻醉、止瀉作用的鴉片，在某些時候確實可以起到藥物的作用。

雖然鴉片由境外傳入中國，但在19世紀中期以後，為了緩解白銀外流的情況，清政府和地方政府開始鼓勵罌粟種植。到了抗戰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毒品生產國。在新中國建立後出生的人大多數都是在書本上了解鴉片是什麼樣的東西，但今天80歲以上的老人，幾乎都對熬鴉片時產生的特殊氣味有印象。根據1934年國聯第18屆禁菸委員會會議上的美國代表的發言，當年世界除中國外鴉片年產量為1770噸;但據當時中國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伍連德博士的估計，中國1930年的鴉片產量為驚人的12000噸，相當於世界產值的7倍。即使這樣，當時世界各國學者依然普遍認為這一資料極大低估了當時中國的鴉片產能。

抗戰前的中國基層社會對鴉片沒有什麼太多的偏見，大煙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備之物。毫無疑問，中國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費國。據統計，1932年中國人口為4.74億，但全國吸毒人口達到8000萬人，佔總人口的16.8%。考慮到當時國民黨政府孱弱的基層控制和資料統計能力，真實的吸毒人口只會更多。

在中國共產黨控制陝北、山西等地之前，晉陝地區是中國毒禍蔓延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在 20世紀20年代，陝西已經到了煙館無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菸的地步，菸民佔陝西總人口的 50% 以上，罌粟種植業和鴉片製造業成為陝西僅有的幾個興盛產業。

鴉片對於舊中國社會的影響，完全超過普通人對於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們對於毒品的認知來生搬硬套抗戰時期的鴉片問題，自然就不容易瞭解到鴉片問題的實質。

向現實低頭：承認鴉片硬通貨地位

可以明確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區全力禁毒的政治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就將禁毒作為工作重點之一。在長征結束、紅軍進駐陝甘寧這一原來有著上百年鴉片種植、販賣歷史的重災區之後，共產黨在邊區立刻開展聲勢浩大的禁毒運動，用極短時間便基本消滅了控制區內的吸毒現象，這一點目前在學界基本取得共識。

有人會問：“既然你共產黨能夠做到轄區禁吸，那為啥不順手把鴉片也一道禁種了？”共產黨確實動過在轄區內全面禁種鴉片的腦筋而且做了相當程度的努力(這與當時各路軍閥大肆種煙賣煙形成鮮明對比)，但歷史證明這一想法在當時畢竟還是圖樣。剷除罌粟之後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復才能重新轉產糧食，所以禁菸往往帶來一個新的問題：菸農和鴉片加工工人的口糧如何解決？

從全國經濟角度看，即便處於戰爭狀態，除非有類似於臺灣海峽之類的天塹，本國國內的物資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鎖，但很難被切斷。在陝甘寧邊區禁毒運動展開後，偷運鴉片入邊區的情況反而迅速增長。因為一個地方禁止鴉片的生產、限制鴉片的消費，往往會導致鴉片價格上漲，這隻會刺激其他省份的鴉片種植，甚至還會導致本地金銀外流。從這個角度看，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政權才是鴉片徹底禁絕的前提，而在抗戰期間的中國，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歷史上，特別是在1941年邊區根據地陷入困難的情況下，陝甘寧邊區確實存在部分民眾，甚至一些單位偷種偷販鴉片的情況，邊區政府也在其能力範圍內對這些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至於在轄區範圍內大規模種植鴉片一說，我難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國遭遇災荒的情況下根據地會大規模種植罌粟而不是墾荒種糧，畢竟煙土不能當飯吃，而通過黑市等渠道從敵佔區買來的糧食，相對於邊區人口也只是杯水車薪。

由於缺乏其它足夠的金銀硬通貨，八路軍確實掌握有相當數量繳獲的鴉片煙土，用來平衡邊區進出口的赤字。即便是黨史，以及領導人回憶錄中對此也沒有太多的忌諱，因為這是歷史造成的中國當年的特殊國情，既然暫時沒辦法奪取全國政權，那共產黨能做的只有向現實低頭——承認鴉片的全國硬通貨地位。

八路大規模種鴉片？選擇性的汙衊

在瞭解了這些背景知識之後，我們開始系統地分析分析“八路軍大規模種植、販賣鴉片”這個說法的幾個來歷的靠譜程度。

首先說說《延安日記》。雖然這本書是在中蘇決裂的大背景下誕生的，該書的實際編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後來也承認，這部《延安日記》是一部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編撰的作品，但筆者也不敢就此完全否認《延安日記》所說的史料就一定都是假的，就是完全不可信的。

《延安日記》的實際編撰者尤里·弗拉索夫。他在後來也承認，這部《延安日記》是一部奉蘇共中央反華需要而編撰的作品

在延安當時的環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難寫出竭力批評中共領導人的“日記”，但這部“日記”最大的Bug在於日記內容與史實的矛盾實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陝北向毛澤東直接質問鴉片問題，鄧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記的日期為1942年8月2日，但此時鄧小平已被任命為中共太行分局書記，他應該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陝北。另外，像359旅在大生產運動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灣收穫鴉片、鴉片加工總廠設在國民黨嚴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類的錯誤，那就更多。

總而言之，《延安日記》中的內容與歷史事實有嚴重矛盾之處實在太多，結合這部著作出版的歷史背景，該作品的原始史料地位就非常值得質疑了。

其次是《謝覺哉日記》中關於特貨的說法。碰巧筆者手頭有一套1982年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謝覺哉日記》，網路上日記關於“特貨”的記載的確屬實，因此筆者對這幾段日記進行一下上下文分析。

“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佔政府收入……儘夠支用。……而不知他的責任是在推銷黑白二物以彌補財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與“在座談會上聽到的趣語：……‘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邊幣收回，特貨跌價，買特貨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這兩天的日記均是在描述謝覺哉本人對於邊區經濟問題的看法，兩天的日記全段提到“特貨”與“黑白二物”僅有這這幾段話。雖然對於“特貨”究竟是個什麼產品學界尚未有一致定論(有說“特貨”指代當地特產鹽)，但即便我們假設“特貨”與“黑白二物”中的“黑物”都指代鴉片，那也只能如我上文所說，證明鴉片的作用是作為硬通貨用來平衡邊區財政赤字，無法證明共產黨八路軍存在大規模種植鴉片的行為;而3月12日的日記則可以理解為是座談會參會人士對於硬通貨與貨幣關係的一種憂慮。

至於1944年3月14日的日記中提到的：“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這段日記主要說的是領導的方式問題。在 1943年，邊區曾有人提出是否實行“特貨內銷”，但這一問題迅速引發爭議，最終遭到了否決。日記中提到的“特貨內銷”一事理應就是1943年“特貨內銷”問題的討論。結合該段日記的主旨內容，3月14日的日記自然就不能用來作為共產黨八路軍存在大規模種植、販賣鴉片的證據。

此外，《謝覺哉日記》多次、多天都明文提到禁毒問題，但這些記載卻被一些學者給選擇性無視了。筆者現摘錄一段：

1943年6月6日

擬給各分割槽各縣(市)政府禁絕吃煙指示：各專員公署、各縣政府：

吃鴉片，這一舊社會遺下的瘡疤，我們已經治好很多了，然查還有少數末戒絕的癮民。必須再下一把勁，免得“死灰復燃”。除禁種禁運另有禁令外，特給以關於禁止吃食的指示：

......

今年總結工作時，戒菸工作是各級政府考核成績之一。

接下來說說《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檔案。淮太西縣指淮陽、太康、西華三縣，雖然現在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這個“辦法”確實存在，但淮、太、西縣處於日佔區包圍之中，難以想象大發鴉片財的日軍會坐視這麼一個商業兼軍事競爭對手的存在;而且這個“辦法”中，沒有一處提到公營機構種植問題，那就自然無法證實種鴉片養軍是共產黨的主要經濟政策。

最關鍵的是，淮、太、西縣原為國民黨軍湯恩伯部防區，1944年末，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中共敵後武裝才得以建立了這個根據地。考慮到剷除鴉片種植的滯後性，如果該文告確實存在，那這份《辦法》與其說是八路軍制毒販毒的證據，還不如說是國民黨反動派種植、販運鴉片的側面寫照。

至於“張思德死於燒製鴉片過程中窯洞坍塌”這一說法，我們暫且不論八路居然會窘迫到1944年還在用中央警衛團煉鴉片的可能性，但這一說法最大的漏洞在於燒鴉片與燒炭不同，燒炭不必一直有人照看，但煉製鴉片必須一直有人看管。以窯洞的通風條件，照看煮鴉片的鐵定會被毒死，也不必等到窯洞塌下來的那一刻了。

李彌率部逃竄緬甸後，“主營業務”之一就是種植罌粟。經過多年發展，金三角逐漸“聲名遠播”。

最後的“民國鴉片”

說了那麼多，最後想說一下解放戰爭後新中國是如何禁毒的。

在一些傳統鴉片產區，黨政工作人員會將鴉片地剷平，隨後收繳銷燬毒品，同時給農民發一些口糧，一段時間後改種糧食。吸食或注射毒品者要進行登記，根據煙癮大小、年齡大小，限期戒絕;其次，工作人員也將戒毒與生產教育工作聯絡起來，將那些原本不事生產及行為墮落的“癮君子”捲入工業與農業生產大潮，使他們知道自己是社會一分子，以激發他們的戒毒決心。這樣一來，全國各地雖然都有毒癮較重者死於毒癮發作的記載，但絕大多數煙癮患者在接受戒斷治療以及生產勞動後紛紛脫胎換骨，成為對社會有用的新人。

馳名世界的毒品產地金三角，最早的源頭之一就是被打出雲南國境的國民黨李彌等部。在流落緬甸、泰國邊境成為落草流寇之後，種植罌粟成為了李彌部的“主營業務”之一，經過多年發展，金三角逐漸“聲名遠播”。而這一盛產毒梟的地盤，也就成了民國鴉片最後的藏身之所。

共產黨在執政後，讓中國成為光榮的“無毒國家”;國民黨政權雖然好壞也名義上統一過全國，但在執政期間中國卻變成了世界第一毒品生產國和消費國，潰敗後還順帶造就了世界最大毒品產地。從這個角度看，誰更值得表揚誰更應該被唾罵，是再怎麼也清楚不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