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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為何要羞辱代表天下讀書人的“衍聖公”?

朱元璋為何要羞辱代表天下讀書人的“衍聖公”?

在千百年來一直號稱以孔子思想為道統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聖公來向他這個新主朝賀,是對斯文的嚴重侮辱。孔子早就說過,治國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悅,遠者來”,哪有以暴力作後盾,逼別人來的呢?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

朱元璋為何要羞辱代表天下讀書人的“衍聖公”?

從事物的利害關係上分析,孔府已經表示了合作的態度,他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這不會給他帶來實質的好處,只會讓天下讀書人側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經這麼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盤。竊以為,朱元璋需要的絕不僅僅是聖人後裔對他所建立的新政權的表態,他用一種公開的粗魯方式,羞辱一切代表舊道統的符號,就是要讓天下讀書人知道,看老皇曆是不行了。

讀中國歷史,當代人常會奇怪,君王淫威之下的人們肯定是極度缺乏尊嚴,天天垂頭喪氣的,特別是在自尊方面比較敏感的文人,但事實是,舊時代的士子們似乎並不覺得自己活得有多麼窩囊,哪怕直接面對高高在上的君王,自認為該爭的也還是要爭個不亦樂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那是因為,中國的讀書人死扭著“一根筋”。這根“筋”就是:他們倔強地認為,“治統”在皇帝那兒,但“道統”卻在自己手裡。

宋濂是公認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開國功臣,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經由宋濂之手建立的。朱元璋找人給自己的兒子當老師,首選仍然是宋濂。

但從實際考察,明太祖是並不怎麼尊敬這位“宋先生”的。宋濂在子虛烏有的胡惟庸謀反案中,如果不是馬皇后力保,就差點受牽連掉了腦袋,這且不說,我們只要看看朱元璋對宋濂的評價就清楚了。

《明史》中記載,朱元璋召見一個叫桂彥良的儒生,當面誇獎他說:“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彥良頗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連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劉基。”這時候,朱元璋說了句掏心窩的話,“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言外之意是,這兩個人哪配稱“大儒”啊?

這段話表面抬舉桂彥良,實際是打擊宋濂和劉基這兩個公認的當代大儒,否定其道統傳承者的資格。朱元璋難道真的認為名不見經傳的桂彥良是大儒?笑話!公認是大儒的劉基和宋濂在朱元璋眼裡都沒有資格,“餘子何堪共酒杯”?

朱元璋不僅要從精神上羞辱自認為是道統傳承者的知識分子,而且還要仰仗強大的國家機器,脅迫以道統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統”面前低下頭來,誠惶誠恐。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聖公”到南京來朝見他。

“衍聖公”是一個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後裔的世襲封號,各朝皆置。被朝廷封為“衍聖公”的人,即成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很少有一個新成立的政權會逼他去朝見的,帝王登基後去孔廟祭拜倒是屢見不鮮。

《明史》記載,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達攻佔了山東濟寧,這個時候雖然戰事遠未完全結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勢已定,衍聖公孔克堅看來根本就不想讓新政權對自己有什麼不好的觀感,趕忙派遣兒子孔希學去拜會徐達。徐達將孔希學送到南京,孔希學上奏,解釋父親因病不能前來朝賀新主,朱元璋很不高興,給衍聖公下了一道“手諭”,其中明確要挾對方“稱疾則不可”。聖人的後裔當然體會得到“不可“這二字的力量,孔克堅“惶恐兼程進”。事實證明孔克堅並沒有說謊,洪武三年(1370)春他再次以疾告歸,結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在千百年來一直號稱以孔子思想為道統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聖公來向他這個新主朝賀,是對斯文的嚴重侮辱。孔子早就說過,治國的理想境界是“近者悅,遠者來”,哪有以暴力作後盾,逼別人來的呢?朱元璋為什麼要這麼做?從事物的利害關係上分析,孔府已經表示了合作的態度,他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這不會給他帶來實質的好處,只會讓天下讀書人側目。但朱元璋既然已經這麼做了,那他肯定自有他的算盤。竊以為,朱元璋需要的絕不僅僅是聖人後裔對他所建立的新政權的表態,他用一種公開的粗魯方式,羞辱一切代表舊道統的符號,就是要讓天下讀書人知道,看老皇曆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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