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游擊戰的發展歷程 武漢失守後成為主戰場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蔣介石親筆信中寫道：“堅信板蔣（板垣徵四郎、蔣介石）會談必將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戰後日本官方戰史《大本營陸軍部》記載，近來，我陸海航空部隊猛烈轟炸重慶，迫使重慶方面和平氣勢高漲，只有中國共產黨軍堅持反對議和。一向謀求儲存和擴大自己實力的中共軍，竟於8月20日夜，在華北斷然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大反攻。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寫道：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鉅款方能恢復。

日軍從未想到八路軍的力量從1937年8月渡過黃河後僅僅一年的時間，就能達到如此程度。日軍《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了日軍獨立混成第8旅團泉可畏翁參謀的回憶：“遭受共軍‘百團攻勢’的日軍，從各地的兵團指導各軍、方面軍，均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日軍認識到，在國民黨軍隊失去了在華北的存在後，“共產軍（八路軍）顯然成為擾亂華北治安的主要敵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漢會戰最激烈的時期。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正期待以一場決定性的會戰消滅中國軍隊主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以來，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國民政府正規部隊在華北的抵抗全面完結。國民黨晉綏軍並非沒有進行大規模抵抗，但與此前的淞滬和徐州會戰一樣，國民黨正面戰場消耗性戰法的失敗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戰中的忻口之戰為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著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記載，國民黨晉綏軍十餘萬人在忻口以北寬大正面一線佈防，日軍實施中央突破，對我陣地狂轟濫炸。10月18日一天，敵人的炮火摧垮了國民黨軍11個步兵團的建制。經過二十餘日激戰，我軍陣地中央守軍“戰鬥員傷亡2/3以上”，“日耗兩團以下”。

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大規模地被損耗，八路軍如何能在敵後生存並短時間迅速發展壯大？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姚有志少將指出，國民黨政府主張的持久消耗戰略具有明顯缺陷，這主要表現為戰略指導上的拼死防禦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性，沒有認識到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的巨大力量。這個戰略直接導致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慘重代價後，往往卻是喪師失地。

對1937年日軍以西進和由華北南下之主力合擊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毛澤東曾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採取“攻勢防禦”的建議，把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佔，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毛澤東所說的“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正是在敵後更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起更多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形成“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

八路軍出征前蔣介石曾明令，八路軍在抗日戰場的作用是配合華北戰場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側翼支援作戰。然而毛澤東及時準確地把握了局勢的變化。自太原失守後，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區已經全部在日軍的佔領之下。就在太原失守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和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明確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遊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指出，在毛澤東看來，國民黨正規部隊在山西全面潰敗的新形勢下，八路軍應該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敵後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遊擊根據地。“那時，有些同志對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不甚瞭解，總想集中兵力打仗，不願分兵發動群眾。毛主席的這一部署十分及時，對我軍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平型關之戰後，八路軍115師政委聶榮臻率領115師部分幹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爾三省交界地帶建立了八路軍第一個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1938年2月21日，毛澤東致八路軍第115師、129師、120師和長江局的電報中，再次叮囑各路即將出發建立根據地的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他進一步強調，“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後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更是提出，應該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而“聶榮臻是典型的區域”。

毛澤東遊擊戰理論的發展：從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後，對於未來戰局的發展和八路軍的下一步發展方向，黨內再次出現不同認識。日軍在佔領徐州打通津浦路後，到底是會繼續南下，從而給八路軍提供更有利的敵後發展空間，還是會將主力回師華北，肅清後方，給游擊戰爭造成更大的困難？對這一局勢的判斷，將決定著八路軍和新四軍是否能抓住根據地發展的時機，決定敵後抗日戰爭的未來發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致八路軍總部及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電報中就指出，日本侵略軍決不會允許八路軍在其後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寧，它“不久即將移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而這種進攻將是極端殘酷的。對於未來日軍的進攻，毛澤東預見，“八路軍在敵後發動群眾、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的規模和程度，將直接影響著未來抵抗日軍進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軍南下的歷史關頭，毛澤東的判斷是，日軍主力轉向華北“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後”。目前日軍進攻的目標是武漢、廣州，因此“華北游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戰機，利用日軍主力南下，國民黨正規軍對他們牽制的這個空當，果斷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的重大決策。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大家腦子裡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我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在平原地區搞游擊戰爭，幹部缺乏經驗，信心不足。”其實早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八路軍應該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中，就包含著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意識到，山區雖然有適合游擊戰的地形優勢，但物產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區;而平原地區雖然地形不利於游擊戰，但在物質上擁有比山區大得多的優勢。並且備受日本侵略軍屠殺和蹂躪的淪陷區（包括平原地區）同胞迫切期待著能領導他們保衛家園的抗日軍隊的到來，這是八路軍壯大和發展的新的有利空間。

輕信未經實踐檢驗的理論只是一場冒險。早在1937年12月中晉察冀邊區反圍攻鬥爭正在進行時，毛澤東從聶榮臻來電中得知冀中平原日軍兵力空虛，他立刻致電朱德、任弼時，提出由第129師和聶榮臻部各派一個支隊到平漢鐵路以東的平原地區遊擊，進行試探性的遊擊作戰。其時已經是共產黨員的呂正操在此前兩個月率駐冀中的原東北軍53軍一個團脫離原建制，同冀中地區黨組織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相結合，開闢了平原地區的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冀中根據地。此後毛澤東先後派遣得力幹部前往冀東、山東開闢新的遊擊試驗區。所有這些小型試探性行動的成功，為毛澤東在1938年華北日軍主力南下時果斷向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派遣主力部隊進行遊擊戰、開闢新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決策依據。

敵後在游擊戰中顫抖

當國民黨主力部隊通過淞滬、南京、徐州、武漢等一系列規模空前的正面會戰對日軍節節抵抗時，八路軍來無影去無蹤的游擊戰能夠在敵後起到多大的實際作用呢？日本戰後官方戰史《華北的治安戰及治安強化運動》中，日軍中國派遣軍第1科高階參謀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當時的局勢和日軍未來的作戰方針進行的彙報，反映了日軍對八路軍游擊戰的看法：“佔領區的治安現狀，按優劣順序為：蒙疆、三角地帶（長三角）、武漢地區、華北，其中以華北最差。”

全面抗戰後最早淪陷的華北作為當時日軍大後方，卻成為“治安”最差的地區。真田一郎大佐寫道：“方面軍認為，華北治安肅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滿意的根源，在於共軍軍隊群眾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斷深入擴大。因此決定以對共施策為重點。”

這正是毛澤東人民戰爭和游擊戰戰略實施後迅速獲得的成效。1937年三個師的八路軍在1938年，已經能夠組織超過100個團的部隊（尚不包括在山東等地的部隊）對日軍發動了百團大戰，及時振奮了全國人民對抗戰的信心和士氣。日軍戰史《華北治安史》在總結其1941年開始為期3年的“華北治安強化運動”時說：“治安良好的只有7個縣，有137個縣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295個縣屬中間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他們不得不承認：“對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慮保點線。”

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不僅僅只是在敵後的華北地區。在華東敵佔區，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偽南京國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佈了由汪精衛簽發的《清鄉委員會臨時組織大綱》中寫道：“被指定為第一期清鄉地區的江南一帶，為連線新政權（汪偽政權）的心臟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鐵路沿線要地，是中國屈指可數的穀倉地帶，又是新政權勢力達不到的敵性地區。此地自1937年末以來，已成中共及重慶方面游擊隊‘忠義救國軍’(國民黨領導的游擊隊)的遊擊根據地。前者以常熟、江陰地區為根據地，積極建設解放區;後者在蘇州、無錫、常州地區盡力進行恐怖和破壞活動。”

共產黨游擊隊的作戰控制能力如此之強，以至於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這樣形容當時偽政府的處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軍第6師（師長譚震林）佔據此地，解放區的政權組織甚至滲透到鄉鎮基層。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汪偽政權）苦心設定的縣政府，與其說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機關，莫如說不過是稅收機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