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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北宋所著的《武經七書》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北宋所著的《武經七書》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是什麼樣子?《武經七書》是北宋朝廷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軍事教科書。它由《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部著名兵書彙編而成。宋朝以來一直作為武學必讀的《武經七書》,集中了古代中國軍事著作的精華。注重軍事史學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下面就跟本站一起具體看看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等相關內容。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北宋所著的《武經七書》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主要內容

《孫子兵法》

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候,“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北宋所著的《武經七書》 第2張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託。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鑑·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三略》

《三略》,原名《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相傳作者為漢初隱士黃石公。最早提及此書的是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下邳(今江蘇邳縣),在這裡遇見一位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黃石公三略》,其後此公便不見於史載。張良得書,潛心研究,後幫助劉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政權。但據考證,《黃石公三略》的成書當不早於西漢中期,它是後人在吸收先秦優秀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總結秦漢初政治統治和治軍用兵的經驗,假託前人名義編纂而成,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黃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個部分,共3800餘字。與前代兵書不同,它是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尤其側重闡述政略,這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專著。《三略》的另一個特點,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書《軍讖》、《軍勢》中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餘字,佔全書的1/6強。因而為後人保留了這兩部已佚兵書的部分精華。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此書有人懷疑是北宋阮逸偽作,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此書多半為後人託名之作。

現存《李衛公問對》共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一萬餘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絡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一概括應該說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麼突出。二、奇正思想。“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首先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

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  北宋所著的《武經七書》 第3張

版本介紹

《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註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註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階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武經七書》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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