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左派鄧演達之死懸疑 到底誰出賣了鄧演達

1931年8月7日，國民黨著名左派、第三黨領袖鄧演達先生在上海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不久即被槍殺。長期以來，人們對鄧演達被捕一事不能釋懷，紛紛猜測誰是告密的猶大，然而卻因為缺少有力證據，不能做出最後的肯定。

曾經擔任過黃埔軍校學生總隊長、教育長的鄧演達，是一位讓蔣介石忌諱的人物，這是因為鄧演達在黃埔軍人中威望極高。著名記者惲逸群這樣評論說：鄧演達“在黃埔軍校學生心目中的地位，雖不一定說高於蔣介石，至少是足以與蔣介石分庭抗禮，不在蔣介石之下。”

但是鄧演達卻是國民黨內著名的左派，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兩人遂分道揚鑣，鄧演達組織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企圖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找一條出路，形成第三種勢力，故人們也習慣地稱之為第三黨。

鄧演達的行為讓蔣介石感到了威脅，因為鄧演達對軍界很熟，尤其在黃埔軍人中威望很高。恰如惲逸群所說的那樣：“黃埔出身的學生，是‘蔣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這一基石發生動搖，‘蔣家天下’就隨時有倒塌的可能。民國十七年(1928)以後，蔣介石與其他國民黨領袖相鬥爭，其惟一優勢就是黃埔軍人在他掌握之中，為其他國民黨領袖所不及，能和蔣介石爭奪黃埔軍人領導權的只有一個鄧擇生(鄧演達)，因此鄧擇生是蔣介石的勁敵。”

鄧演達利用自己的影響，組織起“黃埔革命同學會”，聯絡反蔣力量，進行軍事策化。同學會的發展十分迅速，一度曾達到五千人以上，像後來的黃埔名將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甚至包括陳誠，都與這一組織有所聯絡。

鄧演達的活動讓蔣介石十分驚慌，於是通知上海租界及上海警備司令部，出重金懸賞，偵察緝捕鄧演達。1931年8月7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愚元坊20號被捕，11月29日慘遭槍殺。

鄧演達之死在社會及黃埔軍人中引起極大震動。人們在痛惜之餘，也痛恨那個出賣鄧演達的叛徒，一時間議論紛紛，都在猜測誰是告密者。時至幾十年後，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在諸多懷疑人中，陳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陳誠，蔣介石之寵將，名列“黃埔八大金剛”，與胡宗南、湯恩伯並稱軍中三鼎甲。其轄下第十八軍、第十一師是國民黨之精銳，並以此構成了勢力強大的“土木系”，是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

然而陳誠的起點卻很低，在黃埔時只是個普通的上尉官佐，論資歷遠遠不能和何應欽、張治中、顧祝同等相比，然而卻在幾年內迅速竄紅，尤其在鄧演達遇害之後，更是一躍成為蔣介石手下第一號紅人。

所以有人懷疑，鄧演達被害與陳誠有關。曾為陳誠集團將領的楊伯濤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七輯《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中這樣寫道：

有一件疑案一直沒有得到澄清，這就是關於陳誠出賣鄧演達先生的傳說。現在我把所瞭解的情況寫在下面，以供有關方面研究。

陳誠於1924年在廣東粵軍第一師當連長時，直屬營長是嚴重，直屬團長是鄧演達先生。他由於得到鄧、嚴的提拔而投入黃埔軍校，從此一帆風順，青雲直上。陳對鄧、嚴二人不僅懷有知遇之恩，而且奉之為師，極為欽敬。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鄧先生在武漢與共產黨合作，嚴則掛冠而去。後來鄧先生建立第三黨，與蔣介石作鬥爭。蔣認為鄧是心腹之患的政敵，陰謀殺害。鄧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蔣遍索不得，這時陳誠一面積極擁蔣，一面卻暗地和鄧先生保持聯絡，因而對第三黨的活動略有所知。鄧先生被捕去以後，當時即有人說是陳為了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向蔣告密，鄧先生致遭被捕。但是另一方面，據說陳誠在蔣殺害鄧先生之前，曾向蔣力保，懇蔣暫不動手，留待鄧先生轉變。蔣於第二次下野之前，終下毒手，將鄧先生殺害。然而楊伯濤這一說沒有任何事實佐證，道聽途說而已，他甚至連鄧演達被捕的日期尚未弄清，因此遭到了原陳誠系一些將領的反駁。邱行湘曾撰文《關於鄧演達之死的問題》，一口氣提出七大疑問，以證明此事與陳誠無涉。其主要觀點是，根據他的所見所聞，陳誠為“第三黨”人無異，其部下也有許多將領是第三黨人，如果是他出賣了鄧演達，許多將領必然不會再為之賣命，而且鄧演達最好的朋友嚴重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新出山與陳誠合作。邱行湘還聽說，鼓動蔣介石向鄧演達下毒手的人是胡宗南和何應欽。

黃維也認為，以陳誠對鄧演達的感情和崇拜，決不致賣友求榮。他在紀念鄧演達的文章《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中寫道：

鄧先生的革命言行，向為嚴重、陳誠及黃埔同學所尊敬。嚴重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二十一師師長，北伐攻佔蘇州，駐軍滬寧東段時，國民黨寧漢分裂。鄧在武漢電嚴重，詢其對時局的意見，嚴電覆，力主北伐到底，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當蔣召見嚴時，詢及對鄧的態度，嚴據實以告，嚴為履行鄧先生和自己的主張，借病請假，保薦該師副師長兼團長陳誠升代師長，並密囑陳誠俟機將部隊拉到武漢方面去。後因武漢政府也發生了變化，原計劃未能實現。1930年春，陳誠赴滬謁鄧時，仍表示支援其主張。陳對鄧很尊重，願從十八軍十一師的公積金內，為鄧提供生活費用，並請鄧派人到十八軍工作……抗日軍興，黃琪翔、嚴重、朱代傑……等第三黨人，東山再起，復投陳誠麾下，貫徹鄧先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貫主張，都為陳誠所重用。

宋瑞珂也發表文章《鄧演達的被害與陳誠的發跡有關聯嗎》，文章指出，陳誠自入黃埔就一直為蔣介石欣賞，且立功累累，到北伐時已憑戰功升任師長，特別是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的東山再起，更是獲得蔣介石之寵信，從此飛黃騰達。可以說：“陳誠的發跡和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是在1930年以前就開始的，而並非在1931年鄧演達被害之後。”

為弄清事實真相，黃維等專門函詢了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請將真相告之。1982年9月3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研究委員會給黃維發了函，才算解開謎底：

出賣鄧演達先生的是叛徒陳敬齋，不是陳誠。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從鄧先生被捕迄今，數十年都無疑議。所以在解放以後，我黨即把捉拿叛徒陳敬齋歸案作為當時一項重要事情來辦的。陳敬齋是1950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門在景德鎮捕獲的，經解京審訊後，於1951年秋在此伏法。他出賣鄧先生的經過，據中央公安部1950年10月16日致我黨函稱：“據供，由於反動勢力壓抑，對前途悲觀，乃思賣黨求榮之念，於1931年7月中旬，向蔣匪密告該黨領袖鄧演達先生之行蹤，並與匪特暗中計謀，待機行動。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靜安寺愚元坊20號鄧演達出席地方幹部訓練班之際，陳犯聽講未及一半，偽裝肚疼離席外出，向預伏之偽警備部偵緝隊聯絡，遂將地址包圍，當時被捕者計有鄧演達先生等十餘人。事後該犯即赴南京，向蔣匪領取獎金一萬元。以上事實均供認不諱。”至此，鄧演達被捕一案真相似乎水清沙明。

然而，到了1988年，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鄧演達年譜》，作者丘挺還是繼續堅持以下觀點：

國民黨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師長陳誠徵得蔣介石的同意後，偽裝擁護鄧演達的樣子，到上海看望鄧演達，並拿出一筆錢給他做活動經費，還表示願意從十八軍十一師的公積金中為鄧演達提供生活費用;又讓鄧演達派人到他的部隊工作。鄧演達一時不察，以為陳是自己的舊部，會有良心血性，可以爭取過來為革命事業效力，便將自己的活動情況陸續告訴他。陳誠每從鄧演達那裡得到訊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蔣介石報告，並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去應付鄧演達;甚至鄧演達給他的信，也原封不動地送給蔣介石拆閱後才敢看。這樣一來，蔣介石對鄧演達的活動便了如指掌，陳誠因此很快被提升為十八軍軍長。

丘挺還加了一個註解，說明堅持以上觀點的理由：這是1940年6月葉挺在遊峨眉山途中沉痛地對李潔之談及的“從多方打聽，獲得可靠的訊息。”(見廣東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期)丘挺接著認為：“丘行湘、黃維、宋瑞珂等以鄧、陳兩人公交私誼甚密和向特務告密的是陳敬齋為由，反對此說，但所述理由並不能證明陳誠不會直接向蔣介石出賣鄧演達。

1984年夏天，文強同筆者談及黃維觀點時，認為輕易否定此說是不妥的，而要肯定此說，需檢視蔣介石的日記，這不是短期能辦到的，現故從葉說。”

看來，鄧演達被捕之謎還要繼續爭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