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在晚清政壇戰無不勝的祕訣是什麼？

咸豐曾親自召見“忠烈之後”榮祿，詢問其父輩殉難情況。詢問就是關懷。皇帝是一臉的慈祥，一臉的親切;榮祿是一臉的感激，一臉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祖輩勳業的光彩，照亮了榮祿仕進之路。憑這個，得給榮祿的人脈指數打60分。但“忠烈之後”也多了去了，弄個處級幹部一般沒問題，要想往宮殿裡爬，還得想點兒轍。於是，榮祿又有了另外一招：“結親”，說白了，就是走枕頭風路線。諸位看家，一定要切記啊，枕頭風永遠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風。

文章摘自《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作者：時光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在政治上，榮祿是一個徹底的冷血殺手，是一匹野狼。與他競爭的對手一個個被他踢出局，他是當之無愧的勝利者，就連袁世凱這個大梟雄，如果不是在最後關頭痛哭流涕地出賣維新派，向榮祿表決心，恐怕也早是人頭落地了。

在鬥爭中，榮祿只認一個字——“狠”，任何對他有威脅的人他都要想盡辦法弄掉，維新派自然就不用說了，就連李鴻章，最後也被他逼得靠邊站。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連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廢光緒另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為帝，被他忽悠得隻立為“大阿哥”(太子)，然後他縱容載漪父子上竄下跳與八國聯軍對抗，而他卻在戰爭中做小動作，最終載漪父子灰飛煙滅，他榮祿卻是護駕有功，更加重用。

榮祿是一個名氣小於實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個謎，但沒人能繞開他。他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對今天的歷史研究者是這樣，對讀者是這樣，對當時的巨頭們更是這樣。

“誅榮祿如誅一狗耳”，這句抑揚頓挫的話，是袁世凱拿來晃點憤怒青年譚嗣同的，本當不得真，不過老袁卻說對了一點，那就是：榮祿確實是條狗，一條很厲害的狗。

在維新派眼裡，奕？死後，榮祿這個“後黨”是他們最頭疼、最痛恨的人物。為什麼呢？因為榮祿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語言”來評價，是“翊贊綸扉，竭力盡心，調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濟時艱”)，總之，是個非常難對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載灃那樣無能或者奕匡那樣既貪財又無能，那事情還好辦。因此，維新派認定，榮祿不除，變法勢必難成。而且，榮祿還當著康有為的面對光緒皇帝說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維新派們的忌恨。

康有為所謂的“殺一兩個一品大員，變法即成矣”，恐怕首當其衝的便是榮祿。然而，造化捉弄人，變法的事兒弄崩了之後，極力平息老佛爺憤怒，保護光緒和維新派人士的也是榮祿。有證據雲：“現今風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領之力。”

而且，榮祿還認為“亂黨既已伏誅，而中國一切變法自強之事，亦當擇其緊要者次第舉行”。而剛毅等人主張新法萬不可用，維新黨人應屏斥一空，榮祿以中外情勢與之反覆辯論。(《國聞報》，1898年10月23日。)與頑固派相比，我們的榮中堂，儼然一維新黨人！因此時人評價“榮祿是一善惡中間人，其一生黽勉誠懇，以事太后，贊成太后所持之主義，即斟酌與執中主義也”。不過，評價榮祿一生的功過是非、忠奸善惡並非本文的目的，因為榮祿是好是壞跟筆者和讀者都沒有關係，筆者只想通過敘述榮祿這個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經歷使讀者有所感受，有所收穫。目的達到那是最好，否則諸位大可一笑了之。

榮祿的官場經歷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號召“任人唯賢”，可榮祿是“中人之資”，他是怎麼位居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來在大清這樣的“宗法氏族”專制體制下，“任人唯賢”有貓膩。什麼叫“賢”？不是你自己說了算的，是當權者說了算。所以你得有機會向說了算的人證明自己的“賢”，你得進入當權者視野，讓他給你機會辦辦差，歷練歷練。否則，大清國好幾億人，憑什麼就讓你當這個官？到最後，“任人唯賢”只能是“任人唯親”，即任用親者中的“賢”人。

因此，你如果自認為是個“賢”人，想幹一番事業，首要任務就是必須和當權者“親”起來，找到機會，否則只能被譏笑為“眼高手低，不切實際”。康有為，搞搞西方那一套還成，擱大清，就差得不是一點點了。他就不明白這一點，不親近當權者不說，竟然一開始就要改革官制，擺明要將榮祿他們掃地出門，其失敗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要接近當權者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幾百萬，也不是個個都能接近當權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個“好”爹，而榮祿不僅有個“好”爹，還有個“好”爺爺。他的祖父在鎮壓叛亂中捐了軀，父親在圍剿洪秀全的馬仔時捐了軀。這個軀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賜修“雙忠祠”作為紀念，榮祿也以此弄了個好出身，屬於朝廷信得過的自家人一類。

咸豐曾親自召見“忠烈之後”榮祿，詢問其父輩殉難情況。詢問就是關懷。皇帝是一臉的慈祥，一臉的親切;榮祿是一臉的感激，一臉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祖輩勳業的光彩，照亮了榮祿仕進之路。憑這個，得給榮祿的人脈指數打60分。

但“忠烈之後”也多了去了，弄個處級幹部一般沒問題，要想往宮殿裡爬，還得想點兒轍。於是，榮祿又有了另外一招：“結親”，說白了，就是走枕頭風路線。諸位看家，一定要切記啊，枕頭風永遠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風。

榮祿有兩個妹妹，一個嫁給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狀元崇綺，另一個嫁給宗室昆岡。崇綺是前大學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積累的關係卻對榮祿不無益處。昆岡到光緒末年成為大學士，對榮祿大有助力。就憑這倆妹妹，就得給榮祿的人脈指數加10分。(這招雖然很俗，但是屢試不爽，實在不行，沒有妹妹可嫁的話，給人做媒也行。)

榮祿不僅有妹子，還有兩個女兒，一個成了禮親王世鐸的兒媳，一個是醇親王載灃(即晚清最後一位攝政王，光緒皇帝之父)的福晉。好，給老榮再加10分。

榮祿不僅有妹子，有女兒，還有老婆。他找了個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學士靈桂的長女。再加10分。

這一下子，榮祿靠著老婆、妹妹以及兩個女兒，都拴在宗室親要王公貴族的門楣上。人脈指數一路飈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裡呢？呵呵，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沒這10分，你這壺水，就開不了。

剩那10分，就在於“經常走動”。

沒有前面那90分，你連權貴的面都見不著，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這些關係，還得走動走動，只有多結交掌握權貴，有好事好差才能輪到自己，有壞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於一輩子不得翻身。榮祿非常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在官場結交甚多。他與兩朝帝師李鴻藻換帖，結金蘭之好。李鴻藻之同派中人、滿門桃李，榮祿藉此拉上了關係。牛人辦事，總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辦法。

榮祿下基層鍛鍊期間，就是請帝師寫信給陝西巡撫鹿傳霖，兩人才得以和睦相處。庚子那年，鹿以江蘇巡撫勤王而入軍機，榮祿是出了力的。鹿傳霖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姐夫。張與榮祿的關係，既有鹿的幫襯，又有李鴻藻這層關係做過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榮祿交好，劉對榮祿的堂叔奎俊的江蘇巡撫工作評價就格外看好。對禮親王世鐸的外甥等，榮祿就是通過劉坤一在兩江予以安插的。看到這裡，我們應該為榮祿編織人際關係網的能力驚歎了。

清朝官場講究的是官官相護，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雖說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揚威，風光得很，但也不無風險，說不定哪天就下來了，因此得“互相幫助”“相互照應”，而“交情”也就在這樣你來我往中形成了。當然，這種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錢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沒有資源，不能為別人辦事的話，那麼也不會有人願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資源，能夠使眾官錦上添花，大家才會認為你有能力。

當然，這層關係網中自然少不了我們的大內總管李蓮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為慈禧最寵信的太監，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圍，因此對老佛爺的脾氣和她對某人某事的態度非常瞭解。對於大臣們來說，這種態度非常重要。因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憲法，而是看法。老佛爺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爺也是情緒化的動物，如果沒有像李蓮英這樣的局內人的指點，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時候說了她不愛聽的話，那就不是官有沒有得做的問題了，搞不好腦袋就要和身體說拜拜了。所以榮祿對李蓮英非常巴結，送了不少銀子。如此一來，榮祿便是朝中有同黨，宮中有耳目，皇帝家裡有親戚，如果這樣還做不好官，那真是無能弱智了。李鴻章認為天底下就數做官最容易了，如果連官都做不好，那就是無能的表現了。筆者猜想是李鴻章多年為官，已頗有心得，自認為已頗有“領導藝術”了，故有此說。不過像榮祿有這麼好的外部條件，要是還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議了。

榮祿的維新態度也很有意思，說實話，在晚清做領導幹部，面對內憂外患的“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點“領導藝術”是不行的。直接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國強大起來。平心而論，誰不願意有一個強大國家做後盾，在洋人面前能夠抬起頭來做人。

這時候，衡量晚清官員優劣的尺度就出來了。那就是，有的官員，像李鴻章、張之洞、榮祿等，認為能夠處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傾向於循序漸進進行改革，以圖有所作為;而有的官員，像剛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損害，因此拼命反對改革。有時候要想改變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腦袋還難。

有學者認為，滿清的守舊大臣們反對改革是因為思想轉變不過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太過於草率。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慈禧當政直接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母以子為綱”，但是大臣們誰不是乖乖地承認這一現實，拼命巴結慈禧。為什麼？因為這樣才能保住榮華富貴。因此，就算是慈禧想進行變革，也得考慮這個問題，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變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榮祿為什麼要改革呢？

這跟他當時的處境有關，眾所周知，雖然榮祿最後把李鴻章排擠掉了，但是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大清帝國的大事幾乎都是他一手操辦，哪一點都比榮祿強。榮祿是因為“只知有後，不知有帝”才當上首席軍機大臣的，太平天國是曾國藩、李鴻章打的，外交是李鴻章辦的，實業是李鴻章搞的，他榮祿幹過什麼？作為一個首席軍機大臣，官至宰相，卻沒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績，危機感可想而知，而且，作為“忠烈之後”，榮祿還得考慮下自己的“歷史地位”問題，因此他必須做點什麼。

榮祿的變法思想，核心部分在軍事，這是一揚長避短之舉，因為榮祿先後擔任過神機營翼長、總兵、步軍統領、將軍、兵部尚書，並參加過指揮作戰，有多年軍事實踐的基礎。因而，榮祿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請設立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為什麼要設武備特科呢？榮祿認為當時武科考試出現瞭如時文試帖一般的弊端，要選拔折衝禦侮之才，並做到“稍裁各國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試非改不可。

榮祿拿出了周詳的計劃書，認為按每縣每年二百名應試武童統計，那麼全國有三四十萬，如果教練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強，無老弱濫竽之數;弓馬嫻習，教練易成;有志上進，與謀衣食者不同;姓名鄉里，有籍可稽，無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則歸農，不至流為盜匪。武備特科的開設辦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於操練的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後能夠隨軍充役，二年後挑選才武聰穎武生入各省所設武備學堂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等，分炮隊、馬隊、工程隊諸科，三年後由各省督撫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舉人。武舉人入京師大學堂學習，三年後由兵部奏請派大臣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進士。然後由高中的武舉人、武進士充補各路軍營哨長以上將官，以改變軍營積習。在設立武備特科的同時，榮祿考慮到舊制在短期內難以驟然全變，因而主張原有武試仍照舊舉行，但裁減一半名額。如果試辦有效再停罷舊制。(由此可見榮祿與康有為之區別，康要一下子廢除科舉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將軍時，榮祿就上奏請添練洋槍部隊，酌籌餉項。

榮祿看到昔日勁旅因日久廢弛，種種積弱習氣已不堪言狀，為破除積習，榮祿在戊戌維新期間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須要練成勁旅，而要練成勁旅，就必須從改練洋操下手。即“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而練兵首先要統籌全域性，全計餉需，先由朝廷定議，然後責成於各省督撫。榮祿認為改練洋操是為了達到步伐整齊、號令統一、槍炮精良、施放有準的目的，不能夠徒襲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選教習，酌核餉力，先從營勇開始教練，半年後再次第推及綠營和民團。要改練洋操，有許多相關問題需要妥善處理。如延聘外國教習，榮祿認為應寬以時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僅開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現意氣不投、語言不通，終有隔閡之感。好的解決辦法是從天津新建陸軍和江南自強軍中選拔學成者，分別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當教習。改練洋操，軍械槍炮的選擇尤關緊要。榮祿指出，中國許多省份雖有製造新式槍炮的機器製造局，但既不精純，規格又不統一。從外國直接購進的槍炮也新舊夾雜，名目繁多。

榮祿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務實，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對裁軍應做好善後事宜，辦法是擇地開墾，作為屯兵之用。榮祿改練洋操的主張是就陸軍而言的，同時他也對中國海軍力量的落後十分憂慮。因為陸軍練成後，需鐵路通其脈絡，海軍做其羽翼。中國經中法、中日兩次戰爭，海軍力量喪失殆盡。榮祿看到中國海軍力量的缺乏，易啟他族覬覦，而以前各地製造廠局大多在江海要衝，亟須移設堂奧之區。榮祿主張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鐵礦產較富的地區設立製造廠局，漸次擴充，從速開辦，以重軍需。

榮祿的種種謀劃，既有目標，又有具體實行步驟和善後方法，可見其擔得起改革派三個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維新變法事業如同當今的網路論壇，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摺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點選率，首先得做驚人之語，多談主義，少研究問題，內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榮祿是個非著名的改革派。

榮祿的那一套，較之康梁的口號型維新應更務實，由此可見，榮祿在“法是否該變”的問題上，與康有為本無分歧，只是具體步驟上分歧嚴重，康有為認為中國已無可救藥，必須實行最徹底的變革，一切推倒重來，尤其是官制，必須首先改革。他們也想到了這樣會遭到巨大阻力，但是還是天真地認為只要一變就會成功。

康有為作為清朝權力機構的局外人，只考慮方向問題，考慮不到具體執行問題，而榮祿作為政府機構的具體執行者，深知其中的錯綜複雜，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政變後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痺，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

所以在總理衙門和康有為見面時，榮祿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問題擺出來了，他問康有為：“祖宗之法不能變，這一點你同意嗎？”這顯然是試探康有為的，他得看看這個人有沒有“斤兩”，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說康有為平時不去結交榮祿他們也就罷了(可能想結交沒有機會，所以故作不屑，這是精神勝利法)，可這時候卻是一個非常好的結交榮祿和李鴻章的機會。此時如果能從李鴻章辦的洋務說起，徐徐論述變法的必要(其實這個道理幾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鴻章，又不顯得突兀和無禮，還能給各位實權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為如果這樣說了他就不是康有為了。康之變法，全憑一腔熱情和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他認為榮祿是個“後黨”，李鴻章是個賣國賊，本來就不屑於和他們合作(這就是文人，只憑感情從事，看不清實際情況)。因此他教訓人似的回答說所謂祖宗的成法，是用來治理和保衛祖宗之地的，現在連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的成法？再說，所謂成法，應該因時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哪裡有總理衙門？要說變法，僅憑這一條，各位已經變了。

這使本來對康有為不怎麼了解的榮祿，立即對這個狂妄的文人產生了反感。榮祿是什麼人？他在官場滾打了幾十年，什麼世面沒見過，而你康有為把變法說得跟兒戲似的，這不是開玩笑嘛，因此榮祿斷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氣候，因此他甚至沒等會見完畢就中途退場了。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在康有為身上浪費時間，他希望的變法不是康這樣的。因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既要剷除康有為又要堅持變法。

當榮祿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為，榮祿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為那樣運作。康有為也想改革，但跟榮祿不是一個路子。結果是，理念不對路，一拍兩散。這是必然的，康有為吸收不了榮祿，榮祿也改造不了康有為。

都說政治害人，毀滅人性，榮祿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餘蔭，恩賞六品主事，後來政治上不斷進步，年紀輕輕便升遷為戶部侍郎兼內務府大臣，掌管了皇室倉庫的鑰匙，這個位子一般只有最親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擔任，當年的雍正也曾經擔任過內務府大臣，可見其重要性。到光緒嗣立之時，榮祿已官至工部尚書兼步兵統領，就是說，啟閉紫禁城門的鑰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說此時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衝鋒陷陣的烈士之後還沒有充分領悟官場險惡，就為自己的純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光緒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請貴州巡撫空缺是否應當找人補缺，慈禧脫口而出，說讓軍機大臣沈桂芬赴任，原來慈禧因為最近軍機大臣們自專獨斷，眼裡沒有她這個最高領導，早就不爽，想找個人開刀，殺雞儆猴。沒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軒然大波。軍機大臣寶鋆首先表示反對：“巡撫是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充任軍機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貶到邊地。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駭，朝廷體制、四方觀聽，都大有關係。”恭王也表態說：“而且總署也少不得沈桂芬這個人。”慈禧沒轍，只好收回成命。

退朝之後，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認定是榮祿在背後說了壞話，於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書為條件，請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榮祿那兒探探訊息。

於是翁同龢就來到了榮祿家，一開始，他就大罵沈桂芬，說沈不是東西，太壞了，自己要和他絕交。那神態，那眼神，簡直是絕了，絕對是演技派。自古以來，當官的大多是演戲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練演技，因為他們沒有NG，不能重來，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藝界溝通，下臺後當個演員也不錯。榮祿涉世不深，雖然抱有警惕，還是被他的這位拜把子兄弟，兩朝帝師的精彩表演給騙了，不知不覺就透漏了自己內心對沈桂芬的厭惡，而這麼一點點傾向，對翁同龢來說，已經足夠了。

我們的翁師傅一出門就拐進了沈府，兩人挑燈夜戰，想出了一個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的毒計，要將榮祿掃地出門，趕出京城。

臘月二十七，有個叫寶廷的“清流”黨人，年底無事傷感，於是上了一道奏摺，諫勸六事：明黜陟、專責任、詳考詢、嚴程限、去欺矇、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調重談，於是按慣例發交軍機處議奏。沒想到寶廷卻頓有妙悟，悄悄對沈桂芬說：“機會來了！”原來“專責任”一條中，寶廷指滿大臣兼職太多，影響本職工作。若論兼差多，那就要數他和榮祿了，但是寶廷兼的都是國史館總裁跟閱兵這樣的無足輕重的小職，於是決定舍孩子套狼，由寶廷出面奏請落實“專責任”，於是寶廷進見慈禧，主動要求去掉國史館總裁跟閱兵的職務;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應了;然後寶廷乘機提出也要給榮祿“減負”，去掉工部尚書與內務府大臣的差使，專心幹好步軍統領，確保京師安全。慈禧最怕的就是京師安穩受到影響，因此覺得寶廷的話有些道理，但是一下子去掉榮祿這麼兩個大差使，她還下不了決心。這時候沈桂芬在旁邊加了把火，他說：“榮祿宣力有年，明敏幹練。年紀還輕，將來必蒙兩位太后重用。”這一下真是撓到了慈禧的癢處，原來慈禧最近也認為榮祿過於年輕，還需要多歷練歷練，於是在保護年輕幹部的名義下，沈桂芬堂而皇之地罷了榮祿的官。

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頭，過了些日子，西安將軍的位子空了出來。沈桂芬聯絡朝中大老，向太后力保榮祿，說他可以擔當此任，且離京下放鍛鍊一下，正是培養高階幹部的正途。慈禧一時受惑，覺得這主意不錯，於是命下，榮祿一下子從中央被趕到了邊遠地區。這一去，就是二十年，一顆政壇新星，在他將要最耀眼、最明亮的時候卻被朝廷遺忘，彷彿從來就沒有這麼一個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青年才俊仗劍立馬，為朝廷守護著大門。而這一忘，就是二十年，人的一生，能有幾個二十年？青春隨著歲月流逝，心情漸漸蒼老。人說哀莫大於心死，榮祿的痛苦確是他不能心死，他還年輕，他堅信自己還有機會，然而這種雄心壯志每天早晨都要被慘白的現實打碎。無法想象，一個人的心，在連續破碎了二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也無法想象，榮祿是怎樣說服自己，度過這荒島般的二十年;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甲午戰爭這年，榮祿借進京為慈禧太后祝壽的機會，鑽營到恭親王身邊，得到了恭親王的信賴。再次出山時，當年的駿馬已經變成野狼，一匹來自北方荒漠的野狼！

野狼的生存法則只有一條，那就是生存，我們這位榮大人也一樣，只要能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

慈禧當年想廢了光緒，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為帝，榮祿可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權力被端王奪走，但是又不好公開表示反對，於是一方面默不表態，另一方面給張之洞和劉坤一他們發電報，只有六個字“太后將謁太廟”，希望他們趕緊動起來。果然，他們表示反對了，還出了句名言“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這時候，載漪坐不住了，他到榮府探聽榮祿的態度。榮祿投其所好，忽悠他說要建什麼“虎神營”，說是用老虎來吃羊(洋)，用神來鎮鬼，而且還要奏請朝廷請載漪親自帶領這個什麼虎神營。載漪因為外國人公然表示只認光緒，反對廢立，因此非常痛恨洋鬼子們。榮祿這一手正好撓到了他的癢處，使他非常爽，而且產生了錯覺，認為這是榮祿對於以後他們之間君臣名分的一種認定。可見撒謊真是一門非常高深的藝術。後來，那桐和崇綺拿著《恭請廢立》折，藉著慈禧太后的名義又來探風的時候，榮祿乾脆耍起了無賴，先是藉口肚子疼，進去和幕僚商量半天，然後突然將摺子扔到火裡，連說“不敢看吶不敢看”，直弄得我們這理學大師(那桐)和滿人唯一的狀元崇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榮祿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於是趕緊提出他的方案。

《崇陵傳信錄》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完早朝之後，慈禧單獨召見榮祿。慈禧與榮祿有一段對話：

榮祿問：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

慈禧答：無有也。事故可行乎？

榮祿答：太后行之，誰敢謀其不可者！顧上(光緒)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問：事且露，奈何？

榮祿答：無妨也，上(光緒)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近宗近支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

慈禧曰：汝言是也。

這樣一來，慈禧的目的也基本上達到了;而榮祿呢，不用說，他的目的也達到了，僅僅立個大阿哥，端王還成不了氣候，而且為自己弄倒他們爭取了時間。

果然，義和團鬧起來以後，載漪上躥下跳，極力慫恿慈禧借義和團之力滅洋鬼子，榮祿雖然看出這是一條死路，但是他並沒有阻止，而是讓他們瘋狂地走向滅亡。所以，慈禧問他義和團究竟可不可靠時，他說什麼老佛爺一貫英明，這次也不會看錯，就不要懷疑，放心大膽地幹吧。甚至連那份假照會，他也給遞了上去，果然最後結果如他所料，載漪父子的帝王之夢隨著這次戰爭的慘敗，也灰飛煙滅。而他榮祿，因為在戰爭中給慈禧留足了後路，更加受到信任。

對於榮祿來說，這是個完美的結局，為了這個結局，老百姓要付出四萬萬五千萬兩銀子。這就是惡狼政治，老百姓是羊，他們沒資格參與，只能獻身被吃掉。

1903年，榮祿走完了他那算不上幸福的政治人生，留給世人的，是一個模糊的身影，一個近於神祕的形象。

此時，離清朝滅亡只有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