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何事讓蔣介石斷絕了對日本的所有希望？

1935年，已經佔領東北的日軍頻頻用武力威脅侵略華北。在此情形之下，國民政府除了勉強維持局面外，缺乏明確的應對方針。

針對國民政府的退讓，日軍則更加步步緊逼，並蓄意製造挑起爭端的藉口，從而引發了兩次“張北事件”。

第一次“張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駐屯軍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張家口出發，前往多倫，沿途進行“視察”。

當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趙登禹率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奉命駐紮在張北。26日午前10點左右，這夥日本人在途經張北縣南門時，被一三二師衛隊所阻止，進行例行檢查。雙方因為旅遊護照的檢驗引起糾紛，在爭執40分鐘後，中方一名懂日語的人員趕到現場調解，隨即准予放行，是為第一次“張北事件”。

日本立即藉助此事大做文章，其駐張家口領事橋本以趙登禹部衛兵侮辱日本外交官、軍官為由，先向二十九軍參謀長張維藩提出抗議。幾天後，日方又在北平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抗議。

宋哲元為不給日軍藉口，於11月25日命趙登禹向日方道歉，11月29日，又免去當事者、實施檢查的連長張書標職務。日方仍不罷休，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太郎乘機要求中國軍隊退到長城以內，“以免衝突”，但宋哲元回答說，此事應與中央政府交涉，婉拒了日方“要求”。

第二次“張北事件”

1935年5月31日，日本關東軍駐阿巴嘎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派遣4人以旅遊為名，乘汽車由多倫前往張家口，沿途偷繪地圖。

6月5日下午4時，車至察哈爾張北縣城北門時，趙登禹部哨兵讓其停車，檢查護照。但4人未帶護照，只出示了多倫特務機關簽發的身份證，哨兵遂將4人扣留，送該師軍法處。

軍法處詢問了其來歷，並以酒飯招待，同時向察哈爾省政府電話請示處理辦法。省政府又向時在北平的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彙報。宋哲元為避免事態惡化，決定放行。

於是，4個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時被“禮送出境”，是為第二次“張北事件”。

日軍認為再次抓住了藉口，宣稱4人在張北受到“非法監禁”，被“青龍刀威脅”，“還不給食物和寢具”。11日，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向中國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提出三點“要求”：第二十九軍向日軍道歉;第一三二師參謀長撤職;懲辦第一三二師軍法處長。

日方還宣稱在第一次“張北事件”時，宋哲元曾向日方允諾：日本人可以在察哈爾省自由旅行，不檢查任何攜帶物。

對此，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反駁說：察哈爾省政府與日本領事曾有協議，日本人出入察哈爾省，須由日本領事致函察哈爾省政府，準發護照，方可通行。

但日本關東軍決心利用此事，將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軍逐走。他們迅速在長春召集有關將領，商定了更為苛刻的“交涉”條件《對宋哲元交涉綱要》，並決定於6月17日交土肥原賢二，讓他負責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二十九軍移駐長城之西南，並不得再行“侵入”;二、將一切“排日機關”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處罰責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須在兩週內辦竣，並限中方5天內答覆，否則“將採取自由行動”。

國民政府得到報告後，於第二天立即公佈免除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以民政廳廳長秦德純代理省主席，宋哲元於20日離開張家口，這讓土肥原失去了“交涉”物件。

又一次退讓

1935年6月23日晚間，土肥原以“私人拜會”為由闖入秦德純在北平的住宅，和一直拒絕接見他的秦德純會了面，提出實現擬定的“要求事項”，並在後面加上了“承認日滿對蒙工作”、“招聘日本人為顧問”、“協助日本諸如建設機場，設定無線電臺等軍事裝置”等6項“特別期待事項”。

在會談中，土肥原還蠻橫地說：“秦將軍，你知道外交的後盾是什麼？”秦德純氣得渾身發抖，大聲回答：“那麼，你們就派軍隊來進佔察哈爾好了！二十九軍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戰到底！”此時，秦德純捲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頓，但一轉念，如果揍了他則難以善後，又極力按捺住衝動，結果導致當場吐血，倒臥在沙發上。

秦德純隨即請示南京。6月26日夜，南京電示秦德純以及軍分會各委員：皆可酌情辦理。結果對日軍提出的要求，除“宋哲元謝罪”一項改為“向日軍表示遺憾之意”外，秦德純均予答應。

27日上午，秦德純赴日使館陸軍武官室會晤土肥原，遞交了書面答覆。其內容如下：

一、關於“張北事件”，表示遺憾之意，將責任人免職;二、“將被認為對日中國交發生不良影響的機關”，從察哈爾省撤退;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爾省內的正當行為;四、將宋哲元軍從昌平、延慶、大林堡至長城一線以東地區，及從獨石口北面沿長城經張家口北面至張北線南面一線以北地區撤退。

事後，土肥原得意地向在北平的日本使館參事官若杉要說，所謂“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爾省內的正當行為”，就是秦德純口頭答應了他提出的6項“特別期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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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土協定》簽訂後，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從察哈爾省撤出，移駐河北省。1935年8月，趙登禹率一三二師撤出張北時，當地各界人士為部隊送行，趙登禹臨行發表演說道：“我深知，作為一個軍人應該怎麼去做。”同年12月，關東軍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協定》為藉口，令李守信的偽軍打頭陣，佔領了察北六縣，張北人民開始了在日偽長達十年的統治下的艱難生活。

有學者認為，《秦土協定》徹底改變了蔣介石對日本的想法，事後他說：“蓋我處被動地位，而彼得寸進尺”，“此後對日再無遷就之必要”。協定簽署後的當年11月，蔣介石在廬山召見秦德純，秦力圖對自己簽訂這樣蒙辱條約向蔣解釋。蔣只是說：不用解釋了，這事不能怨你，同時對秦大加慰勉。在日本投降後，土肥原作為甲級戰犯在遠東國際法庭上受審，秦德純作為出席法庭的主要證人，將這段歷史公之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