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希特勒的恩怨情仇 從親密合作到斷交宣戰

1945年4月30日，德國首都柏林籠罩在一片硝煙火海之中。總理府花園地下室暗堡內，隨著一聲沉悶的槍響，希特勒自殺身亡。

一個星期以後，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國民黨政府大禮堂內張燈結綵，蔣介石高舉酒杯，向駐華美英蘇軍將領及大使們祝賀歐戰勝利結束。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大對立陣營中的風雲人物，在20世紀30年代卻曾有過近十年之久的友好關係，他們不僅函電往來，互致傾慕之情，更是互贈照片、戰刀，以表親善之意，中德關係由此經歷了一段蜜月時期。但後來兩國關係卻逐漸緊張直至斷交、宣戰，蔣介石甚至還參與到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這一段曲折歷史值得我們去探究。

蔣介石的德國情結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與蘇俄的關係隨之斷絕。因急於尋找新的國際力量來填補蘇聯顧問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蔣介石把目光轉向了德國。

蔣介石十分贊同學習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認為這是針對舊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的國情，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在留學日本期間，蔣介石便致力於學習德語，1912和1918年曾兩次準備赴德留學。他也曾在《軍聲》雜誌上發表文章，讚揚德國的軍事教育與軍事訓練制度，主張中國向德國學習。他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實踐兩方面的祕訣，力主將“鐵血政策”作為中國的“指導原則”，促成中國社會的“軍事化”。精神上的崇拜與現實的需要，使蔣介石堅定了他的聯德決心。

1933年，希特勒上臺，蔣介石開始直接與納粹政府展開交往，中德關係進入蜜月期。

蔣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經宣稱“我們需要中國的希特勒”。蔣介石認為以中國傳統文化加上法西斯主義理論，就是今日中國由亂變治的法寶。為此，蔣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務組織“復興社”(由於復興社幹部均穿藍衣黃褲，故又稱“藍衣社”)，以恐怖手段來維護統治。此外，陳立夫和陳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學系”、汪精衛的“改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頌揚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國成績。

登上總理寶座後，希特勒為了侵略擴張，大力發展軍備工業，並將對華政策由魏瑪時期的“佔領中國市場”修正為“要確保從中國獲得穩定的戰略資料來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兩位終生都未謀面的領導人開始了超越時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簽訂，為此希特勒致電蔣介石，稱“中德兩國之間的貨物互換，給予兩國經濟的發展以莫大的幫助？？兩國的密切合作也是兩國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還向蔣介石贈送了德國國防軍榮譽軍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鈞座及貴國之微意”。蔣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際，致電讚揚希特勒“對於德華兩國間經濟合作熱心主持，使國交益敦親睦？？特致謝忱”。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向蔣介石贈送三輛汽車，其中一輛與希特勒檢閱軍隊時所乘相同，蔣介石也向德國國防部長、經濟部長、航空部長等政要授勳，中德關係漸入佳境。

軍事顧問來華訓練軍隊

中德關係友好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大批德國軍事顧問來華。1928年11月，第一位來華的鮑爾上校率領德國顧問團抵達中國。

鮑爾來華後直接從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為國民黨高階將領授課。授課的內容包括軍事工業、新式武器與化學戰等。聽鮑爾課的，除了蔣介石，還有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隊的高階軍官。由於鮑爾的作用，德國顧問團已經介入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訓練、警察、國防工業和其他重要部門。

1930年5月，原德軍參謀本部作戰處處長佛採爾來華擔任顧問團團長。佛採爾十分輕視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高階將領，特別是舊式軍人或留日出身的，認為他們“只知侈談理論”，因而同他們關係並不融洽。而對於恃才傲物、同蔣介石不無齟齬的宋子文，佛採爾卻一見如故，經常陪同宋子文參觀軍事設施與新建立的教導隊，關係非常密切。這使蔣介石感到不滿。另外，佛採爾個性倔強、脾氣生硬，同其他顧問之間的關係也比較緊張。這樣，佛採爾總顧問一職易人，已是勢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來華，並於次年被正式聘為總顧問。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塞克特向蔣指出，中國的軍隊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訓練有素的部隊。中國當前應重點訓練和裝備10個師，置於南京政府直接管轄下。他還建議仿效德國軍隊中的軍官團，在中國軍隊中建立起“教導旅”。

蔣介石對塞克特的建議十分賞識，他讓塞克特享有優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當於2000美元，這是此前佛採爾月薪的3倍。蔣介石給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權勢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國軍事顧問所無法企及的。塞克特來華就職後，國民政府特設了總顧問辦公廳。蔣介石曾命令參謀本部、軍政部等中央軍事部門都必須向塞克特全面報告有關情況。塞克特常以蔣的名義召集高階軍事會議，有的時候，塞克特還代表蔣介石視察、檢閱部隊。

塞克特建議先整編6個師(10萬人)作為和平時期的基礎兵力，然後再發展成18個師。第五次“圍剿”之後，陳誠提出立即整編30個師，塞克特堅決反對，向蔣介石力陳己見，甚至以提前回國相威脅。蔣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張。

1935年塞克特辭職離華前夕，曾向蔣介石竭力推薦法肯豪森繼任總顧問。此後，法肯豪森便成為在華德國軍事顧問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後擔任過德軍軍事教育和訓練總監、陸軍團長、步兵學校校長。

法肯豪森向蔣介石指出，一旦日本發動軍事進攻，華北地區即首當其衝，同時長江流域也會遭到來自海上的日軍進犯。為此，中國應將作戰部隊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以滄縣、保定之線為絕對防禦，以黃河為最後抵抗線。長江封鎖對於中部防禦最關重要，江防須封鎖江陰，陸防須推進至上海附近。南京為全國首都，必應固守。在華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則為最後防地，應規劃兵工業和發展運輸。這些建議有不少經以後戰爭實際證明是可行的。

這一時期除了來華的眾多軍事顧問外，還有一位德國人的名字被歷史銘記--約翰·拉貝。中日戰爭爆發後，拉貝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代表被派駐南京。在日本佔領南京期間，拉貝擔負起了“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護了近20萬南京難民免遭殺戮，拉貝也因此被譽為“南京的辛德勒”。

中國戰略物資交換德國軍火

大批德國軍事顧問來華的同時，中德之間戰略物資和軍火貿易也迅猛發展起來。1934年8月，中德簽訂《中德易貨協定》，規定中國政府以砂礦和農產品換回德國的“工業產品”，德國則向中國提供重工業企業裝置。1936年5月，中德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德國將向中國提供1億馬克的商業信貸，中國可用此購買德國工業品和其他產品，之後兩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有了很大的發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國從中國進口的鎢砂(製造槍炮等必不可少的戰略原料)分別為2510噸、4784噸、5091噸、8037噸和8962噸，從中國鎢砂佔德國進口鎢砂的比例來看，1934年佔57.2%，至1937年已達70.6%。除了鎢砂以外，德國還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銻、錫等重金屬原料。在德國重整軍備的過程中，從中國獲得的戰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斷交、宣戰後，國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國出口鎢砂等戰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國政府經濟部長施佩爾向希特勒報告說，由於鎢砂進口中斷，國內儲量僅夠10個月的使用。德國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人提議用黃金同中國交換鎢砂，但以往的德國對華貿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斷了同中國的業務往來。希特勒德國不得不喝下納粹當局自己釀下的苦酒。

根據《中德易貨協定》，中國方面還需向德國出口大宗農產品。這也是中方抵付進口德國軍火及工業貸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簽署後，中國向德國提供了大批的農產品，包括蛋品644噸、芝麻6500噸、豆油850噸、棉籽油2095噸、桐油100噸、花生仁1000噸、花生油1000噸、蠶繭150噸。

南京當局還加快了從德國進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國對華出口軍火為640.5萬馬克，佔德國出口軍火總額的28.8%，中國成為德國軍火的最大買主。根據德國外交部的一份檔案，至1936年10月，德國已向中方交付價值1000萬馬克的軍火，其中包括2300萬發炮彈、6000萬發反坦克炮彈、1800萬發高射炮彈，以及探照燈、鋼盔等;另外，已訂貨且將於1937年交付的軍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衛炮4門、88毫米海岸防衛炮4門、240門水雷、1艘佈雷艇、60門野戰榴彈炮，以及高射炮牽引車;1938年交付的有榴彈炮、炮艇、魚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當局已有一支8萬多人全部德式裝備的部隊，在淞滬戰場上曾作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國顧問參與下，時任行政院祕書長的翁文灝主持制訂了重工業發展的三年計劃，該計劃確定了中德合作進行的10大工業專案，有鎢鐵廠、鋼鐵廠、鍊銅廠、煉油廠、中央機器廠(包括電機廠、工具機廠)、中央電工廠(包括電線廠、電話廠、電子管廠)等，德國方面除供應裝置外，還負責工廠的設計、主要廠房的建築和裝置安裝。

陶德曼調停無果，中德斷交宣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德國雖和日本結盟，但又不願日本取代德國在華利益，也不願日本在中日戰爭中受損，從而失去或削弱在遠東對蘇聯的牽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擴大侵華戰爭。10月下旬，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電告駐華大使陶德曼和駐日大使狄克遜，德國願意調停中日戰爭，由此揭開了陶德曼調停的序幕。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在南京的勝利又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如中國放棄溶共和反抗日滿的政策，對日滿兩國的防共政策予以協助，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等。

但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宣告，稱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對於日本的挑釁，18日國民政府發表宣告：“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中日兩國互相召回駐對方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隨著局勢的發展，日本在德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也愈顯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宣佈：“德國將承認'滿洲國'，以拋棄過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現實。”這一演說，成為中德關係倒退的轉折點。24日，中國政府照會德國外交部，表明了“對德國此種不友誼行為之不滿”。德國方面則通過其外交部向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對中日戰事仍保持過去中立態度，希望中國政府亦繼續以前對德友誼。”

然而，德國說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長裡賓特洛甫下令召回駐華大使陶德曼，與此同時，德國國防部則嚴令禁止軍火輸華。7月5日，全體德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結束，兩國關係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正式簽訂，條約“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次年7月，德國更進一步宣佈承認汪精衛偽政權。這無疑是對中華民族及遠東地區各國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國民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正式宣告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9日，中國政府宣佈同時對德國、日本、義大利宣戰，雙方處於戰爭狀態，與德國間的“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一律廢止”。中德關係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攏蔣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絕交後，德國仍然企圖拉攏中國。1942年，德國有關方面引誘中國締結《中德軍事密約》，企圖將中國綁到軸心國的戰車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國“突攻印度，與德合作”的計劃後，蔣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記寫道：“對德國路線，勿再探索為宜？？不如嚴令拒絕之。”蔣介石這時關心的是加強反法西斯陣營的力量，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當年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曾訪印，力勸英國與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現在德國卻要中國“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蔣介石拒絕。

關於合攻印度的會師計劃，據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回憶，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過伊朗，進駐波斯灣，與日本“在印度洋會師”。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動亂》一書中也說：希特勒“認為大軍南侵，從烏克蘭進攻高加索，將石油控制在手，可斷絕英、美從波斯灣方面對蘇的援助，使德國的勢力伸展到中亞細亞，再與印度方面的日軍遙遙相對，取得聯絡”。

為實現會師計劃，1942年3月23日，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會談，商討軸心國的戰略，要求日本佔領錫蘭和馬達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軍向中東和高加索的進軍。日本在偷襲珍珠港得手，取得區域性海上優勢後，也曾制訂了一個用5個師攻打澳大利亞、奪取錫蘭，與希特勒在印度洋上會師的計劃。

美國總統羅斯福充分認識到了這一計劃的危險性。1943年，他在開羅會議期間對他的小兒子直言不諱地說：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歐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羅斯福的這段話從中國堅持抗戰、拖住日軍主力這個角度，認為如果中國軍隊被打垮，德日會師印度，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來說，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分析：蔣介石接受德國拉攏，與德合作，命令當時在緬甸與日軍作戰的中國遠征軍進攻印度，從而促成兩個法西斯會師，其結果不也同樣是災難性的嗎？幸虧，蔣介石沒有這樣做。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在其鉅著《國家間政治》開篇說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樣，國家間的政策是為了利益而爭，無論國際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利益總是最直接的目標。”中國的戰略原料雖然對納粹德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國在遠東的戰略價值當時無法同日本相比擬。國際形勢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間做出選擇，這也是中德關係由高潮到破裂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