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王后：巴列維王朝覆滅與伊斯蘭共和國崛起

法拉赫·巴列維，伊朗的末代王后，她美麗而又優雅，從容而又高貴，波斯美女精緻的面龐加上一口流利的法語和英語，使她的氣度舉止絲毫不遜於歐洲各國的王室，甚至可以比肩童話故事中的人物，給平凡的人們以無限的遐想。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一位女性曾經是伊朗半邊天的化身和象徵，母儀天下長達二十年之久。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今毛拉們的妻子恐怕只能以頭巾和麵罩示人了吧。

如今，法拉赫王后已經流亡國外三十三載，時而客居華府，時而客居巴黎，她年輕時曾在這座城市學習建築。最初的流亡生活可以用顛沛流離來形容，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國家都迫於壓力不敢接納他們，她的沙阿(Shah波斯語：國王)，禮薩·巴列維，在伊斯蘭革命一年之後就因病客死他鄉。多年之後，這位堅強的女人又經歷了兩次喪子之痛，她的一雙兒女先後因為抑鬱症自殺。不過時至今日，年邁的王后仍然堅持履行自己的職責，雖然伊斯蘭共和國在成立時就取消了王室所有的頭銜，至少在海外伊朗流亡者和伊斯蘭共和國的反對者眼中，她仍然是伊朗王后，是那個古老國家的象徵。西方的媒體與政府機關對她依舊以王后陛下相稱，她也時不時地出現在歐洲各國王室的婚禮和慶典上。

法拉赫王后的命運是一出悲劇，身為一國之母給她帶來的痛苦恐怕遠遠大於幸福。悲劇每天都在上演，但多數並不引人矚目。泰坦尼克號的沉沒之所以獨領風騷一百年，恐怕因為那是高富帥們的悲劇，是社會名流的悲劇，是大英帝國的悲劇，是那個黃金時代的悲劇。有些悲劇要比其他的更精彩些，尤其是當它屬於王室的時候，因為王室的命運自然會被與國運和時代這樣的巨集大敘事聯絡起來，交織起來。就像那可憐的羅曼諾夫一家，被布林什維克無情地屠戮滅門，如今他們卻成了官方承認的義人和殉道者，成了俄羅斯人集體記憶中那個不那麼壞的時代的留存，成了那個歐洲般貴氣的俄羅斯的象徵。他們手上的鮮血，他們失敗的國家管理，都在時間的盪滌中褪了色，在人們對布林什維克的憤恨中顯得無足輕重了。巴列維家族何嘗不是另一個羅曼諾夫？只不過沙阿比沙皇開明得多，不幸的是他繼承的國家比俄羅斯更貧窮，更落後，更愚昧。他們的取而代之者，列寧和毛拉們，倒是可以等量齊觀。

老巴列維，伊朗的凱末爾

1938年，法拉赫王后出生在伊朗上流社會一個軍官家庭，當時的沙阿是雄心勃勃的老巴列維，她未來丈夫的父王。老巴列維，一言以蔽之，就是伊朗的凱末爾，軍人出身，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對伊斯蘭教並無好感，醉心於效仿西方的現代化改革。老巴列維在位的十六年，廢除了伊斯蘭教法，頒佈西式法律，建立現代學校和大學，修建鐵路公路電報電話，公派大量留學生赴歐洲留學，極力提升婦女地位，禁止女人戴面罩。老巴列維還同情猶太人，允許猶太人從事原來被禁止的職業，允許他們遷出貧民窟自由定居，在伊朗猶太人眼裡，老巴列維沙阿的地位僅次於波斯帝國的建立者居魯士大帝。但是伊朗的伊斯蘭教什葉派神職人員，也就是毛拉們，對老沙阿十分不滿，因為巴列維推行的政策幾乎全是不利於他們甚至公然反對他們的。為了鎮壓宗教勢力，老巴列維曾率兵前往什葉派領袖的居住地庫姆，公然無視伊斯蘭最基本的戒律，穿著馬靴踏入神聖的清真寺，用手仗抽打一位德高望重的阿亞圖拉。可以說，巴列維王朝創立伊始，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就是對立的，世俗王權與伊斯蘭神權水火難容，幾十年之後，老沙阿創下的基業也正是毀在了毛拉們手上。儘管老巴列維沙阿非常努力地學習西方，但是伊朗的起點之低不是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所能決定的，同其他歷史悠久的文明一樣，古代波斯帝國的繼承者伊朗，當時也是十分的貧困和落後，民眾愚昧，統治階層腐朽守舊，絕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毛拉們作為先知的繼承人和和真主在人間的代言人，仍然掌握著國家的命脈。

老巴列維不太信任英國，所以同德國關係曖昧，二戰期間，盟軍逼伊朗站隊，老巴列維保持中立，拒不驅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國技術人員。因此，英蘇聯軍1941年進入伊朗，逼迫老巴列維退位，使得禮薩·巴列維得以繼承王位，成為新一代伊朗沙阿。而此時伊朗的政治現代化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政黨得以發展，1944年議會舉行了公正的選舉，禮薩·巴列維登基後基本上是一位君主立憲的虛位君主，並無實權。1948年，年僅十歲的法拉赫就經歷了喪父之痛，家庭經濟變得拮据，但上流社會的背景仍然能夠保證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先是在德黑蘭的一家義大利語學校上學，兩年之後轉入一家法語學校，在校期間，她熱愛運動，並且擔任了校女子籃球隊的隊長，畢業後赴巴黎學習建築，她的一生從此便與這座城市結下不解之緣。

匹夫無罪，懷璧有罪，成無石油，敗因石油

在二戰之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基本都集中在東亞，數來數去，也就是韓國、新加坡、臺灣和西亞的以色列，這幾個國家有一個共性：缺乏自然資源，尤其缺乏石油。而伊斯蘭世界唯一實現政教分離和穩定民主的國家土耳其，也不是石油出產大戶。反觀那些石油蘊藏豐富的國家，伊拉克，伊朗，沙特，敘利亞，利比亞，要麼政治經濟皆失敗，要麼窮的就剩錢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塌糊塗。整個中東幾乎就是一個坐在石油上的火藥桶，成為整個世界動盪的中心和恐怖主義的策源地。這不是巧合，也不是我的隨意歸納。

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有罪”，類似的寓言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故事中都出現過。血鑽的故事恐怕也是家喻戶曉。儲量豐富的石油，不但沒有助後發國家現代化一臂之力，反而成為了這些前現代國家擺脫不掉的夢魘。有句老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前現代國家缺乏和平的政治博弈機制，也沒有形成完善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國內的各個政治力量都希望獲得石油帶來的利益，都想吞掉這塊肥肉，這就造成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動盪。再加上二戰後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石油資源國有化的嘗試屢見不鮮，這就傷害了先前投資於石油勘探和開發的西方大國的利益，使得中東國家與西方大國關係緊張，造成了對石油輸出國險惡的國際環境。縱觀二戰後騰飛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這些國家莫不是從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出口導向型製造業，如紡織業起家，充分地吸納勞動力，增加就業，保證政治穩定的同時快速地提高國民所得，而後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如電子，造船，汽車工業轉型才取得成功的。在這一過程中，新興國家中產階級崛起壯大，穩定民主條件形成，最後水到渠成，政治經濟雙豐收，腿也直了，腰桿兒也硬了，頭也抬起來了。

而那些單純資源出口型國家，比如石油輸出國，本來就信綠教不讓計劃生育，二戰之後隨著抗生素的推廣和醫療技術的提高，人口迅速增長，並且呈現年輕化的態勢。石油行業又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能吸納多少就業人口。此外，由於石油這種硬通貨的出口，造成石油輸出國的匯率居高不下，這樣就打壓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生存空間，一來無法解決就業問題，二來石油業的利潤只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無法迅速提高全民所得。石油出口在統治缺乏合法性的前現代國家就產生了兩個致命的問題，高失業率和嚴重貧富分化。尤其是年輕人，失業率比全國整體水平更高，這也就為共產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滋生和傳播提供了溫床和快速通道。大量的石油美元也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一旦經濟增速在一段時期的高企之後突然下滑，動盪就變得不可避免。1951年，親西方的伊朗首相拉茲馬拉被伊斯蘭極端勢力刺殺身亡，支援石油產業國有化的摩薩臺經議會表決當選伊朗首相。英伊石油公司(BP的前身)與伊朗政府談判破裂，其資產被伊朗收歸國有，英國一氣之下撤走專家，並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此舉導致伊朗經濟停滯，政局動盪。

到了1953年，英國的首相是保守黨的丘吉爾，美國的總統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這哥倆對共產主義都是深惡痛絕。國有化什麼的最討厭了，這伊朗是不是要東風壓倒西風啊？伊朗的戰略地位和石油資源對於美英太重要了，伊朗導向蘇聯在冷戰正酣之際，對於西方也是難以承受的戰略失敗。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一商量：“整不整？”“整！”於是MI6和CIA聯手行動，策動伊朗軍事政變，帶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的摩薩臺政府倒臺，首相遭軟禁直至去世。本來是虛位君主的伊朗沙阿禮薩·巴列維受美國扶持，在此後的十年裡逐步掌了實權。伊朗由一個半吊子君主立憲國家搖身一變變成了實打實的君主專制國家。

1959年，21歲的法拉赫·迪巴作為伊朗留學生代表，在伊朗駐法國使館見到了她的國君。剛離過婚的沙阿對這個年輕貌美，單純而又有教養的波斯姑娘一見鍾情。很快，沙阿就向法拉赫求婚。興奮的法拉赫把自己訂婚的訊息告訴了閨蜜，並讓閨蜜猜猜誰是未婚夫，她的閨蜜數遍了她們生活中認識的所有人，都沒有猜對，最後無奈地說：那就只剩下沙阿陛下本人了吧。法拉赫點了點頭，後來二人興奮地徹夜長談，一夜未眠。那也是一場世紀婚禮，在巴黎伊夫聖洛朗和迪奧專門定做的禮服和婚紗、紅地毯、電視直播、皇家馬車，你能想到的一切一樣不少。

烏托邦——永遠可望不可即的地平線，回火炸膛的“白色革命”

年輕的沙阿，開明又富有雄心壯志，自小就在瑞士接受教育，同他偉大的父親一樣，他也醉心於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審美也是西式的，除了西裝，他最喜歡的行頭就是軍禮服，藍色的呢絨，寬闊的肩章，絲綢綬帶，胸前掛滿了勳章，他看上去與歐洲的君主並沒有什麼不同。對於在自己祖國興盛了千年之久的伊斯蘭教，沙阿應該是毫無興趣，甚至是充滿了鄙夷之情。他曾使人給宗教領袖霍梅尼傳話“別逼我穿上我父親的靴子！”沙阿的一切都可以與歐洲的國王們相媲美，他的宮殿，他的座駕，他的華服美酒，他年輕貌美的王后，如今有超級大國撐腰，他的權力更是如日中天，遠超歐洲那些虛位君主的父輩們甚至祖輩們，沙阿還缺什麼呢？他的人民，還是那樣的篳路藍縷，還是那樣的守舊落後。他的國家，仍不能與列強平起平坐，仍是大國博弈的棋子。對於一個有抱負的國王來說，現狀必須被改變，越快越好！

當時的世界，正在進行一場“進步主義”的狂歡，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自不必說，冷戰的另一方，以美國和歐洲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也沉浸在凱恩斯主義的美好期許之中不能自拔。《通往奴役之路》被束之高閣無人提起，古典自由主義式微到極致。國家和政府力量空前強大，人們普遍相信那些“偉大”的社會工程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甚至人性本身。1958年，中國開始“大躍進”。1965年，美國約翰遜政府提出“偉大社會”計劃。二戰之後，英國迅速完成了對大量產業的國有化，擴大了全民教育，全民醫療等福利的規模，福利國家模式在歐洲遍地開花。

如我們所知，以上的那些社會工程均以失敗告終，有些甚至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我們很難指望軍校出身的伊朗沙阿對於自由主義有著比當時主流知識分子更深刻的洞見。對於現代化和進步的強烈願望，沙阿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伊朗對於權威順從的、缺乏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的前現代社會，這三個因素疊加，很容易的就產生了當時在世界佔主流地位的巨集大社會工程，這就是沙阿的偉大計劃——白色革命。1963年，伊朗舉行了全民公投，99%以上的人對“白色革命”投了贊成票，沙阿的巨集大計劃得以實施。同時對於一小部反對“白色革命”宗教勢力，沙阿則利用軍隊對他們實施了鎮壓。

“白色革命”一直持續到巴列維王朝的末期，共包括19項改革計劃，最初的六項計劃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草原的國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工人持股分紅、婦女選舉權、鄉村掃盲“知識大軍”。沙阿的改革很難以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來劃分，其中既包括了國有化也包括了私有化。在“白色革命”實施以後，伊朗的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確實得到了極大地提高。經濟超過十年以上實現兩位數增長，在石油美元的刺激下，伊朗迅速進行著工業化和現代化，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電氣化鐵路不斷延伸。首都德黑蘭也從一個破敗小城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吃穿用度幾乎與西方國家無異，社會文化空前開放，德黑蘭的女大學生可以身著迷你裙頭戴太陽鏡。

此時的法拉赫王后也幾乎成了沙阿偉大計劃的形象代言人，並因此贏得了廣泛的愛戴和歡迎。她不停地走訪伊朗各地，頻繁地參加教育和醫療機構的開幕典禮，像所有歐洲王室成員那樣，法拉赫王后為慈善事業和人道主義奔走呼籲，走訪伊朗最偏遠和貧困的地區，以表達對當地人的關心。在她生涯的巔峰，法拉赫王后資助的教育、衛生和文化組織多達24個。由於在巴黎學習過建築，法拉赫王后對於文化和藝術情有獨鍾，身為一國之母的她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來發展伊朗的文化和藝術事業。1967年到1977年間，法拉赫王后贊助了10屆射拉子藝術節，來自伊朗和西方國家的樂隊在藝術節上同臺演出。

波斯是一個文明古國，古代藝術璀璨奪目，但是常年的積弱和混亂導致伊朗無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古代文化和藝術。法拉赫皇后從自己丈夫的政府財政收入中闢出專項資金用於從國外和民間購買波斯文物，因為伊朗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有“適當”的收藏，此外她還建立和資助了大量的博物館與藝術館，並且建立了國家信託體系，用以運營和維護這些文化藝術機構。法拉赫王后建立的博物館和文化藝術機構，有的至今仍在執行，向世人展示著曾經輝煌的古波斯文明。沙阿也不失時機地利用王后廣泛的群眾基礎，1967年加冕法拉赫王后為皇后，並封她為攝政王，一旦國王駕崩，王儲又不滿21歲，皇后便可代其行使權力。法拉赫這幾乎同女王無異的地位在信奉伊斯蘭教、歷史上婦女地位極低的伊朗引起了極大爭議，更觸怒了極端宗教勢力。

觸怒毛拉們的並不只有王后，“白色革命”中最主要的土地改革將大量毛拉們擁有的土地通過國家贖買的方式分配給了無地農民，直接傷害了毛拉們的經濟利益。沙阿本想討好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鞏固自己的統治，但是農民無組織，無話語權，就算他們吧沙阿當親爹也沒有什麼用處。毛拉們卻是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和精英，沙阿的政治如意算盤落了個空，得不償失。同時，表面上看來頗為成功的白色革命更產生了許多沙阿意想不到的後果，公共衛生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伊朗人口的增長率，也改變了伊朗的人口結構，提升了年輕人在人口中的比例，1976年，伊朗55%的人口不到20歲。公立教育的推行和掃盲運動使伊朗的識字率從1960年的14.7%提高到1976年的47%。城市化比例也由50年代得31%增長到1976年的47%。但以石油出口為經濟支柱的伊朗由於荷蘭病的困擾，無法像東亞國家那樣為大量年輕就業人口提供工作機會，石油美元也只能讓極少數人暴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權威體制下，國家計劃與市場並存的混合經濟又會導致政府官員尋租造成的大面積腐敗。此外，一些經濟自由化政策也催生了為數不多的伊朗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他們希望擴大政治參與，對沙阿的權威獨裁亦多有不滿。伊斯蘭革命前夕的伊朗社會經濟狀況像極了2011年的中東北非，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巴列維父子的社會經濟改革還算先進，使伊朗先於其他阿拉伯國家30年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

1975年，伊朗通貨膨脹抬頭，沙阿的政府非常不明智地採取了“打擊投機倒把”和價格管制的措施(從羅馬帝國開始，多少國家如此亡國！弗裡德曼大溼，您別光顧著管智利啊，咋不給沙阿出出主意？)，很自然，這種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了1976年和77年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國際資本外逃，生產萎縮，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而沙阿“偉大國家”的許諾還餘音未消，較高的期望與並不盡如人意的社會現實更加劇了人民的不滿。“白色革命”的初衷類似於臺灣李登輝搞的“寧靜革命”，白色與寧靜都意味著不流血非暴力，但歷史告訴我們，單靠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強力改革往往難以達到初衷，更多的情況是適得其反。那些以國家的視角來看待社會改造社會的、致力於改善人類生存狀態的巨集大工程，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失敗。“白色革命”不僅沒有防止“紅色革命”(綠色革命inIran'scase)，反而加速了它的到來。沙阿逐漸成為了整個國家的敵人。

居魯士還是穆罕默德，大帝還是先知？

國家伴隨著神聖化(enchantment)，沒有任何例外，連美國不也能脫俗，獨立戰爭、自由民主、偉大的美國憲法、國父們，以及一系列相關的美國價值和美國精神就是神聖化的核心符號，Americaness就是圍繞著這些核心來構建的。這些抽象的概念彷彿有魔力一般，能使人為之獻身，不然當年大兵們為何不計私利去歐洲幫著打希特勒？民族國家就更不能免俗，如果認為近現代民族國家強大的控制力和動員能力僅僅依靠暴力那未免就幼稚了，人是社群動物和宗教動物。對“民族’這一概念的神聖化包括對國民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習俗，共同信仰，共同歷史，共同利益的強調以及對集體記憶的塑造。波斯古文明源遠流長，在人類古文明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而伊朗人就是古波斯人的直接後裔。公園7世紀，阿拉伯軍隊佔領伊朗，薩珊王朝滅亡，源於波斯本土的拜火教文化也因此由盛轉衰，伊朗被綠化。

巴列維父子作為凱末爾式的改革者，與毛拉們刀兵相見，就要拿出能與伊斯蘭教等量齊觀的武器，也就是以波斯文明為基礎的世俗民族主義。沙阿以波斯帝國的創立者居魯士大帝的繼承人自居，在意識形態上著重強調波斯帝國綠化以前的歷史，而有意忽略了伊斯蘭教對波斯的影響。在土耳其，他凱末爾大哥就是這麼幹的，強調古安納托利亞文明，淡化奧斯曼帝國。1971年，沙阿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未顯疲態，是年恰逢波斯帝國建立2500週年，為此，沙阿舉辦了包括閱兵式在內的盛大慶祝活動，並在德黑蘭市中心修建了高大的國王紀念塔，企圖動用現代國家機器的力量贏得與毛拉們的意識形態戰爭。

1978年，伊朗社會對沙阿的不滿已到達頂點，毛拉們反對他，左翼知識分子反對他，中產階級反對他，底層民眾反對他。忠於他的只有軍隊。年底，伊朗局勢已經失控，和平解決危機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而沙阿也失去了民主黨卡特政府對他的支援。最終，滿懷雄心壯志卻優柔寡斷缺乏鐵腕的沙阿未作任何抵抗就攜皇室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也許是他天資稟賦難以扮演居魯士大帝的角色，偉大不屬於他。也許是因為他當時身患癌症，已經無力抗爭。巴列維王朝覆滅之後，沙阿父子的畢生努力全部付諸東流，好在上蒼並沒有讓他或者看到這一切。巴列維王朝，本質上是波斯民族精英試圖擺脫伊斯蘭桎梏，結束政教合一，構建近現代民族國家的一次努力。1964年，什葉派伊斯蘭宗教領袖霍梅尼因為反對改革抨擊沙阿而被驅逐出境，15年後，他凱旋德黑蘭，就如同當年列寧回到彼得堡一樣。居魯士敗給了穆罕默德，大帝敗給了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