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堅信能建共和新政府 給國父孫中山寄“家用”

據不完全統計，從1894年興中會在檀香山建立，到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華僑捐款達1000萬港元之多。

其中不乏如越南華僑“芽菜祥”一樣的感人事蹟。被人稱作“芽菜祥”的小菜販黃景南將賣菜所得的3000元捐出，支援鎮南關起義;而越南原西貢的華僑挑水工人關唐，每挑一擔水只能得到一分錢，但為了支援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他把半生的積蓄3000元全部捐獻出來。

這一切在今天似乎讓人難以想象，是什麼力量讓華僑為了支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捐出血汗錢，甚至不惜傾家蕩產;又是什麼力量讓他們放棄在海外條件尚可的生活，爭相要求回到百廢待興的祖國？

採訪在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所長袁丁的辦公室進行。袁丁對東南亞、美洲等地的華僑華人史研究甚深。對華僑透露出的熾熱情感，他的解讀簡單明晰，這就是“理想”和“革命信仰”。“海外華僑堅信一個民主共和的新政府能給他們作為國民應有的回饋，從南京臨時政府對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遇害事件所表現出的態度就可見一斑。”

華僑要給孫中山寄“家用”

華僑的資金資助給予革命黨人源源不絕的動力。而事實上，華僑不僅資助軍費，還資助孫中山的生活，幫他“給家用”，免其後顧之憂。

“先生其專心為前途努力，切勿斷斷以內顧是憂為幸”，南洋怡保革命黨人李孝章致函孫中山，希望為天下事走萬里路的他，不要為維持家費而煩惱。李孝章提議自己獨力接濟孫中山的家用，“由弟處先行撥出款項，按月照繳百元為愈”。

在袁丁看來，李孝章寫信的時間是1911年9月9日，這是在革命最低落之時。

關心孫中山的日常起居生活的，還有一位被眾人遺忘的華僑紅顏陳粹芬。辛亥武昌起義前孫中山蟄居在日本期間，她以妻子的名分掩護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為其聯絡接洽、傳遞情報。民國建立後，她卻單身赴馬來亞庇能定居，不領受歷史功名。

“從購買槍支彈藥、提供辦報經費、資助革命黨人海外活動經費到照顧孫中山的家用，海外華人一直給予孫中山革命事業源源不斷地支援。否則像孫中山這樣毫無收入來源的職業革命家，根本無法展開活動。”袁丁表示，粗略估算在辛亥這一年中，南洋華僑的捐款就有五六百萬元。

除了物資方面的援助，華僑甚至自行籌建隊伍，返國支援南京臨時政府的武裝力量。1912年2月14日，《公報》登載了一封《杜受之致孫中山電》：“大總統鑑：受之由星迴粵，擬編華僑義勇隊一標，赴南京供驅策。請電粵督給地編練，俾得異日北上。華僑杜受之叩。”

袁丁分析，海外華僑，他們中有不少被統治者歧視和壓迫，大多懷念故土，熱愛祖國。孫中山給了他們希望，他們就以生命去詮釋了這種由心而發的革命信仰。

泗水華僑遇害一日兩函求助臨時政府

中華民國成立後，大多數海外華人將自己視為其中一分子。正因如此，在人身安全和政治利益受到侵犯時，他們首先想到的也是讓南京臨時政府救其於水火。

1912年初，一大批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遇害的信函被寄送到孫中山處。

事情要從這一年的2月19日講起。為了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喜氣洋洋地走上了街頭。但荷蘭殖民當局竟派軍警武力干涉，開槍打死華僑3人，傷十餘人，百餘人被捕，並將華僑書報社封閉。

訊息傳至國內，群眾憤怒聲援。

翻看目前所掌握的電函，華僑最早的一封求助信發於1912年2月23日，由海外國民協會本部最早向袁世凱、孫中山通告此事：“民國初成，豈容藐視，請嚴重交涉，以尊國權。”此後從2月23日到3月28日，上海國民協會、華僑聯合會幾乎一日兩函，不停通報泗水的最新情況，敦促臨時政府及時解救。

袁丁分析，這批當時擁有荷屬印尼和中國雙重國籍的華僑，竟用“嚴重交涉，以尊國權”之語描述自身處境，足見事態嚴重。“當時，國際輿論也對當地政府的野蠻行動紛紛譴責，全世界人民都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舉措高度矚目，希望它解救傷殘交涉事端，宣誓國權迴應民意。”

2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覆，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

袁丁評價此事件：“相比起清政府統治時期的外交，這是臨時政府一次重要的外交勝利。清朝的移民出國難，歸國亦不易，故華僑猶如棄民，完全失去了祖國的保護。而中華民國向西方列強表明了政府捍衛民眾權益的堅定立場，也讓國內外民眾體會到了政府護民之心意，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