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晚年在臺灣的歲月 收李敖為徒遭受炮轟

海峽兩岸同聲“炮轟”胡適

1948年秋天，當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北平時，解放區廣播電臺有專門關於胡適的一段播詞，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留在大陸會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胡適在北大校長辦公室聽了後既不激動，也不快樂，而只是平靜地說了一聲：“他們要我嗎？”看來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適坐上蔣介石派來的專機離開了北平，旋即從上海乘克里夫總統號輪於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國，開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後來轉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師胡適。胡適由學界泰斗一下變成聲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成立了專門批胡的機構即周揚所稱的“討胡委員會”。在郭沫若“委員長”的領導下，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八輯約二百萬字，另有別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總計有三百萬言之多。這些文章，在大陸沒有一個人讀完過，可胡適全部都看了，並在有些地方做些富於諧趣的批註。他曾想對大陸的批胡運動作一總答覆，後因他新月時代的好友葉公超的勸阻而未寫。對這種自上而下發動的批判，胡適將其看做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勝利，是另一種對自己的抬舉和宣傳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說：“這些謾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好比瘟疫，還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胡適在這裡承認自己的思想對馬列主義有“抗毒”作用，這說明大陸開展的這場批判指導思想有對的一面，但這場把學術文化問題當作政治鬥爭並加以尖銳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盤否定胡適對五四運動的貢獻和學術研究成就，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場運動的發動者毛澤東早在1936年與斯諾會談時，就談到五四時胡適和陳獨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中期“討胡戰役”過後，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也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自由主義者由於長期遊離於左右翼之間以及政治與學術之間，故常常陷於兩難境界，以致“豬八戒照鏡子——兩邊都不是人”：正當海峽這邊批胡高潮剛過去，海峽那頭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惡浪。

事情是這樣引發的：以胡適任發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國》，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為武器，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做七十大壽時，《自由中國》出版了別具用心的“祝壽專號”，上有胡適寫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不要大權獨攬而應發揚民主，做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守法遵憲的“三無領袖”。胡適的摯友、該刊主編雷震寫的文章，則要求官方徹底改革“國防”與“經濟”。

胡適這時儘管在海外，但他仍時刻關心著祖國大陸的思想文化狀態。他在接受《臺灣新生報》採訪時，認為大陸在搞“百家爭鳴”，開放思想自由。如果臺灣不再“徹底實行言論自由”，那就不能“樹立真正與共產黨不同的模範省”。胡適還面勸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乃至一分為三，以便群眾監督。胡適這些言論及《自由中國》所散佈的徹底改革時政的主張，很快遭到國民黨官方的迎頭痛擊。1956年12月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以“周國光”名義釋出絕密的第99號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在“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瞭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從不正面點名和使用“不瞭解”及“天真的妄想”詞句看，國民黨對胡適的攻擊是有限度的。鑑於胡適過去與蔣介石私交不錯，胡適流亡海外後又像過去一樣從政治上支援國民黨，故這次批起來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場，與大陸的批胡運動相比，無論在聲勢還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對來自海峽兩邊的隆隆“炮聲”，胡適均處之泰然。從1925年起他就開始習慣被人罵，反而“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有時見人罵我，反使我感覺我還保留了一點招罵的骨氣在自己人格里，還不算老朽”。當大陸“大鳴大放”時，北京曾派人向美國的胡適帶話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適聽後大笑說：“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的確，一旦把胡適的思想批倒批臭時，其人格又怎麼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捲入政治鬥爭漩渦

國民黨官方圍剿《自由中國》的事件發生後，作為該刊後臺老闆的胡適，感到有責任回臺灣處理好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六十七歲的胡適不想再長期飄零海外，而想葉落歸根過幾天清靜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將未寫完的《中國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後再寫一部英文字的《中國思想史》，接著再寫《中國白話文學史》的下冊。

然而結束整整九年之久流亡生活的胡適，於1958年4月8日經舊金山回到臺灣後，並沒有過上閒雲野鶴的生活。首先是心臟病不斷髮作，有時上醫院遠比上研究所多。其次是經濟不寬裕。他原想在南港建一座小屋，備夫人江冬秀由美返臺居住，可他的版稅收入連付一所十五疊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夠。夫人回臺後，又增加了經濟負擔，以致他連付醫藥費都感到困難。更讓人頭痛的，還有《胡適與國運》這本神祕的怪書對胡適的謾罵和攻擊。本來，胡適是勸蔣介石不要獨裁，可這本書倒打一耙說胡適欲取蔣介石而代之，其公式是：

理想的胡說的領袖=無智+無能+無為+外國大學生=胡適

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胡適還捲入了蔣介石能否第三次連任“總統”的政治風波中。對年過古稀的蔣氏來說，不再做最高領導人是明智的選擇，因而胡適希望他恪守“憲法”，不再連任，給人樹立一種“合法的、和平轉移政權”的風範。和此事相連的是胡適不論是在公共場合或在私場合，均反對為連任做輿論準備的“修憲”。

面對擁蔣的強大勢力，作為一介書生，胡適的諍諫顯得孤掌難鳴。“行政院院長”陳誠希望胡適放棄自己的意見，另一政治要人王世傑也勸胡適不要與蔣介石“公開決裂”。

和此事相關的還有《自由中國》呼籲反對黨降生的組黨事件。雷震和他的戰友均一致認為：要成立反對黨，黨魁非胡適莫屬。只要他答應，在野人士必然集合在他的旗幟之下。可老謀深算的胡適不贊成雷震把負責監督的在野黨弄成完全與政權對抗的反對黨，更不贊成他去碰“反攻大陸”這根敏感的神經;重要的是他怕下海後打溼衣領，一再推託不當反對黨的黨魁。

果然不出所料，成立反對黨一事遭官方彈壓，雷震被“臺灣警備司令部”拘捕判刑十年。作為雷震的老友，胡適不能見死不救，由此開始一連串的營救活動。他在與陳誠多次來往的電文中，均表示希望對於雷震免予處罰和治罪。可當局除掉雷震的決心已無法改變。胡適也不讓步。他不懼怕當局殺雞儆猴的伎倆，仍“不諳世故”，“大放厥詞”。1961年1月18日上午，當胡適在張群陪同下拜謁蔣介石時，胡適警告蔣介石對雷震採用專政措施會在島外造成極壞影響。這種壞影響，當局難於負起嚴重後果。蔣介石答道：“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背面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我也曉得這案子會在國外發生不利的反響，但一個國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權，我們不能不照法律辦。”胡適針鋒相對地說：“關於雷案與匪諜的關係，是法庭的問題。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夠交司法審判，正是為了全世界無人肯信軍法審判的結果。這個案子的量刑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總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的案子。軍法審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師只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查卷，可以調查事實材料。10月3日開庭，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鐘點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8日宣判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8日宣判，9日國外見報，10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斯頓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胡適對雷震因提倡自由民主而完全失去自由一事，抱恨在身，一直鬱鬱不樂，就像老了二十歲。1961年7月26日，在雷震六十五壽辰之際，病中的胡適仍手抄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紀念雷震：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當雷震關押十年提前釋放後，他再也見不到胡適，因胡適已長眠地下八年了。

為振興學術四處奔波

胡適回臺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他讀中國公學時的老師王雲五力勸其歸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對“中央研究院”情有獨鍾。還在大陸時期，胡適就是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流亡海外後，胡適受朱家驊之託，為研究院爭來一筆可觀的資助金。他還於50年代中期，在紐約主持召開過研究院海外院士會議。正因為胡適對“中央研究院”建樹良多，故當1956年12月臺灣在“炮轟”胡適時，“中央研究院”卻反其道而行之，出版《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為其大唱讚歌。

1958年4月10日，胡適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本來，這時的胡適已過了退休年齡一年半，理應享受老人應有的權利，靜下心來著書立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他為了公眾的學術事業，還是捨棄了個人利益。

在簡樸的就職典禮上，胡適還和前來祝賀的蔣介石產生了小小的摩擦。蔣介石在祝詞中除希望“中央研究院”配合政府的“反共抗俄”使命外，大加讚揚胡適“個人之高尚品德”。胡適聽後不以為然，直陳道：“‘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被共產黨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他們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筋裡留下許多‘毒素’。我們在年青的時候，受到了新學問、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新的思想方法的影響……”胡適敢於藐視最高統治者，一直堅持實話實說的原則，這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胡適與蔣介石

胡適在就職致辭中，還對大陸的批胡運動作出迴應。他說，“共產黨要清算胡適，便是胡適在幾十年來提倡科學方法”，這個科學方法的要點是“拿出證據來”，即“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據胡適的解釋，大陸最怕的是他這個科學方法，清算他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這個方法所造成的“流毒”。因為長期以來，胡適總是對學生說，他考證《紅樓夢》、《水滸傳》，就是要借這種人人掌握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科學方法，教年輕人掌握這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保證他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不被人“牽著鼻子走”。胡適這裡強調什麼都要講究證據，是正確的。大陸在批判他時，連這一點都加以否認，這正是教條主義和盲從主義的表現。

對蔣介石要胡適把“中央研究院”辦成“反共抗俄”的陣地一事，他也委婉地作出迴應：“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胡適鄭重宣告：“我的話並不是反駁‘總統’，‘總統’對我個人頗有偏私，說的話我實在不敢當。我覺得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暗指不走蔣介石所指定的政治之路。胡適不願意政治主宰學術，把眾多院士捆綁在國民黨的政治戰車上，一再強調獨立發展學術，建立獨立的學術環境，表現了他作為最高學術機構一院之長的學術良心。

胡適不僅自己在學術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做學術領導工作方面，也顯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嚴重：出去深造的學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願回來服務。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各地大學，也爭相向臺灣各大專院校高價競聘教授。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胡適草擬了十一條措施加以補救，其中有撥專款、設立“研究補助費”、所有研究機構的學術刊物經費由政府承擔等項。幾經力爭，“行政院”在核準這筆預算時，還是壓縮了一大半。

無論是學術威望還是領導才能，胡適均有巨大的號召力。臺灣文化界在胡適所標舉的科技振興工程的感召下，個個雄心勃勃。胡適也果然不負眾望，他在海內外積極蒐羅各種人才，併為年輕一代新任院士耗盡心血。舉凡申請經費乃至會務安排，他都要親自過問。他最大的目標是把“中央研究院”辦成普林斯頓研究院那樣有國際聲望的學術機構。

為了實現這一計劃，胡適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對“中央研究院”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從小事做起，以身作則作出示範：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習慣，不準研究人員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將，並把喜愛打麻將的胡夫人安排在別的地方打。他對研究院發的充滿官腔官調的檔案很不滿。他說：“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兩字，卻無法添入。他們都是學術界的人士，也看不慣這樣的公文。這樣的公文連一點人情味也沒有，而且我們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機關，應儘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適的指示下，院部檔案多用私函發出，並由他親自簽署。他還提醒下屬凡用他的名字簽發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門氣十足的“胡院長”，而改稱“胡適之先生”。他這種不是黨辦院而是同仁辦院和自由主義思想辦院的作風，體現了一種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利於防止政治入侵學術和溝通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使學術研究不受任何外界干擾得到健康發展。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胡適的用人標準不是政治第一，而是學問第一。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有一位出類拔萃的研究人員劉登勝，1960年赴美深造時，因其父反對現政權而被國民黨鎮壓，“臺灣警備司令部”不許這位有問題的兒子出境。胡適得知這一訊息後，親自向陳誠寫信，要求實行“罪人不孥”的法意，“不可因為父親犯罪而剝奪他的兒子出國進修的難得機會”。另有一青年數學家項武忠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每年三百美元的獎學金，另有兩千四百美元的銀行存款作保證金，可美方認為此人財力不足，不能赴美。胡適聞此訊息後，親自為其作擔保，使項武忠順利實現赴美深造的美夢。胡適如此愛惜人才和提拔後進，不怕花自己的時間為他人作嫁衣，使臺灣學術界許多人都稱讚他辦事秉公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風。

曾想收李敖做徒弟

李敖是海內外最受爭議的人物。三十多年來，人們對他千夫所指，他對人們橫眉冷對，唯獨對胡適十分崇拜。上國中時，他從一位朋友那裡借到《胡適文存》，讀來如痴如醉，從此胡適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歲的李敖在臺中給胡適發了一封長達兩千字的信。1954年，還在上高中的李敖寫了一篇論《胡適文存》的文章，遲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國》刊出。從讀到李敖在中學時寫給他的信起，胡適就記住了這個年輕人的名字。這次讀了李敖的評文，胡適進一步加深了對他的印象。發表此文的雷震還專門寫信給胡適，要他特別注意李敖這位後起之秀。

1958年4月，從美國回來的胡適約李敖到錢思亮家，在談話中胡適十分讚賞李敖治學的勤奮，稱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找得到”，“你簡直比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除這次長談外，胡適還在臺大和“中央研究院”等處和李敖小談過三次，並寫過三封信給李敖。其中一封寫於1961年10月7日，給“三條褲子都進了當鋪”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李敖收到後，深受感動。胡適原本是李敖父親的老師，雖然李父當時不是拔尖人才，胡適已記不起他的模樣。胡適對李敖的賞識，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響的才氣，憑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發展前途的臺大學生。李敖選擇在雙十節那天給胡適回了一封長信，從自己的生平談起，一直談到自己在受胡適思想影響後，如何進入新的境界。

李、胡這時期打得火熱，與胡適有意收其做弟子有關。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適與我·自序》中，引胡適給趙元任信中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讀了大感動。這是‘收徒弟’的哲學！”接著又說：“清朝學者李恕谷這段話，意思是說，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勢力;但是尋找知己與接班人的目的卻在造成自己身後的勢力。胡適引用這段話的心意，我想和他個人的遭遇不無關係。胡適名滿天下，又喜歡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熱鬧的氣氛裡，但是這種車水馬龍的熱鬧，是虛榮的、虛幻的，聰明如他，不會不知道。所以他在熱鬧之餘，未嘗不存‘求士’之心。”這裡講的“士”，即徒弟。顯然胡適求賢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華。李敖也不辜負胡適的一片好意，花了許多精力和金錢去研究胡適。他當時發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揚胡適。

李敖

李敖並非想高攀胡適，這純粹是出自一位剛步入學界的青年對學術大師的尊敬和熱愛。在胡適“保守的自由主義”影響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張“淑世的改良主義”和“和平而漸進的轉移式改革”，並自稱“不見諒於急進者的勇邁”。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論戰中發表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適鳴不平，並對反胡言論一一加以批駁。這時期的李敖確像外界有人說的是“胡適迷”。李敖在給胡適的信中亦坦然承認，是胡適使他“在迷亂裡，放棄了舊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論從思想內容到文字運用與胡適均有相似之處，因此在開始論戰時便有人罵李敖在做“胡適的鸚鵡”，是專吃胡適飯的，只會寫胡適的文章，拍他的馬屁，另還有人認為李敖所發起的中西文化論戰，其幕後策劃者為胡適。

李敖雖然崇敬胡適，承繼了胡適的思想和自由主義精神，並給胡適的歷史地位作過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評價，但李敖的遠大目標是“要做一個偉大的人”，無論是傲骨狂思的性格還是對學術研究的態度，均與胡適有許多相異之處。如胡適生性溫和，講話婉轉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卻是率真與痛快，只要是他認為錯誤的東西，均六親不認加以激烈的抨擊再抨擊。胡適做學術研究與從政時不同，講究“小心求證”，不喜歡把學術問題與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學術的目的完全在於政治，為政治鬥爭服務。他最感興趣的是現實政治問題而不是發思古之幽情。基於這一點，他十分不滿胡適“老是賣老貨”，對胡適那種“好話說三遍”的態度愈來愈看不慣。

對胡適研究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論不是出自胡適，而是受“全盤否定主義者”陳序經的影響。尤其是李敖受國民黨的封殺、壓迫和蹲大牢後，他不可能像胡適那樣對蔣介石藕斷絲連，對官方溫情脈脈，而是和國民黨水火不容，因而他後來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義”可爭取到自由民主，反過來認為國民黨是一頭“毫無誠意”的“老虎”，一頭絕不能與之謀皮的“老虎”，只有實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爭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於這點，李敖宣告：“我的父親是他(胡適)的學生，我並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給啟慶的信中表示了他“對大博士愈來愈失望”的情緒，評價胡適，“簡直可說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該有像他這樣不進步的思想家”。他開始後悔過去寫的那些過分讚揚胡適的文章，厭惡別人再把他和胡適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聽人家說李敖是胡適的信徒，他就惱火。

李敖由過去對胡適的“捧”到後來對他強烈不滿，都不是作假，而是出於心平氣和的“靜觀”結果。李敖要做熱情、叛逆、勇敢的“戰士”，而不願做胡適那種鑽故紙堆，“整天所賣的竟是一些‘餖飣瑣碎’的舊貨與黴貨”的“院士”。“胡適之”的時代已經過去，當今是屬於“李敖之”這種憤世嫉俗的“厭世家”的另一個時代了。

未能魂歸故里的遺憾

胡適於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會議，由於過度興奮和激動，在酒會剛結束時便仰身倒下，後腦先碰著桌沿，緊接著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從此再沒醒過來。

事後，國民黨官方成立了以陳誠為首的一百零三人治喪委員會，蔣介石還親自為胡適寫了一副輓聯：

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中正敬輓

蔣介石這一輓聯是對胡適的生平和思想的極好寫照。在普通人看來，胡適“戴博士帽，結舊式婚”就是遵從舊道德的表現。以他這樣一位高階知識分子，與一個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將裡的舊式女子結婚，生活習慣難免南轅北轍。胡適以講笑話的方式曾說過要將古時的女子“三從四德”的“四得” 改為現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這裡無疑包含有胡適自己的人生體驗。這大概就是蔣介石所說的“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一個細節。

3月2日，胡適的公祭典禮過後，參加大殮發行者竟達三十萬人之眾。《聯合報》記者姚鳳磐次日在《哀樂聲裡靈車過》中曾用生動的文字記載了這一盛況：

從昨天中午12時起，極樂殯儀館門前人潮麇集，人們在胡適博士靈堂傳出陣陣公祭的哀樂聲中，靜靜地佇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個歷史鏡頭的出現。胡適博士，這位將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一代學人，“他又快要出來了”，人們輕輕地念著。不過，這次他先睡在素茵白花的靈車裡，再走一段人間的道路……到3點鐘，路旁的人越聚越多，萬頭攢動的人群裡，有人含悲飲泣，有人靜默致哀。此時陰霾的天氣頓時雲散天開，陽光照耀在人們的眼中、身上。風，吹拂著靈堂內外的輓聯，白幔翻飛，哀樂聲摧，胡博士的遺體被抬上了載著他再回南港的靈車。隨著胡博士靈車的啟行，人群也動了起來，大家都想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從殯儀館的門口到松江路這一段地方，約有五六萬人壅塞道旁，出殯行列以一輛掛著“胡適之先生之喪”的素車開道，治喪會原來不打算用警車開道的，但結果由於人潮洶湧，途之為塞，仍請一輛警方新購的開道護衛車走在最前面……

黑壓壓的人群像海浪般地簇擁著靈車，孝子胡祖望捧著靈牌走在靈車前面，頭披黑紗的胡夫人則由人扶著。她的哭聲立即引起萬人的共鳴，雖然人潮擁擠，但胡夫人所到之處，大家都很禮貌地讓開。不過，錢思亮、毛子水這些想護靈車前行的人則被擠在人群中。錢思亮的眼鏡差點被擠掉，毛子水則被擠得摔了一跤！……由靈車起步處迤邐到松江路口，幾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憑弔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貴賤貧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樣的沉重哀痛。那個景象，那種場面，使人不覺對一個偉人在身後所能引起真正的同聲一哭，發出由衷的禮讚。然而，這不過是博士出殯感人場面的開始。(轉引自楊沐喜：《胡適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某些材料均引自此書，特此說明)

胡適的墓地設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草木蔥綠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先生之墓”，為國民黨元老、也是著名書法家于右任書寫。碑文作者為毛子水，曰：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

胡適的身後雖然熙熙攘攘，十分熱鬧，可他去世後除遺下幾大箱書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遺產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適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鄉安徽績溪，不能重遊大陸山河，以致生前看到臺灣的自然景觀，就會與人談起故鄉的景色，每逢臺灣過端午、中秋，也會談起大陸的人情風俗。為了彌補生前未回大陸的遺憾，他在遺囑中有一條是說將自己留存在大陸的一百零二箱書籍全部捐贈給他灑過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舉成名的北京大學。

參考文獻

韓妙玄：《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評傳》，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

楊沐喜：《胡適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