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執政開啟貞觀之治 物價低廉米價最低！

古代的米價，是社會政治狀況、經濟狀況、治安狀況、發展前景的風向標，如同今天的股市、房市一樣，時時牽動著上至皇帝公卿，下到胥吏平民的心。過高或過低都會引起恐慌。我們就來打量一下唐朝的米價。

古代的計量單位中，一般的最小單位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鬥為一斛(石)。升和鬥為最常用的計量單位，平頭百姓因此被稱為“升斗小民”。自秦漢開始它們之間都是十進位制，南宋末年一斛改為五斗。一斛在今天摺合為一百二十斤，一斗等於十二斤。但古代計量十分混亂，一時一地皆不同，大約就是這麼個數，上下經常浮動，有時候浮動的幅度還不小。

再來讀讀杜甫的詩歌《憶昔》：“……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也就說，到了杜甫寫作這首詩的時候，一匹絹的價值為一萬文錢。不排除這種可能：為了押韻或者表述順暢，杜甫進行了簡化，一匹絹不一定可丁可卯地賣一萬錢，但上下應該差不了多少

在這裡提絹的價格，是為了對照米價。唐時一匹絹的價格大概相當於一斛米。如果一斛值一萬錢，那麼一斗就是一千錢。杜甫的《憶昔》作於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一千文錢買十二斤米，顯然已經超級貴了。

往回捋一捋。在唐朝以前的隋煬帝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亂，河北一帶鬥米大概幾百錢，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戰亂甫平，民生凋敝，洛陽一帶鬥米飆至八、九千錢。這都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米價，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安史之亂以後。《舊唐書·代宗紀》中說：“廣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師米鬥直一千文。”“永泰元年三月，歲飢，米鬥千錢，諸谷皆貴。七月，時久旱，京師米鬥一千四百，他谷亦是。”跟杜甫詩中描述的幾乎一樣。“大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連雨，至此月，京師米至八百文，五年七月，京師米鬥千文。”《新唐書·劉晏傳》中亦云：“代宗立，時大兵後，京師米鬥千文。”

其實，唐朝米價一度非常賤。《新唐書·魏徵傳》中：“於是帝即位四年(貞觀四年，630年)，米鬥三錢。”沒錯，是三錢。該書《食貨志》中重複了這個數字：“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鬥四五錢。”《資治通鑑·唐紀》中也強調：“貞觀元年，關中飢，米鬥值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歲(四年)天下大稔，米鬥不過三四錢。”貞觀四年是個分界線，這一年，經過李世民的休養生息政策，天下大治，再加風調雨順，米價降至最低點。不僅在唐朝，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米價最低的時候。

從貞觀元年的米價千錢到貞觀四年的三五錢，不過三四年時間，這說明政府只要幹正事，總是能幹成的。有句話叫做“穀賤傷農”，貞觀年間米價如此低，百姓怎麼看？類似的資料比較少，但從各類野史筆記中，零星可見，朝野基本對此都持正面態度。米價低，證明生產力高，畝產高，豐收了，天下不愁吃的。即使農民沒有因此增收，但對整個社會來說，生活成本更低，生存更容易了，終究是件好事。溫飽問題歷來是中國最難解決的問題，但比之下，“飽”比“溫”更重要。如果穿不暖，將就一下還能活下來，如果沒飯吃，幾天就挺不住了。

貞觀之後，武則天前後統治多年，朝廷內部爭權奪利，政治混亂，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後來李隆基上臺，肅清對手，整理內政，社會經濟逐漸發展。《舊唐書·玄宗紀》雲：“開元十三年，時累年豐稔，東都米鬥十錢，青齊米鬥五錢。”東都指洛陽，青州齊州在今天山東境內。這幾個地方具有指標意義，可證米價偏是普遍現象。一直到開元二十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摺合下來，一斗不到二十錢。當時沒有什麼通脹率，貨幣(金銀銅錢等)超發不多，如此低的米價，都可佐證當時是難得的治世，可惜，好景總是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