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刺殺孫傳芳 因家族勢力龐大不怕被處置

1935年11月13日下午，在天津東南城角草廠庵的居士林，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刺殺血案。一位30歲左右的女刺客，在佛門清淨之地，用勃朗寧手槍，打死了昔日威震東南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這個女刺客叫施劍翹。她為什麼要刺殺孫傳芳呢？施劍翹殺人後只關押了11個月即被國民政府特救，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1928年6月，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打到北京。孫傳芳兵敗下野，逃往關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三省淪入日寇的鐵蹄之下。孫傳芳舉家遷往天津，潛心禮佛。斗轉星移，時光似水，轉眼已是1935年歲尾。

日本策劃華北五省獨立，時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日本特務機關令漢奸四處散發“擁孫倒蔣”傳單，蠱惑人心。孫傳芳為表示脫離政事，每星期二下午都去居士林聽經坐禪。佛教徒出家入寺院者為僧尼，居家帶髮修行者叫居士。居士林就是專門為居士們提供講經聽法的場所。孫傳芳戎馬一生，殺人如麻，下野之後卻皈依佛門，聽上去十分滑稽。

誰知回頭也不是岸。孫傳芳在十年前發動驅奉戰爭，將東南一帶張作霖的奉軍趕回黃河以北。奉系張宗昌率軍南下，與孫傳芳的五省聯軍鏖戰，欲奪回江南;張的先鋒官為山東幫辦、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長、老將施從濱。施從濱率部在皖北與孫軍大戰，兵敗被俘。孫傳芳一時心血來潮，令人砍了施從濱的腦袋，結下惡果。

一晃十年過去，施從濱之女施劍翹也跟蹤孫傳芳到了天津，偵察到仇家的行蹤，伺機復仇。終於在11月13日下午，混入居士林，打坐在孫傳芳的後面，乘機連開兩槍，將孫打死，又在居士林散發“替父報仇”的傳單，後被轄區警察拘留。施劍翹殺孫傳芳之後，孫傳芳的長子孫家震以殺父之名起訴到天津地方法院。其時，孫、施兩家各請律師，進行訴訟。

天津地方法院根據孫、施兩家陳述的事實“真相”，於12月6日做出判決：“施劍翹(谷蘭)殺人，處有期徒刑十年，勃朗寧手槍一支，以及上繳子彈三粒沒收。”

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以逐步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將該五省作為和日本控制下的偽滿洲國保持密切關係的一個自治區域，以削弱南京政府的影響和控制。其計劃以北洋舊政客王揖唐出面主持自治政府，以孫傳芳、曹汝霖為其副手。是年5月，日本特務還指使漢奸在天津等地散發“擁孫倒蔣”的口號。此舉令蔣介石與華北當局感到恐慌。蔣介石的中統特務對威脅蔣介石統治的異己分子和可能被日本利用、拉攏的前北洋失意政要，都採取了毫不留情的暗殺手段，即所謂北國鋤奸。但是帶有政治色彩的暗殺有很大的風險。例如1934年軍統特務在北平六國飯店刺殺張敬堯;又如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一天內發生兩起親日人員(一是《國權報》社長鬍恩溥，一為《振報》社長白逾桓)被暗殺事件。日方一口咬定是南京方面的特務所為，在中日交涉中採取強硬立場，堅決要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訓處、藍衣社、憲兵三團撤出北平地區。這便是暗殺行動惹起的外交麻煩，負責交涉的何應欽不得不與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簽訂所謂的“何梅協定”。

另一種暗殺在二三十年代很盛行，尤其是打著“替父報仇”之名的殺人行為，往往為世間喝彩，也為嚴法網開一面。有些有政治背景的謀殺案，主謀者往往找出個“仇家”，以“復仇”的名義將當事者殺害。當年，馮玉祥殺徐樹錚，就是打著陸承武為其父陸建章報仇的名義，將徐槍殺。徐樹錚之子徐道鄰，後做了蔣介石的西席，又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的高官，為此事專門向法院打官司，結果此案不了了之。例如1932年9月，韓復榘為殺張宗昌，找山東省府參議鄭繼成，打著替其叔父鄭金聲報仇的旗號，在濟南車站射殺張宗昌。最後只判了七年徒刑。還有北京政府前總理張紹曾，也是被“仇家”殺害。這一類“借刀殺人”的暗殺能引起人們的同情，政治色彩也不濃，結局有可能使“凶手”逸出法律的嚴厲制裁之外。

同樣，施劍翹作為一名女刺客，是打著“替父報仇”的名義殺孫傳芳的，即便孫傳芳真的有與日本勾結的行為，但他卻死於仇家之手，日本方面也無法藉此找茬或挑起事端。施劍翹或許不知，在她的身後，便有藍衣社成員、安徽人張克瑤和施從濱的侄子、南京軍官教導隊團長施仲達合謀，利用施劍翹替父報仇的心理，為其提供線索和行凶的槍支、子彈，施劍翹的《告國人書》也是施仲達與其弟仲傑等人共同商量寫出的。施劍翹被捕之後，在法庭上謊稱手槍是從一個退伍軍官手中買來的。其實，這種勃朗寧手槍當時是很先進的，絕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只有執行特殊任務的人才能擁有。

1935年11月1日，與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拼殺得你死我活的馮玉祥，為了共赴國難，從隱居多年的泰山上下來，來到南京重新與蔣介石攜手。馮玉祥在南京受到中樞政要的歡迎，蔣介石、林森親自登門拜訪。第二天，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馮玉祥被選為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及提案審查委員會政治組委員。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馮玉祥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後當選為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2月28日，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在馮玉祥到南京的二十天裡，幾乎無日不與蔣介石在一起。他到南京的頭十天，蔣介石宴請其五次，馮當時的威望如日中天。

施劍翹恰恰趕在馮玉祥到南京以後才動手，是早就計劃好的，還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不管怎樣，施劍翹在動手之前肯定考慮了馮玉祥的因素，就憑馮玉祥與他的老戰友、灤州起義的施從雲烈士這層關係，對施從雲的親侄女也不會袖手旁觀的。因此，馮玉祥到南京重新做高官，對施劍翹來說無疑是個福音。

關於施劍翹的行動，在馮玉祥日記中果然有記載。1935年11月14日：“歸來，知施從濱的女兒在天津打死孫傳芳的事，(叫)施則凡來問了詳細。”

施則凡即施中傑，施從雲之子，施劍翹之堂弟，時給馮玉祥當副官。

11月30日日記：“同施則凡、施中達二世兄去見焦易堂、居覺生先生，專為大赦施劍翹女士之事。”

焦易堂時為最高法院院長，居覺生即居正，時為司法院院長。馮玉祥的“後門”直接開到法律最頂峰，這個面子可謂不小。在這種情況下，天津地方法院於12月6日，援引鄭繼成殺張宗昌一案，判處施劍翹有期徒刑七年。

然而，施劍翹對此判決不服，孫傳芳之長子孫家震對此判決也表示不服，認為量刑太輕。雙方都在活動，要求減刑或加刑。

施劍翹朝中有人，通過施則凡向馮玉祥訴說獄中生活太苦，以謀求重新量刑。馮玉祥則通過關係，設法說服司法部門和政府大赦施劍翹。

1936年9月21日，馮玉祥日記：“傅沐波(即傅汝霖，時任立法院立法委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內政部常務次長)、趙丕廉(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先生請客，到居(正)、覃(振)、王(即王用賓，時為司法行政部長)、焦(易堂)，各位談些特赦施劍翹女士之事。七年之罪已定，一也;文詞批的不好，二也;施從濱曾受國民軍委狀，三也;覃(覃振，時為司法院副院長)說未見此件公事，四也;焦說大權應在司法院，五也;居、覃說下星期二可提出法院會議，六也。我說施則凡已往北方去，乃之江兄(即張之江，原馮玉祥手下大將)領之去見宋(即宋哲元，原馮玉祥部的五虎上將之一，時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為照(鄭)繼成之刺張(宗昌)之案也，可先優待之，若只食粗食，誠太傷心也。”

司法部的大員當即表示：自己管轄的範圍之內沒有問題，只是特赦問題還須國民政府主席來頒發命令。馮玉祥拍著胸脯說：“林主席那裡我去想辦法！”

國民黨的司法本來就是“片兒湯”，這麼多掌管司法大權的大員在一起研究施劍翹的特赦問題，施劍翹的命運可想而知。事後，馮玉祥寫了一封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信，由馮玉祥的老部下，時任第五屆中執委員、軍事參議院參議鹿鍾麟跑腿，串聯了八位有頭有臉的人物簽名，其中包括國民黨元老李烈鈞、于右任、張繼等人，要求林主席特赦施劍翹。

9月27日，馮玉祥日記：“為施則凡之姐施劍翹特赦事寫一封信，請八位朋友署名，送林主席子超先生，為開臨時國民政府委員會事，因司法部已經通過故也。瑞伯(鹿鍾麟字瑞伯)跑了不少的路，可感謝也。”

這樣天大的面子，林森也不能不給。1936年10月l4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釋出對施劍翹的赦免令：

施劍翹因其父施從濱曩年為孫傳芳殘害，痛切父仇，乘機行刺，並及時坦然自首，聽候懲處。論其殺人行為，固屬觸犯刑法，而一女子發於孝思，奮力不顧，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現據各學校、各民眾團體紛請特赦，所有該施劍翹原判徒刑，擬請依法免其執行等語，茲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宣告原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劍翹，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印)

施劍翹出獄後不久便投身於抗日事業，這與她殺人的動機無關。但她刺殺孫傳芳，的確替蔣介石除去一個潛在的敵人，國民政府赦免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這個面子卻給了馮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