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俠女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始末 孫傳芳怎麼死的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時，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的殿堂裡，幾聲槍響，原北洋軍閥、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中彈倒地，登時斃命。由此爆出一條特大新聞，當日報紙發出“號外”，平津轟動;次日滬寧各報也刊出了這條“血濺佛堂”的特大訊息。事發之後，女刺客施劍翹自稱是為父報仇，並從容地打電話向警察局自首。一時間，好奇的人們忍不住紛紛打聽：施劍翹究竟是什麼來歷？她和孫傳芳之間到底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想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首先從大軍閥孫傳芳談起。

“五省聯帥”孫傳芳

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民國時期直係軍閥首領之一。山東歷城人。

孫傳芳祖輩務農，家境貧寒，少時歷盡坎坷。後來，他的姐姐嫁給袁世凱武衛右軍執法營務處總辦王英楷當二房夫人，從此，他的人生才出現轉機，很快踏上了一條青雲直上的仕途之路。

1902年，孫傳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薦，進入北洋陸軍練官營當學兵，不久，又轉移到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就讀。1905年，孫傳芳赴日留學，後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六期學習軍事，1908年畢業，期間加入同盟會。次年，孫傳芳學成回國，同年經清政府陸軍部考核，授步兵科舉人，並擔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官。中華民國建立後，孫傳芳任第二師第三旅第五團的輜重營營長。1913年至1921年，孫傳芳一直駐守湖北，期間深受湖北督軍王佔元賞識，屢屢升職，由第五團團長、第三旅旅長、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直至湖北第十八師師長，一度還任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軍銜也從少將升至中將。1921年，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了湖北軍政大權。吳佩孚對孫傳芳非常欣賞，任命他接任第二師師長。從此孫傳芳一躍變為直係軍閥的一員大將。

1923年，孫傳芳率領軍隊進入福建，出任福建軍務督理。1924年，直係軍閥齊燮元討伐皖系的盧永祥，江浙之戰爆發，孫傳芳奉曹錕之命出兵援助齊燮元，夾擊盧永祥，佔據浙江，並乘機大肆擴軍。隨後，他被大總統曹錕任命為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同年授銜恪威上將軍。10月25日，“北京政變”爆發，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聯袂組建“臨時執政府”。張作霖統率大軍，舉兵南下，大肆擴張奉系實力，直逼長江流域。孫傳芳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聯絡反奉勢力，對張作霖軍隊進行反擊。1925年10月10日，孫傳芳對奉軍突襲得手，佔領上海、南京，並將奉軍逐步逐出江蘇和安徽。其中，在皖北固鎮的一次戰役中，孫傳芳打敗奉系軍閥、山東督辦張宗昌的部隊，並俘獲了張宗昌的部下、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隨後，得意忘形的孫傳芳將施從濱梟首於蚌埠車站，以振軍威。這就是十年之後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為父報仇的緣由。

孫傳芳被刺前的照片

孫傳芳對奉系軍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東南各省。隨後，鄂、皖、贛三省直系將領公推吳佩孚、孫傳芳共主大計。1925年11月25日，孫傳芳從徐州凱旋，成立浙、閩、蘇、皖、贛等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聘日本軍官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開辦聯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成為直系後期最有實力的軍閥。其鼎盛時總兵力達20多萬人，並同時擁有海軍和一支航空隊。

1926年6月，北伐軍北上，反對軍閥反動統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是革命的三大物件。9月，北伐軍進入江西，孫傳芳以“保境安民”為口號，親自赴九江督戰。經過數月激戰，孫傳芳損兵折將，被迫“放棄閩贛、退保江浙”，與北伐軍進行對壘。北伐軍多次奉勸孫傳芳投降，孫傳芳卻堅持“討赤”立場，拒絕談判。11月，孫傳芳微服簡從，密潛天津，和張作霖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在孫傳芳的慫恿和擁戴下，張作霖組建“安國軍政府”對抗北伐，孫傳芳被任命為安國軍副司令，兼五省聯軍總司令。1927年8月，在南京龍潭一帶，孫傳芳的部隊與北伐軍展開激戰，幾乎全軍覆沒。1928年春，孫傳芳被張作霖任命為魯西前線總指揮，與蔣介石、馮玉祥的部隊作戰，失敗後逃回濟南。6月初，張作霖在瀋陽皇姑屯被炸死，孫傳芳的部隊殘部撤至河北灤州一帶，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宣佈解體，所部被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收編。

1928年底，孫傳芳退至關外，寓居東北瀋陽，被東北軍張學良禮遇為“客卿”，後來，又託辭躲到大連。12月，東北易幟，孫傳芳、張學良關係日漸疏遠。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孫傳芳喜出望外，祕密加入反蔣同盟，但是，隨著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大戰”的失敗，孫傳芳東山再起的美夢也徹底破滅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孫傳芳舉家由東北遷至天津隱居。孫傳芳初寓天津，開始很不習慣，這位在勢力強大的時候曾經狂妄地宣稱“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的軍閥，一直視血流成河為人間美景，以草菅人命為天下尋常兒戲。他曾經公開標榜替天行道的殺人主義，說什麼：“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一口氣七個“殺”字，並屢次搬出曾國藩麾下大將彭玉麟的聯語“烈士肝腸名士膽，殺人手段救人心”為自己辯解。現在，閒居天津，孫傳芳自然不甘寂寞，便轉向在政治上與蔣介石政權較量。當時國家主義派黨魁曾琦、李璜、左舜生、張君勱等時常和他聯絡，不斷以政治輿論給國民黨製造麻煩。孫傳芳的這些舉動也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支援反蔣勢力，不斷挑起事端，藉此排擠國民黨地方政權。日本軍界“精英”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等也和孫傳芳多有往來，並把孫傳芳作為華北偽政權的首選人物。為防止“華北政權特殊化”進一步發展，蔣介石指令國民黨在津特務組織加強對反蔣分子和北洋政府下臺政要的監控。孫傳芳自然是重點受控人物之一。

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局面，孫傳芳深知自己的處境，所以公開宣告不被任何政權利用，並且閉門謝客，深居簡出。

這個時候，同樣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國務總理靳雲鵬看出孫傳芳心緒煩亂，無所適從，遂勸其皈依佛門，藉以超脫凡念。1933年，靳雲鵬聯合孫傳芳，兩人共同出面，將座落在東南城角草廠庵的清修禪院，改名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並規定每星期日居土們來林唸經，由富明法師主講。靳雲鵬、孫傳芳這兩個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親自領拜，在佛教居士中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信徒們輾轉相告，陸續參加活動的達三千多人。

孫傳芳皈依佛門之後，法名“智園”，開始到處宣揚“英雄到老終歸佛，名將還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讓家人炎夏時在家門前放置綠豆湯，免費供應過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孫傳芳抓獲了一名入宅行竊的盜賊，卻大發慈悲，讓家人給盜賊施捨了一些糧米，將其放歸。孫傳芳的善舉被傳開後，新聞界即以《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為題加以報道。正當世人對“孫聯帥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測議論紛紛，不知道這個殺人魔王是真心悔悟還是逢場作戲掩人耳目的時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裡，隨著刺客施劍翹的幾聲槍響，孫傳芳立即斃命，也讓對他進行觀望的人們失去了繼續考察的物件。

俠女施劍翹。圖片是1936年10月施劍翹出獄後不久的留影

居士林的槍聲

這個敢於刺殺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的女子施劍翹，是個什麼人呢？

施劍翹(1905—1973)，原名施谷蘭，安徽桐城人。其生父施從雲，辛亥革命時期和馮玉祥、王金銘等參加灤州起義，結果，施從雲和王金銘與另外14名起義者被清廷通永鎮總兵王懷慶處死，馮玉祥亦被囚禁。施劍翹自幼被父親過繼給他的弟弟施從濱。1925年，施從濱擔任山東軍務幫辦兼奉系第二軍軍長，在當年11月的直奉大戰中兵敗被俘。五省聯帥孫傳芳下令處斬施從濱，並梟首於安徽蚌埠車站。死訊傳來，施劍翹悲憤不已，立誓為父報仇，並且寫詩一首，以明心志：

戰地驚鴻傳噩耗，閨中疑假復疑真。

背娘偷問歸來使，懇叔潛移劫後身。

被俘犧牲無公理，暴屍懸首滅人倫。

痛親誰識兒心苦，誓報父仇不顧身！

但是當時，一個毫無背景的孤單弱女子，要想殺死孫傳芳這樣的軍閥梟雄，實在讓人難以想象。因此，施劍翹起先是將復仇的希望寄託在堂兄施中誠身上。施中誠自幼喪父，全靠施從濱夫婦對他的盡心呵護與大力栽培才長大成人，並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又得到施從濱的暗中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雲。施從濱遇害時，施中誠已經擔任煙臺警備司令的要職，憑藉他的力量，尋覓時機刺殺孫傳芳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當施劍翹提出要施中誠為自己的父親復仇時，卻被眷戀錦繡前程和榮華富貴的施中誠拒絕了。施劍翹因此倍感失望，隨後，她寫了封長信，與施中誠斷絕兄妹關係。幾年之後，施劍翹又認識了施中誠在保定軍校的同學，時任山西軍閥閻錫山部的諜報股長施靖公。當施靖公得知施劍翹因父仇未報而悲憤難消之時，立刻表達深切的同情，並且義憤填膺地表示，如果有機會，自己願替施劍翹去報仇雪恨，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施劍翹對施靖公的豪言壯語充滿感激，並最終以身相許。但是，結婚後，施靖公完全沉迷於溫柔之鄉，把先前為施從濱報仇的承諾忘得一乾二淨，甚至，當施劍翹提醒他時，他也百般推託。

1935年6月，施劍翹忍無可忍，毅然帶著孩子離開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孃家。行前，她再次賦詩明志：

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

痴心願望求人助，結果仍須自出頭。

此後的施劍翹，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義俠士替她出面報父仇，她決心要親自動手，以了卻自己的心願。從此，施劍翹特別留意孫傳芳的行蹤，凡是關於他的訊息，事無鉅細，她都要思考半天。

1935年中秋節，施劍翹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門口認出了孫傳芳那輛牌號為1093的黑色轎車。散場後，她還首次近距離地見到那位戴著墨鏡、依然趾高氣揚的前五省聯帥。但是，因為散場時觀眾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著殺父仇人登上汽車，絕塵而去。此後，施劍翹多次到孫傳芳位於英租界的豪宅周圍探察，發現那裡戒備森嚴，實在無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劍翹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孫傳芳的家裡當傭人，這個時候，昔日叱吒風雲的五省聯帥已經決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雲鵬搖身一變，分別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長和副林長。施劍翹經過多方探詢跟蹤，最終摸清了孫傳芳的動向。1935年10月，施劍翹取名“董慧”，潛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尋找時機刺殺孫傳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講經日，靳雲鵬與孫傳芳都應該到居士林誦經。這一天下雨，寒風裹著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孫傳芳早晨醒來，明顯感到精神有些不濟，但還是勉強起床，按時趕到居士林。孫傳芳的妻子不願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勸阻，但孫傳芳執意冒雨趕來，靳雲鵬卻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們在禮佛聽講時，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雲鵬，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孫傳芳。主講人富明法師坐在正中座上。梵鈴一響，孫傳芳默默地盤坐在前排的蒲團上，開始屏聲靜氣。

這天下午，施劍翹也來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會，她每一次都參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可是因為與會的居士眾多，場面混亂，不便下手。今天，施劍翹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長裙，再次神態自若地坐在居士林裡。因為下雨天冷，今天趕來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許多，往日熱鬧的居士林也顯得冷清和空曠了一些。施劍翹看在眼裡，心中暗自歡喜。她眼看孫傳芳身穿僧袍，走進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氣什麼？

這天，富明法師領誦《大佛頂首楞嚴經》。施劍翹本來坐在後面，離孫傳芳較遠，後來，她藉口後面的爐火太熱而轉移到前面。當眾居士跟著富明法師齊聲奉誦的時候，孫傳芳也閉目盤坐在前排的蒲團上一起吟誦。施劍翹看到機會來臨，就悄悄地從皮包裡取出勃朗寧手槍，小心翼翼地開啟保險，然後，抬起手來，對準孫傳芳的腦袋迅速地扣動扳機。隨著“砰砰砰”三聲槍響，孫傳芳的腦髓和血漿四濺，立即斃命。眾居士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嚇得魂飛魄散，一個個面無人色地癱坐在原地，竟然沒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劍翹倏地站起身，大聲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為父親報仇，決不會傷及無辜！孫傳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會連累大家。”說完這話，她從小包裡掏出一大把已經準備好的傳單，散發給大家，只見上面寫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報仇女施劍翹謹啟(紅色手印)

傳單的背面並非空白，還有兩首絕句，在詩中施劍翹表明了她為父報仇的心跡：

父仇未敢片時忘，更痛萱堂兩鬢霜。

縱怕重傷慈母意，時機不許再延長。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遷。

常到林中非拜佛，劍翹求死不求仙。

和傳單一起分發的還有《告國人書》和一張身穿將校服的軍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

眾居士看了傳單，頓時議論紛紛。施劍翹用電話給家中報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訊後，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東海和尚，讓他去通知警察局趕快來人，自己決意自首，不想趁亂逃脫。

這時孫傳芳的隨從也跑了進來，見孫傳芳已經氣絕身亡，施劍翹手持手槍大義凜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動。警察來後，問明情況，即迅速將施劍翹帶走。然後，富明法師披上法衣，對孫傳芳的遺體作了一個“送往生”的儀式，孫傳芳的隨從向居士林借了兩床棉被，將屍體包裹後，用汽車送回家中。

當天下午六時，《新天津報》發出號外，標題是：《居士林內昨日駭人慘案：施從濱有女復仇，孫傳芳佛堂斃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報都以頭號字標題刊載了這一訊息，全國轟動。

無罪釋放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一案，迅速被當時的全國各大媒體報道，引起了強烈的轟動和廣泛的關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檢察處。在偵訊中，施劍翹不諱事實，直陳殺人經過和原因：

我父親施從濱，原任山東省軍務幫辦兼第二軍軍長。1925年，孫傳芳為擴張地盤，興兵北犯。父親奉督辦張宗昌命令迎擊孫部，因孤軍深入，斷了後援而被俘。孫傳芳下令梟首示眾，將人頭懸掛多日。當時人已二十，聞訊痛入肺腑，決心為父報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孫傳芳兵敗下臺寓居天津，我毅然隻身離開太原回到天津，伺機報仇。農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親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觀音寺去為亡父燒紙、唸經。和尚見我念經後仍跪哭不止，就勸我說：“善女節哀，親人故去，哭也無益。不如皈依佛門，多唸經以超度亡靈。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嗎？”聽到這裡，我急忙追問下去，得知靳、孫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孫還是該林的理事長。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經一位姓張的女居士介紹入了林。此後，我就通過各種途徑瞭解孫的身貌、口音、汽車號和活動規律，知道他每週三、六必到居士林聽經，隨即做了刺殺他的具體安排。我讓弟弟將母親接到了南京。我買來油印機，寫印出《告國人書》等傳單。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預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陰雨綿綿，直到午飯後還未停止。我估計孫傳芳可能不去聽經了，便空手前往觀察，果然未見孫到來。後來我正與別人談話時，忽然見孫身披袈裟走進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輛小汽車趕回家，取出手槍、傳單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見孫傳芳的座位距我很遠，便向看堂人說：“我的座位離火爐太近，烤的難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許可後，我緩步走向孫傳芳座後，掏出手槍，對準他的左耳開了一槍，緊接著又向他後腦和背後各開一槍。這便是全部的經過。

當人們聽完施劍翹的陳述後，無不感慨萬分，併為她的勇氣和毅力讚賞不已。但是，人們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劍翹哪裡來的槍？跟誰學的射擊技術？有沒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對於這些問題，法庭進行了詳細的追問，施劍翹面對詢問，從容不迫地一一答對。她說：“我為父報仇，蓄謀已久，並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別的背景。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槍有勢的人，卻忘恩負義，不肯為我父親報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別人。再說，要刺殺像孫傳芳這樣的人，關係極為重大，如果不小心謹慎，連我的命也會搭上。所以買油印機，刻寫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擔任，連母親也不知道。手槍就由太原我丈夫那裡帶來的。至於射擊技術，我在幼小時就常拿父親枕頭下的手槍玩，很知道如何裝子彈，怎樣放槍。”檢查官再傳訊當時在現場的證人，都不能證明行凶時有第三者介入，於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檢查官卻認為：“所謂自首，應是被告犯罪事實在未經發覺前或無人知情時，由其本人向有關偵察或審批的機關的人員主動陳明、承認，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殺人於大庭廣眾之中，在眾目睽睽之下，雖然直陳犯罪事實，但這隻能說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孫傳芳家屬也宣揚和狀告施從濱軍隊紀律極壞，危害地方，孫傳芳是為民除害，施劍翹預謀殺人，應從重處罰。於是，孫、施兩家代表在法庭上展開“法”、“理”辯論，數月之後仍未了結。

當時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施劍翹為有期徒刑十年，經辯護律師代為申訴，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階法院的二審判決改為有期徒刑七年。

關於施劍翹行刺一案的議論，當時，社會各界較為一致的說法是，施劍翹刺殺罪惡累累、劣跡斑斑的大軍閥孫傳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憫。對於有人提出的關於孫傳芳已經皈依佛門、理應既往不咎的說法，當時的《大眾生活》雜誌曾經在1935年11月23日發表文章進行反駁。文章說：

中國許多軍閥官僚們在屠殺了一陣人命刮飽了民脂民膏以後，往往跑上唸佛學禪的一條路上去，這自然有兩重意義：一是想仗佛力來洗脫染滿身上的血跡，二是想藏在佛幡後面來進行各種卑劣的賣國分贓的陰謀，中國有一句俗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是很可以為許多“屠戶”們解解嘲的。不過另外也有一句跟這針鋒相對的俗話，是“黑心人念阿彌陀佛”，這話是很有心理學上的和事實上的根據的。例如有人一面唸佛吃素，一面作踐女人(玩弄了一陣之後，便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當間諜(替帝國主義當鷹狗);一面入空門，一面做強盜。至於那些在野的“屠戶”們更不消說了，他們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經，立地復屠”，“有刀則屠，無刀成佛”，是很可以替這些寓公們寫照的。孫傳芳就是這當中的典型屠戶。大家當然不會忘卻他從前做五省聯帥的時候，屠殺了許多青年，製造了無數炮灰，到後來一敗塗地，便捲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當寓公，興致一來，又要坐汽車到“居士林”學佛聽禪。然而他積欠下來的血賬是一筆一筆寫在老百姓的心頭的。

當時的全國婦女會，江寧、揚州、江都婦女會，旅京安徽學會，安徽省立徽州師範等團體則尤其同情施劍翹，紛紛通電呼籲，希望最高法院能對施劍翹援例特赦。電文中有“況孫傳芳曾南拒革命之師，又北窺齊魯之境，今施劍翹之事，直接以復父仇，間接即除國憝”的話，深入人心。另外，此案還驚動了大名鼎鼎的馮玉祥將軍。馮玉祥不認識施劍翹，但辛亥革命時期，馮玉祥曾與施劍翹的生父施從雲一起奮勇戰鬥。他聞訊後立刻聯合民國元勳李烈鈞、張繼等人，呈請南京政府特赦為父報仇的孝女、為民除害的俠女施劍翹，以敦化人倫，弘揚正氣。有的報紙還披露了馮玉祥曾單獨向蔣介石請求特赦施劍翹的訊息。

結果，在施劍翹入獄不到一年的時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施劍翹。此後，由中華民國最高法院下達特赦令，將其特赦釋放，重獲自由。

但是，也有人認為，蔣介石接受了馮玉祥等人的請求，以南京政府的名義，將施劍翹特赦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孫傳芳早就是蔣介石想要殺掉的人，而施劍翹刺殺孫傳芳正中其下懷，因此，蔣介石樂得對馮玉祥賣個人情，將施劍翹特赦了。

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殺孫傳芳呢？據說，這和孫傳芳密謀勾結日本人策動北平駐軍叛變一事有關。1933年5月7日，當時的軍統局北平站站長陳恭澍、天津站站長王天木夥同軍統局北平站工作人員白世維，將曾任湖南督軍的張敬堯刺殺於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

多年以後，陳恭澍在回憶中透露：刺殺張敬堯，是執行當時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的制裁令，因為張敬堯受日本人阪垣、土肥原的指使潛入北平，策動駐軍叛變，妄圖製造暴亂，而和張敬堯一起策劃這次叛亂的，據說就有孫傳芳。因此，孫傳芳當時雖然逃脫，但是也早已經成為蔣介石的眼中釘和遲早被清除的物件。只是，因為孫傳芳發現了自己的危險處境，故此深藏於天津租界內，閉門不出，韜光養晦，暫停漢奸活動，蔣介石才沒有急於下手，使他又多活了兩年。

施劍翹被赦免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施劍翹隨即奔赴南方，先後輾轉到長沙、重慶等地，籌措慰勞品，並興辦國小，做了不少有益於國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國建立後，施劍翹於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癒後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雲寺修行。1957年，施劍翹還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會特邀委員，直到1973年病逝。

孫傳芳被刺之後，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請他的結盟兄弟何毓華監修孫傳芳墓地，歷時三載。1939年3月7日，孫家子女將孫傳芳及其二位夫人(張夫人、周夫人)合葬於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國社會名流章太炎和陳陶遺、孫思孚、郭則禨、顧祖彭等分別為其撰寫了“孫君神道碑”和“孫君墓誌銘”。

居士林血案發生後，在天津影響巨大。當時引退的軍政界要員對居士林從此避而遠之，林長靳雲鵬即使偶爾前去視察，也都戒備森嚴。一般居士們更認為居士林是個凶殺之地，不敢問津。昔日車水馬龍的佛門勝地，從此冷冷清清，門可羅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