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認為凡讓百姓掏腰包的事他都認為是壞事

朱熹對司馬光這人看得很透，說他認死理，凡是讓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認為是壞事兒——司馬光不知道，其實大多數老百姓很贊成免役法。蘇軾也看到了這一點，找司馬光商量，把這些對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來。

嶺南：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時候只有38歲。這個胸懷大志的理想主義者平生只做對了一件事情：發動變法。他也只做錯了一件事情：停止變法。有人指責他沒有推進民主體制，我以為這跟指責喬丹(國際籃球明星)為什麼不踢足球一樣不靠譜。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水平的選擇。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給他的繼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歲。這樣的年齡只適合賴在媽媽懷裡撒嬌，顯然不適合坐在龍椅上對著群臣發號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臺——這種事情我們有一個專業詞語，叫“垂簾聽政”(當然，這事兒還得數老佛爺慈禧太后幹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媽。

宋神宗他媽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兩條路子。具體做法就是任命守舊的元祐黨人精神領袖司馬光做宰相。司馬光也不含糊，十幾年的隱居生活把他這個“老宅男”逼成了“變態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園全部推倒，連很少有人異議、於民於國兩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對司馬光這人看得很透，說他認死理，凡是讓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認為是壞事兒——司馬光不知道，其實大多數老百姓很贊成免役法。蘇軾也看到了這一點，找司馬光商量，把這些對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來。蘇軾是個直腸子，他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馬光當然不高興了，自己走開。蘇軾又追進政事堂，這回司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識眉眼高低的蘇軾又講了半天，依然打動不了司馬光，出了政事堂氣得大叫：“司馬牛！司馬牛！”

除了把新法廢“光”之外，高太后與司馬光還竭力把新黨趕“光”——統統趕出權力中心。蔡確、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一大批變法“急先鋒”被貶，就連已經在新黨內訌中出局的呂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貶建州，一貶九年，其間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說成對朝廷不滿。

舊黨中的人也覺得對新黨做得過分了些。比如，蔡確被貶後，在流放途中寫了《夏日遊車蓋亭》十首絕句，被曾與他有過節的人告發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該如何懲罰他。文彥博提議把蔡確跨省趕到嶺南去，右相範純仁不無擔憂地說：那條路自打丁謂被貶斥以後就沒人再去了，此路一開，搞不好有一天我們也會被“跨省”的。

嶺南與海南當時屬未開發地帶，瘴氣重，是打擊政治對手的絕佳流放地。

車蓋亭詩案是繼烏臺詩案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項文字獄案(當然不能與清朝的文字獄相提並論)。元祐黨人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與司馬光的策劃下，宋朝政治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要麼全面肯定，要麼全面否定——這種毫無節制的黨派之爭把羸弱的宋朝折騰來折騰去，從而為靖康之恥預留了伏筆。

宋哲宗掌權，變法派得勢，元祐黨人被清算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僅僅在10年後，世界又會顛倒過來。那是後事。寫到這兒，我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本不應該忘記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雖然很幼小，但他不傻。當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遼國大使，蔡確在宮殿裡反覆排練歡迎儀式。他感到十分不解，問：“遼國大使是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