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一詞源自哪裡？歷史上第一個漢奸是誰？

《辭海》對“漢奸”一詞的解釋是：本指漢族的敗類，現在泛指中華民族的叛徒。後者是一種很含糊的說法，“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代稱，裡面包括了56個民族，怎麼能用一個“漢”字一言以蔽之呢？因此，“漢奸”應該確指漢族的敗類，而作為一個國家共同體的叛徒，應該和國際接軌，仿照國際慣例-“法奸”、“韓奸”等等-而稱之為“中奸”。民族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二者的起源不同。“漢奸”就發源於漢族正式形成的漢朝，因此，“漢奸”既指漢族的敗類，同時也指漢朝的敗類。

但是，理應發源於漢朝的“漢奸”一詞，在漢朝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同於後世一做“漢奸”就遺臭萬年，漢朝的“敗類”在漢朝也沒有受到過多的指責，甚至對待鐵定坐穩了“漢奸”位置的人還不乏同情。毫無疑問，“漢奸”這一對固定人群的稱謂，一定出現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而且“漢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改嫁的女人。儒家的經典著作《周易》說：“婦人貞潔，從一而終也。”不從一而終的婦人，當然就不是貞潔的女人，就是蕩婦，就是失節的女人。“獨尊儒術”之後，這一對婦女的苛刻要求開始嫁接到男人身上，不從一而終的男人相應地分為兩類：“改嫁”不同的主子被稱為“貳臣”或“叛臣”，“改嫁”異族被稱為“漢奸”。“奸”字是“女”字旁，是發源於改嫁女人的鐵證。“漢奸”的起源既然已經明朗，就讓我們隨著司馬遷的傳記文學，看看“漢奸”在漢朝的遭遇吧。

漢朝的第一個“漢奸”是曹無傷，曹無傷時任劉邦的左司馬，是執掌軍政的副官，相當於軍委副主席，地位當然非常重要。秦末亂世，劉邦率先攻入關中，接受秦王子嬰的投降，過了一個月，項羽才到達函谷關，聞聽劉邦已經摘下了峨眉山的桃子，大怒，攻陷函谷關，和漢軍對峙。這時，曹無傷出場了，他派人去對項羽說：“劉邦想佔據關中稱王，封投降的子嬰為丞相，把秦宮的珍寶全部據為己有了。”項羽本來就很生氣，曹無傷這番話更是火上澆油，立刻下令：“明天犒賞士卒，準備攻打劉邦！”此時項羽四十萬大軍屯兵新豐鴻門，劉邦只有十萬大軍，屯兵霸上。兩軍對壘，顯然劉邦處於下風。第二天就是著名的鴻門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項伯卻以身屢屢掩護劉邦這個鏡花水月的兒女親家，加上項羽心軟，遂使劉邦逃脫。劉邦狼狽地逃竄回大營後，第一件事就是誅殺曹無傷，可見劉邦對曹無傷的切齒痛恨。如果說曹無傷是“漢奸”，那麼項伯就是“楚奸”(項羽被封為西楚霸王)。可是兩人的命運卻大相徑庭，此後項伯仍然陪著項羽出生入死，直至垓下之戰，項羽自刎烏江。劉邦平定天下後，封項伯為射陽侯。此時的敗軍之將項伯，大概再也沒有勇氣提起結親的話題了。曹無傷和項伯兩個“奸細”最終命運的對照，同樣顯現出劉邦和項羽個人性格的對照：劉邦心狠手辣，項羽婦人之仁;劉邦當斷則斷，項羽猶豫不決。曹無傷向項羽出賣情報，只能說曹無傷看錯了人，就像周作人看錯了日本人一樣。

第二個“漢奸”是中行說。不過中行說的“漢奸”身份不是出於自願的選擇，而純粹是被逼成的。不得不承認中行說對中國這個假“禮義之邦”的指控是尖銳的，是有道理的。類似的指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是達到了頂峰。中行說雖然是地地道道的“漢奸”，可他也是漢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傳統鬥士，魯迅所說的“營壘內部的反戈一擊”。他對漢朝禮義制度的抨擊，句句在理，一針見血，難怪漢使都不是他辯論的敵手，因為真理的確掌握在這個“漢奸”手裡。後來中行說就在史書中消失了蹤跡，因此他的下場如何，無人得知。只有他對漢文化的指控，穿越千年，仍然迴響不已。

漢朝最大的“漢奸”是李陵。李陵，漢名將李廣的長孫。這個人的身世，釀成了中國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甚至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歷史的書寫方式。李廣一生沒有封侯，相反，他的手下和比他更年輕的將軍都封了侯。漢武帝私下裡評論李廣命數不好，因此，凡是出征匈奴，都不讓李廣擔當大梁。六十多歲的時候，李廣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衛青不願重用李廣，只讓李廣擔當東道邊翼，繞遠路行進。結果李廣的軍隊失去向導，迷了路，無法與衛青的軍隊匯合。在給漢武帝的彙報中，李廣把責任全攬到了自己身上，發了最後一通不能封侯的牢騷之後，拿刀抹了脖子。

漢武帝封李陵為騎都尉。天漢二年(前99年)秋，漢武帝派樂人出身的外戚、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三萬騎兵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李陵歸在李廣利麾下，負責輜重。李廣利是協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漢武帝寵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傳的樂人之家。漢武帝以這樣的人為征伐匈奴的大將軍，李陵身為名將之後，怎能不感到屈辱？這一屈辱，毫無疑問和祖父李廣在外戚衛青手下所感到的屈辱一模一樣，簡直是祖父當年遭遇的“情景再現”。李陵比任何人都急於建功立業，一方面證明自己不愧為名將之後，一方面不甘於屈居倡優手下，一方面可以藉此洗刷祖父命數不好的謠傳，因此，李陵主動向漢武帝請命，率領步兵五千人，迎戰匈奴三萬騎兵。而漢武帝居然兒戲般地答應了李陵的請求，還不時催促出戰。結果，李陵帶領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單于以八萬兵包圍，李廣利拒不派援兵，李陵血戰八天八夜後投降匈奴，做了“漢奸”。這一訊息傳到漢廷，舉朝震動，漢武帝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滿朝大臣失魂落魄之餘，人人痛罵李陵是漢奸賣國賊，只有司馬遷一人替李陵辯護說。

司馬遷兩次為李陵辯護，後人可能會以為他們倆是好朋友，其實恰恰相反，即使兩人同事很多年，卻連一次酒都沒喝過。司馬遷到底為什麼拼著身體殘疾也要為一個“漢奸”辯護，已經成了千古之謎，我們知道的只是，在李陵的有生之年，即使被匈奴封為右賢王，卻從來沒有對漢朝作戰。40多年後，漢朝和匈奴和親，化干戈為玉帛，昔日的敵國變成了友好鄰邦，而此時李陵已死，還有誰為他平反？李陵大概是中國歷史上身世和評價最複雜的“漢奸”了。因為他，司馬遷遭宮刑，在獄中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對中國歷史的書寫方式被譽為“不虛美，不隱善”，開創了紀傳體編史的先河。

曹無傷，中行說，李陵(司馬遷)，李廣利，這些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漢奸”，這些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漢奸”，行為不一，結局不一，而且每個人行為中蘊含的意味都非常複雜，不像後世的“漢奸”，一旦光復，自己都灰頭土臉，低人一等，活脫脫一副喪家的“漢奸”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