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解密“黨員宋慶齡” 晚年很孤獨

周幼馬的父親原名喬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小時候，他家境貧寒，讀書非常用功。從國小到中學，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全校最優秀的。他16歲考入醫科大學，23歲(1933年)就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為了到東方研究熱帶病，在好奇心和探險精神的驅使下，他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坐船來到了中國上海。

周幼馬曾聽父親講過，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場，西方有的這裡全都有，卻沒有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對他們3個美國青年來說，掙錢簡直太容易了。他們先是在一家外國醫院工作，後來合夥開了一家診所;一年後，其餘兩人回國，而馬海德選擇留下來。

在上海，馬海德認識了改變他未來人生軌跡的3個人：一位是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慶齡。“聽父親講，在一次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家庭舞會上，他對面坐著一位個子不高，卻非常美麗、高雅的女士。父親走上前去請她跳舞，後來才得知，這位女士就是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在他們的影響下，父親逐步轉變成為一名思想進步的青年。”

周幼馬說，父親是工人家庭出身，由於是外來移民，因而受到美國社會的歧視。當時西方正處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完成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經濟蒸蒸日上。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使父親逐步樹立起了參加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信念。也是從那時起，宋慶齡和艾黎成了馬海德最忠實的朋友和老師，不管風雲如何變幻，對父親來說，他們都是最值得信賴的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經過湘江血戰、艱苦的長征，來到了荒涼的陝北。那時，從司令到戰士，乃至隨軍家屬的健康狀況都令毛澤東非常擔憂。當時，紅軍中沒有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1936年3月，毛澤東請宋慶齡幫助找一名醫術水平高的外國醫生來陝北蘇區。“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國醫生，大概是考慮外國人容易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於是宋慶齡找來了我的父親。”

宋慶齡

1936年3月，馬海德來到了西安，3個月後，宋慶齡請他到家裡談話。“宋慶齡交給父親半張5英鎊的紙幣，並叮囑他會有人拿著另一半紙幣和父親聯絡，如果紙幣對得上，父親就隨他走。”於是，馬海德踏上了尋找紅軍的道路。他先聯絡上要去陝北蘇區採訪的記者斯諾，兩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個商人模樣、自稱賣古玩的人，拿著半張5英鎊紙幣和他們接上了頭。“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黨特工‘董牧師’。在臨潼溫泉，他們與中共保衛部部長鄧發祕密會面，當地到處可見懸賞200大洋換‘共匪’鄧發人頭的告示。在為父親和斯諾安排行程時，鄧發用帶有廣東腔的英文說：‘本打算用張學良的飛機送你們去延安，但他的美國飛行員是新來的，不十分了解，執行這樣的任務，難保他不會說出去。’”就這樣，馬海德和斯諾乘軍車先來到延安，隨後牽著毛驢進入中國工農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馬海德和斯諾到達保安不久，便跟隨紅軍去了前線部隊。他們來到寧夏豫旺縣的西征紅軍前線總指揮部，受到彭德懷司令員的熱烈歡迎。“當地群眾多是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恰好父親會說一些阿拉伯語，會寫阿拉伯文。父親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蘭教習俗，所以他很自然地融入當地群眾中，阿訇經常請他到家裡做客吃飯。後來，父親聽到中國人說‘十個回民九個馬’，於是就改名為馬海德，這個名字他在中國用了一生”。

斯諾離開保安後，馬海德卻選擇留了下來。“父親當年只有26歲，他見到毛澤東，提出要參加紅軍。毛澤東聽了非常高興，任命他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就這樣，馬海德成為一名紅軍戰士。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參加紅軍的西方人。不僅如此，馬海德後來在八路軍、解放軍中也擔任過職務，他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建設，這在西方人裡是絕無僅有的。

馬海德剛參加紅軍時，陝北還有個外國人，就是紅軍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組織上把他們安排在同一個窯洞的裡外屋。周幼馬說：“他們倆個性完全不同，李德架子很大，身後總帶著一個警衛員，枕頭下老是放著一把蘇式手槍，不搭理人，還喜歡勾引別人的妻子。”

因為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後來兩家人乾脆住到了同一個院子裡。在延安時，毛澤東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藝節目、跳舞等等。有時見毛澤東長時間緊張工作，他就會請毛澤東打麻將。“通常是毛主席、江青，還有我父母4個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將的時候全神貫注，特別想和牌。而父親打麻將是個‘二把刀’，只會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這種打法。有一次，父親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了，而毛主席也只差一張牌，就捏在父親手裡。毛主席不高興地說：‘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別的。’父親說：‘你們只教我這個，我不會打別的。’毛澤東說：‘以後不許打十三不靠。’父親說：‘那我就不玩了。’毛澤東想了一會兒，無奈地說：‘算了算了，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來，毛澤東站起來活動身子，父親說：‘主席，怎麼樣，爭爭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這對鬆弛您的神經大有好處。’主席這才明白了父親的用意，雙手抱拳打趣說：‘那就感謝博士了！’”

在延安，馬海德還和著名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馬海德不僅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還盡力照顧當地其他中共領導人和普通百姓。“‘文革’期間，父親曾對我講過，新中國成立前，經他保健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的病歷，都儲存在我家裡。周恩來右肘粉碎性骨折後，延安醫療條件有限，無法進行手術，恢復得不理想，父親只要有時間就去看望他，並幫助他按摩和熱敷。還有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在延安或來延安開會，父親總要親自為他們檢查或治療”。離開延安50年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還對馬海德心存感激。原來，鄧穎超在延安時得了肺結核，這病在當時就是絕症，沒有特效藥。“父親告訴她，拿一個門板，每天躺在上面晒太陽，因為晒太陽能增加鈣，那個肺的鈣化就很可能自愈。後來她的肺病果然痊癒了。”

將全部精力投入麻風病防治

在延安，馬海德還邂逅了他的終身伴侶，周幼馬的母親周蘇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週末就有舞會，馬海德是舞會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領導的保健醫生，主動擔負了敦促領導人蔘加跳舞健身的責任。“我的母親是魯藝的學生，長得很漂亮，外號‘小美人’。父親和她在舞會上相識、相戀，之後結婚。”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馬海德全家依依不捨地撤離，當時，周幼馬和楊尚昆的兒子被分別裝在兩個草筐裡，放在一匹騾子上，由周蘇菲拉著。“1948年初，我們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5月，毛澤東也到了那裡。父親在西柏坡繼續給人看病，還去英語培訓班教英文。”1949年2月，馬海德跟隨葉劍英到了北平，準備進城接管醫院和安置醫務人員。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協助組建了中央面板性病研究所，為在中國消滅性病和在2000年全國爭取達到基本消滅麻風病作出了重要貢獻。1988年，78歲的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握著我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後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我‘你是黨員嗎？’我說‘不是’。直到3年後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親的心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曾說我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但可以搞攝影”。讓周幼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親的要求，成了一名合格的攝影師，並在宋慶齡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載，用相片記錄了宋慶齡的晚年。“大家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的”，周幼馬後來看了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蘇聯檔案，發現宋慶齡早在上海時，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了。1931年，宋慶齡回國給母親辦喪事的時候，就是為了解救一個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當時，蘇聯共產國際就吸收她加入了共產黨。她為了幫助在江西蘇區的紅軍，曾經讓我父親買很多的藥和醫藥器材想辦法送去;還有一些革命者從上海乘船去蘇聯開會，父親掩護、送他們走，使其順利到達蘇聯開會。有時候，宋慶齡打電話給父親說，你今天不要去門診，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裡聚會，事實上是地下黨要在那裡開會。父親馬上就停止門診，把診所讓給他們。宋慶齡是我父親成為革命者的引路人，後來，周幼馬專門寫了《解密黨員宋慶齡》的文章紀念她。

宋慶齡晚年孤獨

周幼馬1971年起開始擔任宋慶齡的私人攝影師。宋慶齡病重期間，他是宋慶齡寓所內唯一的一名攝影師。1981年6月4日，他護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參加安葬儀式。“在我逝去的年華里，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擔任宋慶齡的攝影師。作為她的攝影師，我真實記錄了她最後的重要時刻。”周幼馬說，他能感覺到宋慶齡晚年的孤獨，但也能看出她內心的平靜。宋慶齡晚年經常在樓上，很少下來，她有寫日記的習慣，但現在她的日記還沒有公開。“她非常注重穿著，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圍巾等配飾，但她每次出門，都要自己精心搭配。節儉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覺宋慶齡是念舊。她在國內沒什麼親人，所以對舊的東西特別有感情，她有一個煙盒，已經很破舊了，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親有一次去國外，專門給她捎來一個新的煙盒，但宋慶齡還是用原來的那個。”

周幼馬回憶，宋慶齡晚年很少出遊，也不喜歡出門，特別是“文革”時期。有時候節假日，她會被政府安排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但因為都是安排好的，這讓宋慶齡覺得很無趣。”有一次，宋慶齡饒有興致地打扮了一番，去香山遊覽，“但她發現周圍的遊客全都是‘假遊客’，整個香山都戒嚴了，她覺得很沒意思，就說‘因為我一個人，大家都不能來玩，太沒意思了’”。周幼馬說，唯一讓宋慶齡高興的事情就是看電影。“宋慶齡樓上有一個放映機，可以放電影，有時候她會拿一些歐美的老電影來看，她特別高興的時候，會邀請許多朋友，我也會受邀。看完電影，她會請大家吃飯、聊天，雖然是很簡單的聚餐，但感覺她比平常健談。”

父親去世後，周幼馬變得成熟起來，他為了讓母親樂觀生活下去，成立了以父親名字命名的馬海德基金會，目的是為現在還在世的麻風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體事情開始是媽媽掌管。因為她年齡大了，90多歲，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風病院慰問麻風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當年在中國，麻風病人被視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將他們焚燒或者扔入深山。父親能在那樣的情況下，捨命走近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握手鼓勵，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親的這一份事業做下去。”

80年前，馬海德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而80年後的今天，他的家在中國已經有了四代人，人數達10個。馬海德雖然已經離大家遠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卻如同他的後人一般，在中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