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後宮為什麼要有太監？中國古代太監的作用

太監，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的名稱很多，諸如中宦、宦官、宦者、內侍、內宦、閹人、中涓、內豎、中貴人等。

在中國歷史上，在封建社會消亡之前，沒有宦官的時代不多。太監，作為帝王與后妃的奴僕，支撐著皇家宮殿那廣廈高臺的金碧輝煌，成就了皇宮內統治者舒適優裕的生活條件。

常人想成為太監必先去勢，即割掉生殖器。這稱為“淨身”，使他們成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監面不生明須，喉頭無突，聲變變細，說話女聲女氣，舉止動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實，太監並不是中國的特產。在古代埃及、希臘、羅馬、土耳其、朝鮮，乃至整個亞洲都有太監。只是，中國的太監製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太監不僅涉足王公貴族、高官顯爵的生活中，而且還涉足於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歷朝的衰亡大都與太監作亂有關，漢、唐、明三朝的覆滅與太監的專橫暴虐有直接關係。

生理的變態必然導致心理的變態，魯迅在《墳·寡婦主義》中說：“中國曆代的宦官，那冷酷險狠，都超出常人許多倍。”在那被賈元春稱為“見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監們肆意發洩著他們變態的性慾、權力慾、貪慾。僅以貪汙而論，據明人趙士錦在《甲申記事》中載，明末李自成進京前，偌大一個明帝國的國庫存銀竟不到四千兩！而魏忠賢被抄時，居然抄出白銀千萬兩，珍寶無算，以致崇禎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監們：“將我祖宗積蓄貯庫傳國異寶金銀等，明比盜竊一空。”

崇禎的“痛心疾首”既讓人同情，又不讓人同情。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貴為天子，卻拿太監沒辦法；不讓人同情，是因為他自己就是太監頭子，他是棵大樹，太監是在樹上築巢的鳥，倘若同情皇帝，誰來同情太監呢？

然而，君主們依然堅持太監製。既然自詡為“天子”，就得龜縮在宮廷裡，跟一般百姓保持距離――讓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還了得！迷宮一樣的宮廷內便需要“絕對安全”的奴僕，怕戴綠帽子的皇帝便與不能人事的太監“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同成為龐大的帝國大廈中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裡，太監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公元十世紀，正逢五代十國亂哄哄，南方有一個小朝廷史稱南漢。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劉巖割據一方，自稱皇帝，建都廣州，稱興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國理論，認為一般人都有妻兒老小，既有妻兒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無私奉獻自己於皇上，而太監“無鳥一身輕”，故只有太監最無私，沒有後顧之憂，必死命效力。傳位到他的孫子南漢王劉倀，更下了一紙檔案，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達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化境之態，方能當官。劉氏父子的思維方式與船山先生截然相反，於是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太監王朝產生了。王船山反覆渲染太監的可憐可悲，這卻是他的書生之見。羨慕太監的人比羨慕他這位大學問家的多著呢。

然而，太監得勢的時代，民間往往相應掀起“自宮潮”，許多小康之家的兒子也忍痛自宮，以圖仕進，這確實是一條終南捷徑：讀書須受十年寒窗苦，自宮卻是一時痛終身富貴。據《山堂別集·中官考十》記載：“南海戶淨身男九百七十餘人復乞收入。”一個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宮。整個國家呢？天啟三年，徵募宦官缺額3000人，結果應徵者多達2萬人。政府竟想不到會有如此多人，一時無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許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和偷盜者。下有自宮之風，上有體制的膨脹，有明一朝，太監機構的編制不斷擴大，太監們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們讚美太和殿的精美絕倫，其實，太和殿與淨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一座紙紮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淨身房的地位遠遠比太和殿重要。對於萬曆這樣的皇帝來說，在位數十年，在太和殿舉行的朝會不過數次而已，有沒有太和殿並不重要，沒有淨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沒有太監的服侍，就連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沒辦法維持。所以，淨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淨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監製基礎上的。

閹割是一種古典之極。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馬遷只不過幫李陵說了幾句話，就被皇帝將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價值觀可能跟法國思想家狄德羅所估計的相同。狄德羅在評價法國波旁王朝時說：“在宮廷，‘狂歡的工具’從來與政治媲美。”那麼犯了政治錯誤的司馬遷一生豈非只好以失去“狂歡的工具”，悲苦恥辱而告終？不然，他完成了《史記》。

中國不愧為文明古國，漢朝人將處宮刑的地方稱為“蠶室。”一個詩意十足的名字，一個醜陋的蠶變作美麗的蝴蝶的地方。閹割是文化的死敵，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閹割侵蝕著文化、吞嚥著文化、改造著文化，當閹割內化為文化的本質的時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閹割的焦慮，而在特別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黃永玉先生所說：“一部文化史幾乎就是無數身體的區域性或全部被刨去的行為史，是由閹割與被閹割兩種不同性質的快感寫成的。”

從被閹到自宮只有一步之遙，從身體的殘疾到心靈的殘疾也只有一步之遙。當“去勢”成為奴隸們的義務時，那麼口口聲聲說“連受之於父母的毛髮也不應該損傷”的聖人們只好裝作沒看見。裝在瓶子裡的太監們的“命根子”是保證皇帝的妻妾們的貞操的“證件”；而大大小小的聖人們對“命根子”的沉默，則是保證皇帝們的權力暢通無阻的“證件”。

太監的數量，最鼎盛時期也不過10萬，在天朝大國只算滄海一粟。然而，太監的靈魂卻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天朝大國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國需要充當“守護床鋪的人”的太監，更需要一大批守護一整套綱常理論的太監。前者是顯現的太監，後者是隱形的太監，亦即“知識太監”。如果說“刀子匠”們的閹割手術只能一個個地做，那麼“知識太監”們則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產成千上萬的太監。那些狀元們，學士們，道士們，和尚們，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太監”。

“太監化”是中國的知識者最大的特點。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確實是力量，知識如槍炮，關鍵槍炮口對準誰。中國溫文爾雅的士人們槍炮口對準他們腳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為帝制大廈添磚加瓦，這神聖的工作他們幹得津津有味。多勞者必多得，他們獲得瞭如桃花般燦爛的封誥，例如張居正為“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史，贈上柱國”，簡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識太監”建構了東方專制主義大廈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卻汲汲於功業，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在玄宗眼裡，他卻是個連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學術大師王國維，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便被帝王師的身份壓死在昆明湖底。當不當太監，與道德的優劣、人格的高低無關，一種體制的向心力、一種文化的慣性、並不是哪一個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識分子――開創性、改革性及其衝擊》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己的組織，因而他們的組織架構幾乎等同國家官僚體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則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權力基礎與資源就愈少。當教育愈趨專精時，教育的具體活動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設計而行。”看來，從教育到行政的設定不過是“淨身房”的延伸、變形與擴大。孜孜不倦地註釋古書、考證典故，研究音韻、填寫駢文，這一切不過是被閹割了的“知識太監”們的拙劣的射精行為。讀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做不了官便隱逸，隱逸是為了成名――無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士人都以現存體制為價值參照系，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體制”的力量。

許多人都讀過《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一個個被閹割的讀書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爭好，還是憐其不幸好。龔自珍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五》中憤怒地譴責統治者對士人的無形殺戮：“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那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個病梅館，就是一個畸人館。。《明史》據此稱讚丁士美為人“縝密端重，以道義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麼樣的“道義”――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己的權利的人，必不會保護他人的權利；一個以忍辱來獲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嚴的可貴；一個對黑暗安之若素甚至與之共謀的人，必不會期望光明的到來。

“太監知識”是沒有生命力的，“太監人格”是沒有感召力的。當“太監知識”被頂禮膜拜，“太監人格”內化為民族集體無意識時，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絲綢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沒有東西可以穿的人，他們的生存狀態千差萬別，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陰半陽、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經入土的太監。自我閹割與被閹割是一枚金幣的兩面，中國人只有這兩種選擇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將相，還是文豪大師。

沒有純粹的知識，便沒有純粹的知識者的人格。中國哲學玄之又玄，歸結到一點都是自閹與自慰之術而已，無論是讀《老子》還是《論語》，都讓我覺得陰風慘慘、透體生涼。

記得父親講過一個小故事，文革開始的時候，父親還是一名大學生。午膳時，十幾個同學圍著一張大桌子進餐。值日生端來一盤白菜湯，同學們都注意到湯裡例外地漂著一片肥豬肉。儘管人人都直嚥唾沫，但在瓢湯的當兒，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著不要瓢上那片肉。一個同學一不留神，把豬肉片盛到自己的碗裡了。就在他把肉片倒進碗裡的一剎那，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他兩眼瞪著那塊小肉片，臉色頓時蒼白無人色。當天下午，團支部書記找他談話，他痛心疾首地檢討了自己貪吃豬肉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個同學本來是班上的積極分子，黨組織發展的物件，因為錯瓢了一片肉，往後每次積極分子的活動都沒了他的份。他自己則沉溺於貪吃豬肉的深刻內疚中，鬱鬱寡歡，一蹶不振，性情大變。一個一片豬肉便可以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環境，是過分控制的環境，按照弗洛姆在《當代人的困境》中的說法，這樣的環境“削弱臣服者的獨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創造生產性。這並不是說它不會供給人們種種娛樂與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發展的那些娛樂與刺激為限，它儘量少提供有助於人格發展的東西”。文革中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瘋狂的虐待行為？根本原因在於，精神的極度貧乏產生致命的無能感，而無能感卻是虐待狂症發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喪失了性慾的太監便發展其攻擊性的性慾，而喪失了精神愉悅的大眾往往把恐怖的懲罰作為快樂。

整個民族的內傾性、自虐性的病態人格，主體性與獨立精神的空缺，與千百年來以性壓抑為根基的倫理機制緊緊相連。傑出的生理學家賴希認為，性壓抑產生僵化的性格，導致病態的榮譽、義務和自制的觀念，磨滅了人因經濟壓迫而產生的造反慾望。賴希研究的物件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但他的理論同樣適應於東方專制主義。

太監的起源

太監也稱宦官，中國古代被閹割後失去效能力而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又稱寺人、閹（奄）人、閹官、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監，少監。後宦官亦通稱為太監。

先秦時期宦官制度起源於先秦時期，《詩經》、《周禮》、《禮記》中都有關於宦官的記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大都設定了宦官。秦國宦官嫪毐受太后寵幸，權勢顯赫，封為長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賤的人充當。其來源或由處以宮刑的罪人充任，或從民間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選。秦漢以後，宦官制度更加詳備，宦官作為一種特殊政治勢力，對許多朝代政局產生重大影響。

秦漢時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宦官由少府管轄。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鑑於秦亡教訓，間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勢力。元帝以後，宦官勢力復萌。東漢時，侍從皇帝的中常侍專由宦官充任。他們傳達詔令，掌理文書，左右皇帝視聽。其時，外戚勢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牽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團專政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