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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早期陷錢荒危機 廖仲愷被迫向軍閥要錢

黃埔軍校早期陷錢荒危機 廖仲愷被迫向軍閥要錢

草創時期的斷炊危機:吃了這頓沒下頓

黃埔軍校早期陷錢荒危機 廖仲愷被迫向軍閥要錢

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稱“黃埔軍校”)於1924年1月在廣州籌建,1928年5月在南京“校務重建”,在這段時間,於潮州、武漢等地辦了分校,但校本部始終在廣州。在對黃埔軍校的研究中,該校草創階段,即從1924年1月至1925年7月,經費問題的研究極為缺乏。從根本上說,這是資料缺失造成的——關於廣州時期黃埔軍校開支的資料已散失,因此,關於這一時期的經費問題,自然也不可能據其明細表詳加梳理。李吉奎說,這一時期軍校的經費來源極端困難,有的時候師生甚至今天晚上吃了飯,還不知道明天早上的飯錢從哪來。

早在軍校尚未建立之前,在廣州第三次開府的孫中山其實已經陷入財政的窘境之中。李吉奎在《黃埔軍校草創時期經費問題研究》中剖析了原因:“1923年1月16日,接受孫中山任命的西路討賊軍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部克復廣州,陳炯明退回惠州。楊劉等電請孫返粵主持,於是有第三次開府廣州之舉。孫中山於2月21日在東郊農林試驗場設大本營(後遷士敏土廠),就大元帥職,統制陳炯明部以外粵軍及入粵各軍。其時滇桂楊劉軍駐廣州市區,粵軍梁鴻楷、李濟深等部駐西江五邑,桂軍沈鴻英駐北江,後粵軍許崇智部由閩返粵,李福林駐河南,湘軍譚延闓、程潛先後入粵,滇軍朱培德、豫軍樊鍾秀等亦來附。當時群雄割據,各自為政,開煙開賭,坐地設卡,徵稅籌餉,甚至私鑄毫銀。客軍佔有財源者,仍不斷向孫中山索取糧餉。南路則由鄧本殷、申保藩分據高雷瓊崖,潮梅、惠州則由陳炯明部林虎、洪兆麟及葉舉佔領。統帥部毫無實力,號令不出府門,陳炯明部不時窺伺廣州,沈鴻英時服時叛。廣東財政金融之紊亂,不知紀極。”

為了統一財政,大元帥府於1924年1月4日設立財政委員會,以統籌整理財政,但效果不佳,客軍的首領們毫不理會。對此孫中山既憤怒又無可奈何。廣東當局的財政狀況無法改善,創辦黃埔軍校的經費也就籌措艱難,導致軍校難以順利開創。

蔣介石避走奉化 廖仲愷被迫向軍閥要錢

根據蔣介石年譜的記載,黃埔軍校的第一筆經費是由大元帥府財政委員會批出的,由財政廳一次性提供18.66萬元做開辦費,同時財政廳5000元,廣州市公安局15000元,廣州市政府5000元,籌餉局5000元,這是常費,但到底是年費還是月費,沒有明文記載。李吉奎指出,蔣介石擔任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之後,對經濟問題沒有什麼解決辦法,於2月21日一走了之,返回寧波奉化老家久居不歸。孫中山為使籌備工作不致癱瘓,於23日急派廖仲愷代理籌備委員長。所以等到4月蔣介石回來後,廖仲愷已把黃埔軍校事實上辦起來了。6月16日,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式開學。

由於政府財源嚴重不足,廖仲愷常常不得不向客軍軍頭要錢。

何香凝曾回憶:“他常常夜裡要到楊希閔吸食鴉片煙的煙床旁邊去等楊希閔簽字,然後才能領到款來,送去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幾百學生的學費、宿費、伙食費,甚至連服裝費、書籍文具費用,都是政府供給,而這些錢就是這樣辛苦籌來的。”

張治中也說:“一直到了下午八九點鐘,還沒有得到一個錢的時候,他只好跑到這一批軍閥的公館裡面去。這一些軍閥總是正靠在煙榻上抽大煙……他不得不為我們犧牲身份,並且也靠在大煙床上陪著軍閥談笑,等到軍閥高興了,他才提出某一個地方有一筆款子可以讓他去收一收,只說有一個緊急的用途,始終不敢提是為黃埔學生的伙食,然後這班軍閥才答應了廖先生。”

正是由於廖仲愷的努力,黃埔學生“才不至於斷炊”。廖仲愷死了之後,黃埔軍校送他一個匾叫“黨軍師褓”,就是因為實際上黃埔軍校是廖仲愷辦起來的,蔣介石坐享其成。

蘇聯的援助經費多少仍成謎

1924年8月11日,蔣介石呈政治委員會函,即請決定革命軍募練計劃,其中包括預備步兵三團,炮兵、工兵各一營,每團3569人,以及各種裝備,全部每月22萬餘元,共需約272萬餘元。雖然每團每年僅需43萬餘元,但以當時的政府收入而言,實在是“司農仰屋,羅掘俱窮”。1925年6月12日,挾東征之威,政府軍一鼓平定楊劉滇桂軍,為國民政府成立、實現廣東當局財政統一奠定了基礎。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廖仲愷任財政部長。到當年12月,全省平定,黃埔軍校的經費也就不再有什麼問題了。

李吉奎指出,創辦黃埔軍校時,孫中山實際上是把經濟前途寄託在蘇聯方面,把軍隊培養教官的努力也寄託在蘇聯顧問身上。那麼蘇聯到底為黃埔軍校花了多少錢呢?李吉奎就此提供了四種主要的說法:

第一種是根據日本記載的國民黨元老張繼的說法:孫中山告訴張繼,俄國人1924年前後還是每年給廣東200萬盧布援助,其中70萬盧布給黃埔軍校,130萬盧布給國民黨;第二種說法是1923年5月1日當時蘇聯駐華代表越飛跟他身邊的人說的,說他要拿200萬盧布給孫中山做一年的費用,分幾次給,每一次給孫中山5萬盧布;第三種說法來自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向俄國支付了300萬盧布,作為日本漁民在日本海俄羅斯一側打魚的補償,這300萬盧布後來交給了廖仲愷;第四種說法是鮑羅廷回蘇聯後跟一個學者所說,稱總共給了孫中山300萬盧布,大約相當於中國貨幣270萬元。

其中第三種說法的那300萬盧布,由日本政府在銀行間做了一次轉移,這個錢就變成俄國人的錢了,因此並不是俄國國庫的開支,錢都沒有到莫斯科。但可以發現,這個數目剛好就是後來鮑羅廷所說的俄國人給了黃埔軍校300萬盧布。

蘇聯的援助是有償的

李吉奎指出,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如有人指1925年10月,俄國人在中國一共花了2489萬元,大部分給了黃埔軍校。但李吉奎認為這種說法不太可信,因為到1925年5月,也就是第一次東征結束時,黃埔軍校只是拿了俄國人83萬多盧布,這是有證可查的。5月到10月也就四五個月時間,突然就花了俄國人將近一千萬元,並不可信。

此外,根據1923年的一封函件可知,蘇聯方還表示將提供8000支日本步槍、4門“奧里薩夫”炮和兩輛裝甲車。中方資料說這是“訂購”的,但似未付款。

李吉奎稱,對於蘇聯給了黃埔軍校多少錢,他並沒有具體結論,但較為傾向於相信鮑羅廷的說法。綜合各種資料可以得知,蘇聯當年援助孫中山的錢,包括給黃埔軍校的經費、彈藥、顧問的開支,都是有償的。但這些錢估計後來沒有還,因為1927年把蘇聯顧問趕走之後就不可能談這個事情,後來中蘇復交,目前也沒有發現有檔案說蔣介石重慶政府曾跟莫斯科就當年借貸的問題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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