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背景 因何西藏最後被解放？

藏族與中華民族的內在關係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樣，在偉大祖國的創造與發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的責任。”《十七條協議》中這句開宗明義的論斷，言簡意賅，一語中的，是對歷史實際的客觀概括。

中國是由56個民族共同締造的。中華各民族之間牢不可破的密切關係，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中國遼闊的疆土，是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中國悠久的歷史，是由包括藏族人民在內的中華各族兒女共同鑄就的。勤勞、樸實、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與各民族一起，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盡了光榮的責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西藏是中國藏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歷史關係

藏族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管轄的過程，因藏族與中國其他民族的經濟文化關係的逐漸密切以及地域所在的不同，呈現為一種漸進推移過程，經歷了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動態程序。正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所說：“原西藏立於中國，自漢唐以還，關係日深……”——這一漸進過程，循著漫漫歷史長河，在唐蕃時期顯著加速，到公元13世紀中葉正式完成。

以漢族文化為核心的唐王朝先進文明，對藏族社會以及西藏地方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顯著的影響，客觀上加速了多民族大家庭發展壯大的歷史程序，夯實了西藏地方歸於中央政府管轄的歷史基礎。藏族人民與祖國各兄弟民族人民之間，西藏地方歷史與中國歷史全域性之間，從此進入休慼與共的時代。

藏族人民反帝愛國的優良傳統

“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是《十七條協議》中規定的首要原則。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藏地方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進入那段災難深重的歲月。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以後，西藏社會的主要矛盾由農奴主階級同農奴階級的矛盾轉化為西藏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反帝愛國，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選擇，也是西藏民族的必然選擇。藏族人民與中國其他各族人民之間形成的患難與共的親密關係，從此進入新的階段。藏族人民傾心內向、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愛國主義傳統從此得到了充分展現。

西藏人民呼喚社會制度的改革

在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與反帝愛國和親帝賣國鬥爭相交織的，主要是農奴階級與封建農奴主階級的鬥爭，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社會進步力量與極力維護落後生產關係的守舊勢力之間的鬥爭。在西藏，封建農奴制度曾經作為相對先進的社會制度取代了奴隸制度，而隨著藏族社會的不斷髮展，它又逐漸蛻化成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阻礙社會進步的落後、腐朽、守舊的制度。

改革是時代的要求，是西藏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回顧西藏社會所走過的探索改革之路，各種社會變革的努力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和平解放之後，在不廢除舊制度的情況下的種種改良，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放社會生產力、解決西藏社會的發展問題，這表明改良道路在西藏是根本行不通的。西藏的社會制度必須走改革之路。《十七條協議》中將改革作為主要原則之一，表達了西藏人民的共同心聲，明確規定了西藏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

西藏和平解放順應了歷史潮流

西藏社會的發展歷程證明，《十七條協議》規定的發展方向是西藏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十七條協議》規定：西藏落後的社會制度必須改革。和平解放後，圍繞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執行《十七條協議》，經歷了長達8年的尖銳鬥爭。和平改革的計劃終因西藏上層反動統治集團撕毀《十七條協議》，

發動全面武裝叛亂而未能實現。1959年6月28日，在班禪大師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從此，一場順應歷史潮流的民主改革浪潮席捲西藏大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站起來，廢除了嚴重阻礙社會發展、粗暴踐踏人權的封建農奴制度，推翻了封建農奴主階級的黑暗統治，摧毀了封建領主生產資料所有制，剷除了分裂主義集團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使階級關係及生產關係發生深刻變化，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西藏發生的滄桑鉅變中，最根本、最深刻的變化是廣大的藏族勞動人民由地位卑賤的農奴和奴隸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們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真實記載於當時的大量文獻資料中，雄辯地說明西藏民心之所望，歷史潮流之所向。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代表性廣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擴大了愛國統一陣線，有力維護了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切實保證了西藏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當家做主的權利，增進了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使西藏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政治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民主改革的勝利實現和西藏自治區的建立，標誌著西藏社會完成了偉大的歷史性進步。事實證明，在西藏實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