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的意義 粉碎了帝國主義的陰謀

西藏和平解放17條協議的簽訂，徹底粉碎了帝國主義分裂中國西藏的夢想，維護了祖國統一，鞏固了國防。

西藏和平解放，為西藏人民廢除反動農奴制度、徹底翻身作主人奠定了基礎，為迅速發展西藏工農業生產，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還挫敗了美國試圖將西藏作為亞洲反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基地的計劃，對於鞏固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政權，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鬥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賦予的權利，從1965年開始，已經制定了60餘項符合西藏實際情況、維護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規、條例、決定和決議，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為西藏人民各項民主權利的實現和地方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的意義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結束了西藏近代以來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的歷史，使一度離散的遊子重新回到母親的懷抱，為新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大業，同時也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區域制度的建立、為西藏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明大道。

附：1951年《人民日報》摘抄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經過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於命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之際，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以便訂立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影響下，於1951年二月派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等五人為全權代表，並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來中央舉行談判。阿沛·阿旺晉美，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等經昌都、康定、雅安、重慶、西安等地，於四月二十二日抵達北京;凱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達則轉道印度、香港等地，於四月二十六日到達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齊聚首都後，中央人民政府當即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並以李維漢為首席代表，於四月二十九日與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開始進行談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權代表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區的實際情況，曾主動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同時儘量地聽取和採納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的建設性的意見。因此，談判的進展是順利的，雙方先後經過多次洽商，一致通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雙方的談判於五月二十一日結束(1951年5月21日)，二十三日(1951年5月23日)舉行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字儀式。從此以後，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裡來，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樣，共同享受著民族平等的權利，發展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為創造幸福美滿的將來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