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首將輸血引入八路軍 給傷兵做手術感染犧牲

1938年，中國的抗日戰場迎來了一位異域使者：來自遙遠的北美洲加拿大一位醫術高超的醫生。一年半之後，為了搶救中國傷員，他把生命永遠留在了這裡。從此，中國大地上一直迴盪著這個響亮的名字——諾爾曼·白求恩。

我的家鄉石家莊是白求恩最後的安息地。他的遺體於1953年移葬於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這個陵園是為了紀念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數萬名烈士而建的，白求恩墓是陵園的標誌建築。白求恩紀念館儲存了他很多珍貴遺物：他留下的遺書、醫學文獻、行動式打字機，可以放在馬鞍上攜帶醫療用品的箱子，聽診器，手錶以及血壓計，他發明的醫療器械等等。陵園豎立著白求恩的巨型塑像，而馬路對面，就是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院近鄰又是“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其前身是1939年白求恩親自倡議並參與建立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

我的童年也就與白求恩密切相關。從上世紀70年代上國小開始，每年清明，老師都會帶領我們去烈士陵園為白求恩掃墓，學校離陵園大約有十里地，每次我們都是帶著乾糧，揹著水壺，排著長隊徒步走去，把這一天當做神聖的節日。白求恩墓地那白色的大理石像也莊嚴地佇立在我的童年記憶裡，年復一年。

白求恩

正因為如此，2010年夏天，當我有機會到加拿大探親，第一件事就是去參觀白求恩故居。故居位於安大略省，在多倫多以北一百里的格雷文赫斯特鎮。1890年，白求恩出生在這裡。這是一個典型的北美小鎮，寧靜優雅，周圍是廣闊的原野和一望無際的慕斯科卡湖。白求恩故居是一座兩層小樓，院外有高大的楓樹，秋天來臨時閃耀著如火的紅色。

據說這座房屋是1970年中加兩國建交之後，加拿大政府從私人居住者手裡買回，經修繕後作為故居對外開放。

參觀白求恩故居讓我驚訝：白求恩不只是出色的醫生，不只是我心目中那位國際主義戰士，原來他還是一位極具才情的藝術家，敏感細膩而且才華橫溢。白求恩故居用了大部分空間展示白求恩的繪畫作品，那些畫作抽象而神祕，顯示了藝術家白求恩像謎一樣交錯縱橫的內心世界。這和童年就根植在我記憶中的白求恩判若兩人。當年，我們把紅領巾呈在白求恩墓前向他莊嚴宣誓的時候，從來沒想到白求恩還會繪出這些畫作。

這些繪畫是白求恩得了肺病之後所作。1926年，白求恩在一次體檢中被診斷為雙肺結核，這在當時相當於被判了死刑。在療養院裡，白求恩決定畫壁畫來呈現自己的病程，畫的名字叫《結核病的歷程》。這些壁畫都已經遺失了，但是留下了照片，1932年白求恩為一家雜誌社撰寫了對這些畫作的解釋。白求恩故居中所展示的繪畫作品就是這些壁畫的片段。在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白求恩在生死邊緣對生命的沉思、掙扎和抗爭。

在這些壁畫裡，結核病菌被描繪成空氣中飛舞著的TB蝙蝠，貫穿在從嬰兒的搖籃到走向墳墓的途中。無論在大海中揚帆還是在城堡上瞭望，無論在遠離城市的荒野中行進還是在城市的摩天大樓中穿行，這個巨大的TB蝙蝠如影隨形，無所不在。白求恩無時無刻不在感受死亡的猙獰，他在壁畫的結尾附了一首小詩：“甜蜜的死亡，最友善的天使，在他們的懷抱裡面，最終讓我墜落下去，閃亮的星星熄滅了，燦爛的太陽也一起消失掉了，我的表演結束了，累人的舞劇已經完成了。”

結核病菌使白求恩強烈地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心靈的衰竭。但是他最終並沒有屈服隨時到來的死亡，而是竭盡全力與之作戰，積極尋找先進的治療方法。正是他堅持使用當時還不普遍的人工氣胸治療方法，成功地抑制了他的結核病。離開療養院後，白求恩曾回顧這段歷程：“如今回頭來看，我曾經對未來的恐懼和無望都是錯誤的。恐懼是幸福的毀滅者，而大多數的恐懼都是無謂的。”也可能正是這段歷程，堅定了白求恩對生命的敬畏，立志要以醫術來救人，併成為北美最優秀的胸外科醫生。

這些壁畫使我相信英雄白求恩和藝術家白求恩就是這麼不可思議地融在了一起。多麼豐富而有趣的白求恩。他不只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他還是一個敏感細緻多情的藝術家;他不只是一個不畏炮火勇於赴死的戰士，他也是一個曾經被死亡打入谷底的肺結核病人。在白求恩身上，敏感細緻的心靈和偉大堅毅的品格共存。

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驚奇，使我相信白求恩是一個傳奇。

那年，我翻閱抗戰烽火中的舊時《大公報》，無意中躍入眼簾一個名字：諾曼·貝頓。

這是一個外國人，寫作了一篇非常感人的散文詩《傷》。報紙在顯要位置發表這篇散文詩，翻譯者侶梅，譯自4月27日的《密勒士評論報》。編者並加了很長的按語，時間是1940年5月13日。仔細看完，我忽然明白諾曼·貝頓就是諾爾曼·白求恩，這個我從少年起就崇拜的英雄，這個幾乎每一箇中國人都無限敬仰的名字。原來他還寫作了這樣一篇溫情悲憫的散文詩！

這篇文章發表於白求恩去世半年之後，是一篇特殊的抗戰文學作品，是白求恩放下手術刀的間歇與自己心靈的對話。醫生白求恩此時成為詩人白求恩，寫出了戰爭重創下一個又一個肉體的掙扎與痛苦。他柔情似水，又激昂悲憫;他保持了醫生的客觀冷靜又展示了詩人的敏感多情。這些文字帶著溫度，傳達了白求恩對侵略戰爭的強烈質疑及對生命的悲憫情懷。這些文字也正像一扇視窗，可以瞭望白求恩豐富細膩的心靈空間與精神世界。

《傷》發表的時候，中國大地上的抗日烽火正在熊熊燃燒。《大公報》也在硝煙瀰漫中組織了來自延安，來自前方戰場、大後方以及淪陷區、孤島上海乃至海外的無數文學作品，激勵抗戰士氣，抵抗民族災難。這個特殊的文化傳播空間，奮力為這場民族戰爭搖旗吶喊。《傷》正是這滾滾抗戰文學大潮中的一束浪花，也是白求恩獻給中國人民的一塊抗戰文學紀念碑。

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已經加入加拿大共產黨的白求恩決定到中國去進行醫療救助。他和幾個同伴於1938年1月啟程，萬里迢迢到達中國。而後輾轉香港、漢口，一路穿梭在炮火之中，於3月下旬抵達西安，朱德總司令在八路軍辦事處迎接他們。朱德告訴他們，原以為他們都被日軍殺害了，也已經通知了加拿大方面，《芝加哥論壇報》還登載了一張白求恩的照片，報道他的死亡。

1938年底，白求恩來到延安，得到毛澤東的接見，受到熱烈歡迎。白求恩曾在日記中寫道：“在延安，我見到了一個嶄新的中國。”很快，他就到達晉察冀軍區戰鬥前線，聶榮臻司令員聘請他擔任軍區衛生顧問。白求恩一到醫院駐地，馬上開始工作，為傷員做手術，培訓醫護人員，親查病房，為傷員蓋被子、端水……為了改進軍區醫療條件，白求恩主持建立了一所模範醫院。醫院落成那天，白求恩給大家做了戰地救護、傷員分類和手術示範表演。白求恩在中國戰場上救助過無數傷員，成為戰士們心中的英雄。

白求恩遺容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一次手術中手指被刺破。三天後他為一位重傷員做手術，傷口受到感染，迅速惡化。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感染敗血症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逝世，終年49歲。他縫合了無數傷口，又為救助傷員自己受傷，而後傷口感染而死，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從來沒有離開過“創傷”一詞。在中國的抗日戰場上，“傷”成為白求恩生命中的關鍵詞，成為他每天都要面對的生死分界線，也自然成為他散文詩的標題。

這篇散文詩發表時，《大公報》特加編者按如下：

“這一篇充滿了動人力量的文學作品是貝頓醫生寫的，但是做過醫人事業，寫過血肉文章的貝頓醫生，卻為了中國的解放已於1939年11月13日(應是12日——本文作者注)逝世了。他在為一箇中國傷兵實行手術時，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傷兵的病毒進入他的瘡口，不能救治，因而致命。他死在十八集團軍的遊擊根據地五臺山中。

“貝頓醫生是加拿大人，從1938年起就來華服務。在這以前西班牙內戰時，他加入加拿大分遣隊服務於政府軍。他到中國之後，不久就在八路軍中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戰士們對他都抱著極大的信心，當他們上陣地戰時，他們的口號是：“殺呀！我們用不著害怕，受了傷有貝頓醫生！”輸血的方法是由他開始引用的。他三番四次把自己的血輸進傷兵的創口裡去，這偉大的模範，感動而且說服了中國人，使他們敢於輸血去救治同胞，因此才有了輸血隊的組織。現在輸血已經成為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永不會缺乏肯把血輸出來的人。貝頓醫生從來不會感到疲倦，老是工作著。他有時每天施行手術十至十五起，平均每月約施手術一百三十起;在他死前的一年之內，經他施行的手術應在一千起以上。”

這篇編者按用震撼的數字告訴了讀者白求恩在中國抗日戰場上的辛勞工作。“每天施行手術十至十五起，平均每月約施手術一百三十起;在他死前的一年之內，經他施行的手術應在一千起以上。”這一系列數字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白求恩挑戰了自己的身體極限，更何況，他還“三番四次”把自己的血輸進傷兵的創口裡去。這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也印證了毛澤東於1939年12月21日在《紀念白求恩》中所表述的：“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並稱這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

《傷》字裡行間都在展示這種精神的動力之源。戰爭是殘酷的，但是白求恩的文筆卻無限輕柔，他以輕柔觸控生命，撫慰人類無法承受的這個巨大創傷，具有無限的震撼力。當我們知道白求恩在拼命工作，永不放棄，不斷驚歎他超人的毅力時，白求恩用詩人的文筆告訴我們這動力的來源。《傷》是白求恩無數臺手術記錄的縮影，是他每天面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是融合了悲憫與大愛的國際主義範本。

閱讀白求恩的這篇散文也許可以讓我們再一次思索：

這樣一位金髮碧眼的西方人，跨越大洋，萬里迢迢來到這個正在受難中的東方國家，把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獻給了這片土地和人民。是什麼樣的內心世界支配了這樣神奇的行動，可以讓一個人跨越地域、跨越種族，無視戰火和硝煙，在最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把生死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