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正“中國原子彈之父” 鄧稼先還是錢三強

“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由法國傳入中國，自始至今，有關此說的爭論不絕於耳。

“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舶來品”

“中國原子彈之父”這個說法是在1965年由法國傳入中國的。1965年7月，錢三強收到法國營養學校原祕書、督學巴杭德郵寄的法國《科學與生活》1965年6月號上的一頁剪報文章《在中國科學的後面是什麼》。文中寫道：“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是由中國科學院領導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領導人是曾在巴黎大學Sorbonne部學習過的物理學家錢三強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這是目前所見“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據《錢三強年譜長編》記載，是年，法國《科學與生活》又刊出一篇報道中國核科學研究的文章，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核專家，是錢三強博士”。在當時，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從外國寄來的，都要由組織上收拆。巴杭德的這封來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後報“科委八局”，再轉二機部七局，最後批轉給錢三強的祕書。這麼一圈批閱下來，我們可以確定，“中國原子彈之父”說從1965年開始就已被圈內人知曉並在國內傳播。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國法新社科學編輯賽爾日•貝爾發表文章寫道：“人們認為錢三強是中國的核彈之父。”同一天，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說：“沒有哪個國家進展得有這樣快。法國爆炸第一個原子彈比中國早四年，但是仍然沒有試驗氫彈……關於參加這項計劃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這個計劃很可能是錢三強領導的。”這些訊息和電訊，第二天就被轉載到新華社編髮的《參考資料》上。由此，“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可和傳播。

錢三強本人對“中國原子彈之父”一直持極力反對的態度。錢三強對此的態度是：“中國原子彈研製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

筆者曾有幸多次訪談錢三強的祕書、原中國工程院首任祕書長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談到，錢三強曾在不同場合對中外記者、身邊工作人員等說過類似的話。事實上，“中國原子彈之父”不但沒有給錢三強帶來榮譽，反而給他帶來了很多煩惱和傷害。最大的煩惱就是被人認為自己是在“爭功”，要知道，在那個只講奉獻的年代，突出個人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儘管這並不是錢三強主觀的意願。傷害則來自於“文化大革命”，在那個極左年代，“中國原子彈之父”是錢三強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罪狀之一，為此他沒少吃苦頭。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非常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個人奉獻的社會，“之父”說本身就與當時的主導價值觀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國的核彈事業也確實是在毛澤東“大力協同辦好這件事”的指示下，各條戰線協作攻關的結果，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有很多，把“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帽子戴在錢三強頭上，不少組織領導者和科學家有看法的。這也是改革開放後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討論和不同觀點形成的原因所在。

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說法

“文革”結束後，為了號召人民全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有意識地加強了對各條戰線優秀人物和典型事蹟的宣傳。作為宣傳重點的科技領域，有關“兩彈一星”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此時開始為人所知，併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認可。

不過，當時思想日益活躍，人們對“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產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後，“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廣為傳播，主要有三條路徑。

一條路徑是通過報告文學這一特殊載體而傳播。在1970年代末的報告文學熱中，錢三強成為重點宣傳物件。1978年9月26日，《文匯報》發表《熱風吹雨灑江天——訪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一文，公開提到“中國原子彈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國科學院黨委合作出版《科學的春天》，這是中國科學院部分著名科學家的報告文學集，書中收錄了作家張炯採寫的《向光明的中國前進——記錢三強》。1987年10月27日，《科學報》發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記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奉獻》。1990年1月，王春江著寫的《裂變之光——記錢三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隨後，《文匯報》、《北京晚報》進行連載，影響甚大。

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錢三強算得上是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寵兒”，“曝光”率非常高。“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伴隨著這種高密度的正面宣傳，變得廣為人知。

第二條路徑是官方媒介的認可和宣傳，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旗幟鮮明地提出和論證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權威的官方媒體首次正面迴應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問題。《人民日報》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認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傳教育局編寫的《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的建設者》一書出版，該書為國慶五十週年而作，記錄了建國以來各條戰線上的模範人物數十位，其中就有《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一文，而對鄧稼先的定位則是“兩彈元勳”。此後，《人民日報(海外版)》於2007年和2009年兩次沿用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

第三條路徑則是大眾化的、民間的研究和傳播。包括學術界、科普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出版的書籍、報刊之中，涉及“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內容非常多，這也是當前的主流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此說亦影響甚大。作為傑出的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為中國“兩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張愛萍生前就稱其為“兩彈”元勳。1986年，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的事蹟經過官方媒體的披露和宣傳開始為人所知;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和獎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病逝。

由於國內媒體大量的宣傳報道，特別是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鄧稼先的充分肯定，有關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於1980年代末開始傳播，至今不時見於書籍與報章之中。

美籍華裔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此說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楊振寧與鄧稼先之間有“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鄧稼先去世七週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楊振寧撰寫的《鄧稼先》一文，將鄧稼先與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相提並論，雖然文中沒有出現“原子彈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楊振寧是將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國原子彈之父”。因為楊振寧的名氣，也因為《人民日報》的特殊地位，該文影響很大，多為後來者徵引。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楊振寧將鄧稼先與奧本海默相提並論大為稱讚之時，他又在段落結束的時候寫到了錢三強，他說：“當初選聘他們的人，錢三強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謂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對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各有深入的認識。”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常為徵引者所忽視，或許這句話更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第三種觀點認為聶榮臻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最早見於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該書作者是英國人克萊爾•霍林沃思，不過書中並未對此觀點進行深入說明和闡述。1999年王君編著的《我們的共和國叢書•九天攬月•建設卷》，從聶榮臻統攬全域性，領導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角度，認為聶榮臻“不愧為我國的‘原子彈之父’”。

此說雖有新意，但卻與人們心目中的“中國原子彈之父”差異很大，因而影響有限。其實，作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傑出領導人，對聶榮臻的評價應當是超越“之父”說的。

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群體。此說於1980年代中期產生，影響也比較大。1987年，軍旅作家董濱的報告文學《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書出版，該書用7個故事概述了中國原子彈製造過程中，從戰士到將軍，從技術員到科學家，不同行業人們的貢獻，該書認為：“他們是那樣浩大的一個陣容，即使是七十個故事也難盡述！但是，如果把他們的英名鐫刻在共和國核工業發展的史冊上，那隻需要七個字便可概括——中國原子彈之父。”該書內容較為單薄，還存在不少勘誤之處，客觀地講質量並不高，但由於成書於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冊，主題鮮明，引人注目，還是有一定的影響。這一說法也被張開善先生髮揚光大。

2006年，張開善在《中共黨史資料》上發表《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記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功勳科學家》一文，細數王淦昌、鄧稼先、錢三強、郭永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中的貢獻，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學家，而是一個卓越科學家群體”。此文一經發表，其觀點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體轉載，引起較大反響。

張先生的這一觀點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說本來就是強調集體之外的個人特殊貢獻，此說無異於消解了“原子彈之父”的意義。另外，張先生認為錢三強“從事核工業發展的高層組織管理工作，無暇參加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技術攻關當中”，“未能主持、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從而與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榮譽失之交臂”。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有違歷史事實，值得商榷。

第五種觀點認為不存在“中國原子彈之父”。2011年，陶純、陳懷國著《國家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祕密歷程》一書出版，由此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於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影響甚大。該書著者認為，“當代科學的發展早已不是愛迪生時代，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是一項十分巨集大的系統工程，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中國的核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萬千人的奮鬥和創造，輝煌和光榮不屬於哪一個人，卻屬於每一個人，屬於每一個在這條戰線上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其實，這一觀點與第四種觀點一樣，都強調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個簡單問題

“之父”說起源於西方，是對人類歷史上在某一領域做出過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的譽稱。有別於東方社會強調集體的力量與貢獻，“之父”說帶有一定的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是對個人突出貢獻的放大，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之父”說的某種侷限性，但“之父”說的價值也是明顯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傑出人物往往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往往能夠促成歷史發展方向的改變。強調傑出人物的特殊作用，並不是要宣揚英雄主義和英雄史觀。

關於“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觀點，筆者以為，如果將“中國原子彈之父”視為一個群體，等於消解了“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存在。如果因為中國原子彈研製的特殊性而突出強調科學家集體的作用，我們可以完全拋棄“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舶來品。然而，“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的觀點也有很大侷限。儘管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勝利，但具體到每個人，發揮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的大小卻是不一樣的。作為今時之人，我們還是有責任釐清歷史的真相，辨識這個集體中的每個人在這一巨集大科學工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人，那麼，即便是參照“之父”說的基本內涵和要求，“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命題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探討空間。因此，重要的不是我們要給出“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過程中，更加深入地體會、認識每一個科學家在這一大科學工程中的獨特貢獻。（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