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孤重臣最安全的時候 宋代不殺文人是憲法

雄才大略的後周皇帝柴榮，帶著滿心的遺憾，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這一年是公元959年。這位被譽為“五代第一名君”的皇帝除了未能完成統一華夏的夙願，還要擔心自己的身後事。39歲的柴榮只有一個6歲的小兒子柴宗訓，他又面臨著許多皇帝不願又不得不面對的狀況，他只能委任範質、王溥、魏仁浦並相，顧命輔佐幼帝。

按道理說，這三位最可能成為丟了性命的倒黴蛋，因為歷史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輔佐周恭帝未久，即發生“陳橋兵變”，趙匡胤在出征途中被眾將擁立為帝，大部隊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禪讓。後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趙宋取代後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舊臣與皇室都得到新朝的優待與禮遇，範質等三人繼續被任命為宰相。

宋乾德二年九月，範質病逝，太祖聞訊，還罷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二位王溥、魏仁浦，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終。在這裡，宋王朝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了跟前面五個短命王朝不一樣的氣質——以寬仁之精神立國。

兩宋三百餘年，也曾出現過幾個未成年便即皇帝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繼位時只有十二歲；宋哲宗繼位時只有九歲；宋恭帝繼位時只有四歲。但仁宗與哲宗親政之後，都沒有對輔弼他的老臣大開殺戒。

成年的宋哲宗有恢復父親宋神宗變法的志向，但輔佐幼年哲宗的一直是保守派的元祐黨人，換言之，皇帝長大之後發現他的執政理念與輔政大臣存在著強烈衝突，但宋哲宗也只是將元祐黨人外貶而已，未曾誅殺一人。由此來看：若要當顧命大臣，還是呆在宋朝最安全。

當然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宋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不殺文人的誓約，等同於文官免死憲法。

為什麼宋代幾乎沒有發生過帝王因為政治原因而誅殺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首先是因為趙宋皇帝受到一項憲章性的約束——太祖立下的誓約。

據南宋筆記《避暑漫抄》的記錄，宋太祖趙匡胤取得帝位後，在太廟寢殿之夾室中立了一塊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黃幔遮著，夾室的門也緊鎖。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廟拜謁完畢，都要入夾室恭讀誓碑上的誓詞。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間，金人攻陷汴京，太廟大門洞開，人們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闊約四尺餘，上面勒刻三行誓詞，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懷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來的，畢竟那塊石碑直到今日也沒有出土。就算這個質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據史料，“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約應該是存在無疑的。

最有力的證據來自宋臣曹勳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欽宗兩帝被金人所擄，曹勳隨徽宗北遷，受徽宗囑託國事。不久曹勳逃歸南方，向高宗進了一道札子，裡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宋太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

事實上，太祖留下的這一誓約，基本上得到趙氏子孫的遵守。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斬殺一名轉運使，卻受到大臣蔡確與章惇的堅決抵制：“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廟中的誓碑，但經過一百年的運作，朝廷不得殺士大夫的誓約，顯然已成了宋朝眾所周知的習慣法。皇帝最後只好發了一句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後來哲宗朝的元符元年，保守派陣營的元祐黨人被逐，新黨重新得勢，宰相章惇欲窮治元佑黨人，“將盡殺流人”(這回是章惇起了殺心)，但宋哲宗反對，哲宗說：“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太祖立下的誓約以及由此形成的慣例，顯然束縛了君主誅殺士大夫的權力。一個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惡極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著擔心有一天會被皇帝殺頭的，即使他處處跟皇帝作對。

權力結構的穩定，使宋代沒有真正名分上的顧命大臣。

不管是宋仁宗，還是宋哲宗，登基時都還是孩童，當然離不開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輔政與教導。不過宋朝未設“顧命”制度，老皇帝在終臨前，並沒有特別指定若干重臣為託孤大臣。儘管如此，那些先帝時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權交接過程及新朝開局中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乾興元年，宋真宗駕崩，留下遺命：十二歲的兒子趙禎繼皇帝位，“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根據真宗的遺命，輔臣商議如何起草遺詔，宰相丁謂欲討好劉後，提出將“權”字刪掉。“權”有從權、暫時的含意，去掉這一字，即意味著承認太后擁有聽政的正式權力。參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堅決不肯讓步，說：“女主臨朝，已是非正常情況，稱‘權’已屬無奈，你還想將‘權’字刪去，是什麼意思？”丁謂不敢再堅持己見。

宋神宗病重之時，宰相蔡確曾有意擁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為皇儲，為此他試探過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見，但王珪說：“皇上有子。”他認為皇位應該由神宗的兒子趙煦繼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即趙煦)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哲宗繼位，由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是同情舊黨的人，原來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大臣，重回朝廷輔政，大儒程頤則被召來擔任小皇帝的經筵官，負起教化哲宗、養成君德的大任。

從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名相，雖然沒有被叫到皇帝床前託付幼君，但他們卻在立嗣、太后臨朝等重大事件中充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這些宰相，雖無顧命大臣名分，卻盡到顧命之責，輔佐幼主，穩定朝綱。

宋朝有一個慣例：皇帝若是沖齡繼位，都出現過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與漢唐相比，宋代雖然先後有多名太后臨朝聽政，卻從未產生“女主禍政”的亂象，也沒有誕生一位像漢代呂后、唐代武則天那樣把持朝政的女強人。這又是為什麼？

從制度角度來解釋，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權力結構。君主作為天下道德的楷模、國家主權的象徵、國家禮儀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貴的地位與最高的世俗權威。

同時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雖然一切詔書都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但基本上都是執政官熟議後草擬出來的意見，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執政權委託給宰相領導的政府，用宋人的話來說，“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監察、制衡政府的權力則委託給獨立於政府系統的臺諫，“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宰相)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

就如秦觀所言：“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君主只要協調好執政與臺諫的關係，使二者達成均衡之勢，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中，出現一個未成年的小皇帝，並不會對整個帝國的權力運轉構成巨大的障礙，因為皇權已經象徵化，君主不用具體執政。也沒有必要為小皇帝專門成立一個顧命大臣團隊，宰相領導的政府與制衡政府的臺諫保持正常運轉就可以了，至於程式性的君權，垂簾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為皇權象徵化，臨朝聽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現權力膨脹。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權責，不容相侵，一旦出現女主專權的苗頭，立即就會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和抵制。這一點跟清代的政體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太后垂簾聽政代行皇權，當然也就獲得了專斷、親裁的絕對權力。

顧命大臣之設，通常是因應皇權專制之需的產物；而顧命大臣之被誅，則是其隱權力通過自我繁殖，高度膨脹，進而威脅到皇權專制的原故。宋朝政體並非皇權專制，君權、相權、臺諫權各有分際，權力的執行自有程式與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著在一個理性化的權力結構中，突兀地設定顧命大臣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