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白銀風暴1935 由白銀而引發的金融改革

當時正面臨內憂外患、苦於政令不行的國民政府，借商界“有求於我”而通力合作之機，實施了全面抗戰前夕最重要的一輪金融改革，向國家統制經濟之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此次“白銀風潮”來龍去脈如何？官商雙方在“風潮”前後又各自上演了怎樣的戲碼？

1935年2月18日，農曆乙亥年正月十五，上海灘工商金融界幾大頭面人物，即上海市地方協會正副會長杜月笙和錢新之、市商會主席俞佐庭、錢業同業公會會長秦潤卿、銀行業公會主席陳光甫，與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及貝淞蓀、李馥蓀等知名銀行家共十餘人，緊急召開了一次碰頭會。

雖然時值元宵佳節，這些業界大佬們卻個個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原來，新春前夕，因年關結賬，上海市面銀根十分緊張，至少五六家信譽頗佳的大錢莊，迫於現金週轉不靈相繼停業，其他各行業受到拖累，關門倒閉者亦甚多。這個中國首屈一指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一時間人心浮動，傳言四起。為了挽救危局、共渡難關，必須馬上拿出一套有效的救市方案來。

經過集體商議，他們決定向中央求助。四天之後，由杜月笙領銜的六人代表團赴南京晉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懇請撥鉅款直接投放上海工商業，以儘快穩定情勢。

整整80年前的那場源自上海、波及全國的市場動盪，因與白銀大量外流有關，史稱“白銀風潮”。當時正面臨內憂外患、苦於政令不行的國民政府，借商界“有求於我”而通力合作之機，實施了全面抗戰前夕最重要的一輪金融改革，向國家統制經濟之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此次“白銀風潮”來龍去脈如何？官商雙方在“風潮”前後又各自上演了怎樣的戲碼？且讓我們一一道來。

“熱銀”逆襲 特殊繁榮

說到中國的“白銀風潮”，還是要先從1929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談起。

那次經濟危機對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造成慘重打擊，如1932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及農業總收入，均只相當於1929年的一半上下。相比之下，作為一個欠發達的東方國家，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程度很有限，在危機之初，所受衝擊反而要小得多。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的美國人楊格即指出：“就中國來說，大蕭條的開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時中國沒有受到嚴重影響。”

中國能獨善其身，與當時西方列強貨幣制度多采用金本位制(如英、法、德、意等國)，或金銀複本位制(如美國)，而中國國內實行銀本位制亦有很大關係。

明清以來，白銀逐漸成為中國的主要流通貨幣，清末更是從法律上確定採用銀本位制，市面上銀兩、銀元並用。1933年3月，國民政府實施“廢兩改元”，規定銀元作為唯一法定貨幣，這一改革也是先從上海起步，再推廣到全國。

從世界範圍看，金貴銀賤是長期趨勢，正常年份金銀比價約為15∶1(白銀15盎司兌黃金1盎司，1金盎司約重31.1克)上下。金銀比價的短期波動，會導致國際銀價高低起伏，這對以白銀作為實際流通貨幣的中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都將產生很大影響。

舉例來說，當年的中國是債務國，1929年時以外幣償付的外債本息達1億3千萬兩，若銀價跌落30%，則政府財政負擔相應增加30%。又如，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國際金價每兩由可兌白銀442兩，到可兌白銀622兩，急漲了足足四成，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價，持有白銀的華商經營進出口貨物到期結匯時支出大增，貿易風險自然加重。

但1929~1932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世界銀價總體低位執行，卻意外地幫助中國躲過蕭條，反而迎來一次“特殊的繁榮”。由於金貴銀賤進一步加劇，在中國作為法定貨幣的白銀，與在發達國家作為商品的白銀之間，形成明顯的投機差價(即白銀在中國市場上的實際購買力高於海外市場，更加值錢)。同時，受傳統中國的外貿體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數進出口商品價格，並不能及時與國際銀價跌幅“掛鉤”。結果，大量白銀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國。

以經濟金融中心上海為例，1929年上海中外銀行庫存白銀約為26800萬元，1933年約為50800萬元，增加近九成。其中1931年至1932年底，上海各外資銀行庫存白銀從8688萬元增加到18505萬元，足足多了9800萬元以上。這筆多出來的存銀，在當年是一個什麼概念呢？1933年度，中國海關關稅總收入約33952萬元；1934年度，國民政府國庫總收入約122635萬元。前後兩相比較，便可知一二。

這至少說明兩點：一是與外貿進出口關係密切的在華外資銀行，憑藉自由輸入和運出金銀的特權，乘機輸入鉅額白銀牟利；二是在華投資的外國資本盈利後不再匯出，留在中國擴大投資。

正因為有效貨幣需求擴大，銀行信用擴張，利率水平下降，那幾年國內許多行業不僅不蕭條，還有利可圖。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意識到，這一輪經濟景氣的根基，其實相當脆弱呢？

地產、銀錢 誰“綁架”誰？

20世紀30年代初白銀流入中國的情形，與21世紀頭十年海外“熱錢”大舉來襲，多少有幾分相似。而當年白銀投機的首要目標，正是中國唯一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特別是長期處於漲勢的上海地產業。

民國成立後，華洋錯雜而地位特殊的上海灘，樓市步入黃金時代。1934年有一篇題為《上海地產之觀察》的文章中寫道：

“從別處颳了地皮而來的軍閥官僚，開始其為海上寓公的時候，第一步就是買一些上海租界內的地產，自覺可以高枕無憂。內地的土豪劣紳，覺得本地的財產，似乎有些兒‘不穩妥’，也無疑的要想到投資於上海租界內的地產。再有一般專門投資兼投機的外國資本家，眼見世界各國都鬧不景氣，而上海租界內的地產，因為‘大家都望著租界上跑’，反而‘幾乎沒有跌價的可能’，於是也放棄了固有的經營地盤，到上海來大量的購買地產。”

各方熱捧之下，上海公共租界的地價一路攀升，1900年其均價為每畝5400元，1933年均價則高達47000餘元，短短30餘年間，上漲了8倍有餘。

到了1932年前後，日本悍然侵略中國東北，又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加上世界經濟危機逐漸波及中國，上海地產業已有調整和降溫跡象。但受巨量“熱銀”遊資支撐，1932年前三季度上海樓市的實際成交金額，仍佔全市銀行錢莊業全年總存款額的1/10以上，可見地產交易之狂熱。

上海房價急漲，房租也相當高昂，常常花去普通市民生活費用的三至五成，迫使工薪階層不得不傾其所有積蓄設法買房。據時人記述，“小資產階級，數萬元存款，原備臨時週轉之用，均預購屋自住，一則作一勞永逸之計，二則免存款意外之險”。然而，升斗小民的一己之力，又怎能跑得贏土豪與“熱銀”合力炮製的“大市”呢？

對外資在上海地產業瘋狂投機中扮演的角色，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的知名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公開批評：“地產要成為流通性最高的信用工具，這本來是舉世所無的怪事，是畸形發展中最畸形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的成因，是因為上海租界的外商，企圖運用他們的資金，造成租界的虛偽繁榮……他們在開發一個他們自己的資本市場之後，只有半有意半盲目地向地產方面開展。”

以銀行、錢莊為中堅的上海金融界，當然也視地產投資為兵家必爭的核心業務。1934年5月上海房產公會的報告中披露：“上海三十萬萬元房地產之中，有二十萬萬元是握在上海銀錢界手裡，作為流行於市面的籌碼和準備的擔保品。”以陳光甫創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例，那段時間裡房地產抵押放款佔35%，在所有抵押業務中比例最高。

民國著名記者和政論家胡政之主持的《國聞週報》於1935年4月也刊出文章稱：“近幾年來上海的金融業者，大都從事地皮買賣，地價之高，異乎尋常，地契等檔案便如橡皮股票一般，處處受著銀行錢莊的歡迎，都可以抵押現款。間接的地契、土地證等，都變成了流通的交易籌碼。”

而早在1931年11月8日，“火柴大王”劉鴻生就曾在南京一次蔣介石親自召集的社會各界名流時局談話會上，當面對最高領導人抱怨說：“最痛苦的是地產可以隨時押款，工廠則無人過問。”

白銀帝國 釜底抽薪

不過，黃金購買力持續上升，白銀購買力相應下降，令實行金本位制的西歐各國面臨本幣升值、通貨緊縮、出口停滯的困境。他們也坐不住了。

1933年7月，各國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上達成《白銀協定》，規定美國等產銀國應收購本國所產白銀1.4億盎司(摺合約4350餘噸)，不得將餘額出售國外，中國則不得將銀幣熔鑄成白銀出售，以保持國際上銀的購買力，共同維持銀價穩定。

但仍實行金銀複本位制的美國，卻比人們預期的走得更遠。它一方面出於刺激自身出口的利益考慮，實施《金法案》(1934年2月)，減少美元含金量，讓美元大幅貶值近六成，變通貨緊縮為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為了照顧國內代表南方銀礦主利益的“白銀集團”的要求，又通過《購銀法案》(1934年6月)，提高白銀收購價，在國內國外同時大量買入白銀。

新晉第一工業強國出手豪購，世界白銀市道應聲反彈，紐約銀價從1932年底每盎司25美分漲到1935年初的55美分，當年4月更達到81美分的高點，足足上漲了兩倍半以上。而從1934年8月到1935年6月，一共有多達4.37億盎司(摺合約13590噸)白銀收歸美國國庫。

國際銀價上漲，中國自然首當其衝大受影響。到了1935年，白銀在國外的購買力已高出在中國國內購買力近2/3。據估算，此時從上海運銀到倫敦或紐約出售，按匯率折算再扣除成本，至少可得50%的純利。早先大舉輸入“熱銀”的在華外資銀行，此時又成了搶運白銀出口的急先鋒。這些外資銀行金庫中的白銀存量，從1933年12月到1934年12月，銳減了2.21億元。

另據統計，僅1934年12月，中國外流白銀即達6654萬元，1935年1月又流出了1541萬元。1934年全年，全國淨流出白銀高達25672餘萬元。上海存銀佔全國之半，一年之中更流出大半。

1934年2月底，即白銀大幅外流之初，早年曾留學美國，兼具官、商雙重身份的知名實業家穆藕初，就在寫給上海銀行公會的信中警告說：“國記憶體銀本屬無多，且有一部分存在外國銀行之手，若再源源流出，則因存銀減少而發生之影響，有可慮者三事：第一，存戶因恐懼存銀減少而提存；第二，持有鈔票者因恐懼存銀減少而擠兌；第三，因銀行需要現款而影響公債跌價。”

穆氏信中未曾提到的更直接危險是，“熱銀”驟然流入又驟然流出，虛熱的上海樓市難免量價齊跌、泡沫破裂的命運。1933年，上海地產業雖已呈回落態勢，但成交額仍達4313萬元，而1934年則跌至1299萬元，1935年勉強維持在1446萬元的水平，僅相當於高峰時期一個月的成交額。

1935年3月2日出版的《申報》有如下痛切的描述：“往昔上海實況繁榮，地價與房租隨之昂貴，其價之高，不特為全國各地冠，亦漸佔世界之地位。今市況蕭條，工商業者對於鉅額房租之負擔，夫豈能勝？影響所及，地價暴跌，市多虛宅，地產業者有同歸於盡之虞。”

前面已提及，實業家劉鴻生曾對“地產隨時押款，工廠無人過問”之境況大發牢騷。當年，不管外資還是華資銀行，都不大與本地工商界發生直接的借貸關係，而採取“銀行對錢莊(需有信用擔保者)放款，錢莊再對工商界(以地產或貨物作抵押)放款”的間接借貸模式。

等到美國突然哄抬銀價，中國白銀迅速外流，造成銀根緊張，在華中外資銀行紛紛向錢莊追索放款。錢莊償付無力，轉以所持地契向銀行抵押或尋求救濟，但眼見樓市趨於崩盤，銀行方面當然不肯接手。夾在中間的工商實業界得不到必要的週轉資金，身不由己，遂一同捲入漩渦。

天下之財 盡入彀中

1935年1月11日，受上海方面金融動盪波及，長江上游第一商埠重慶發生銀行擠兌，當場踩死6人，傷15人。同一天，華北規模最大的天津裕元紗廠因資不抵債，宣告停工清理，2300餘工人失業。稍後，無錫榮氏家族老大榮宗敬在上海經營的申新紗廠第七廠，因棉貴紗賤、外貨傾銷，導致週轉不靈，拖欠英資匯豐銀行押款200萬元，即將遭後者強制拍賣。

這就是1935年新春前後，上海數家大錢莊接連倒閉引發連鎖反應，以至於驚動杜月笙及江浙財團首腦們，心急火燎地找孔財神施以援手、挽救危局的最初因由。

此時此刻，他們的老朋友蔣委員長也沒少操心。1935年年初，蔣介石在日記中曾憂心忡忡地寫道：“財政困難，社會經濟日漸衰敗，可慮之至。”

當日，孔祥熙部分應允杜月笙等人提出的請求，同意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承辦工商企業的貨物抵押放款，但稱“地產押款，尚待研究”。十天後，蔣介石專就此事電告孔祥熙，批示道：“欲使金融回覆流通，首須使地產免於呆滯。”可見他也清楚問題癥結所在。

但白銀外流引起的銀根緊縮，固非中國獨力可以阻止，瘋狂的上海樓市投機造成的“地產—金融—實業”相互捆綁的連環套，也不是最高領導人一句話可以輕鬆破解。

1935年3月初，正在一線坐鎮指揮“剿共”的蔣介石，電召孔祥熙、宋子文到漢口就如何應對“白銀風潮”進行密商。有關這次三巨頭密商的細節，並無任何形式的記錄檔案留下來，當事人的日記或回憶錄亦絕口不提。只是從其後種種跡象可以推知，他們已就發行1億元金融公債為中央、中國、交通三大行增注官股，改組非國民黨嫡系的後兩家銀行，實行官方金融壟斷達成了共識，也很可能涉及了放棄銀本位、改革幣制，以緩解經濟困境，維護金融穩定的問題。

3月下旬，以遇事甚有主見、努力維護中國銀行獨立性著稱的張公權，被迫辭去該行總經理一職，宋子文隨後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據美籍財政顧問楊格回憶：“1935年夏天，國民黨首腦聚會廬山，原則決定改革方針。從這時期到正式實施是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進行的。”楊格本人與財政部合作負責籌備其中一個改革方案，另一方案由宋子文親信智囊、時任國防設計委員會(著名的資源委員會前身，蔣介石兼任委員長)副祕書長的錢昌照牽頭。

楊格方案最終獲採納，成為1935年11月4日正式實施的幣制改革的主要依據，其要點是：今後廢除銀本位制，實行與英鎊掛鉤的匯兌本位制，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大行(後又加上中國農民銀行)發行法幣，與大多數歐美髮達國家一樣，實行紙幣政策。

幾乎貫穿1935年全年的這一輪大規模金融改革，頭緒繁多，過程曲折，各方利益博弈複雜，非三言兩語能說清楚。但其核心精髓，在“漢口密謀、廬山決策”期間蔣介石的一封重要電文(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長)中，已說得很清楚：“金融幣制與發行之不統一”，關鍵是中國、交通兩行不聽命令，而解決之道，就是要兩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

到1935年年底，全國164家銀行中，官股主導的中央、中國、交通三行資本額佔總資本額43%，而74家民營商業銀行之資本總額，尚不及中央銀行一家之數。同時，三大行年終存款額，也佔了115家銀行存款總額的60%以上。

換言之，利用“白銀風潮”造成的市場劇烈動盪及工商金融界信心動搖，蔣、孔、宋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官方一舉“轉危為機”，“天下之財盡入吾彀中矣”。

利耶弊耶 後人評說

客觀地講，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的金融大改革，對恢復市場信用，避免雪崩式金融危機的發生，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1935年12月，上海地產交易已明顯回暖。當時有報道稱：“一週以來，出口匯票較前復見稀少，而進口方面，於外匯之需要，亦復稍遜於前……地產交易則略有回蘇氣象。據報告已有數項產業成交，其價格較之一月以前所開者為高。按此點固不據為商業復興之例。但地價上漲，終為人心安定之證。”

上海市面銀根緊張的勢頭，似也稍有緩解。如1934年12月，上海錢業日拆息(同業之間拆借資金的日利率)平均為0.33%，最高達0.60%，水平高且波動幅度很大，可見銀根甚為緊缺。自中國、交通兩行改組完成到幣制改革落實後，1935年4月~12月間，上海錢業日拆息維持在0.08%~0.20%之間的平穩水平上。

以白銀大進大出為深層根源，以地產過度投機泡沫破裂為導火索的這場經濟大動盪，基本上算是平穩軟著陸了。

國民政府借“救市”之機，名正言順地推行中央銀行制度，改革貨幣發行，強化金融統制壟斷，對穩定中國政局，最大限度地調集資源應付即將爆發的中日全面戰爭，應該說是有積極作用的。至於官方資本向工商金融界的持續強勢滲透，不可避免地壓制了中國民間資本的持續生存發展空間，長遠來說利耶弊耶，那真的是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