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家庭跟不上巨人的步伐

托爾斯泰與兄長們合影(1854)(右一為托爾斯泰)

2014年9月24日至12月21日，“列夫•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展覽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拉開序幕。本次展覽由中方與俄羅斯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博物館、莫斯科國立列夫•托爾斯泰博物館共同舉辦，展品共255件(套)，包括油畫、版畫、雕塑、手稿、信件、照片、生活用具等。這是關於列夫•托爾斯泰主題的規模最大的海外展覽，也是國博首個以世界文化巨人為展示物件的大型展覽。

在托爾斯泰身處的時代，他常被畫家畫成一個巨人的形象。晚年，許多崇拜者抱著朝聖的心情去拜見他時，以為會見到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當發現偶像其實個頭並不高時都不禁略有點發窘。托爾斯泰之於俄羅斯，確是一個巨人般的存在。除了文學上有目共睹的傑出成就，他在許多方面都深刻影響了俄國人的生活。作家茨威格寫道：“托爾斯泰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所有俄國人民，因為他與整個俄國同呼吸，共命運。”

展覽分成5個單元：家庭、文學、探尋、中國、迴響，全面展現托爾斯泰的生活、思想與藝術成就。從托爾斯泰與家庭這個視窗，可一窺這位偉人求索之旅的複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創作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時，幾易其稿，開頭就換了七八次，直到寫出了這個雋語般的經典開篇，如同定下調門，他才徹底理清了思路，素材、故事、人物開始紛紛各得其所。

託翁正是想借這部小說探討“家庭”這一主題。而回望其漫長的一生，卻很難篤定地一言蔽之：作家本人的家庭，幸福，還是不幸？他完成鴻篇鉅製《戰爭與和平》，得益於新婚後一生最暢快的時光;而其晚年與妻子的矛盾也眾所周知，82歲離家出走，死在了一間小車站裡。有傳記作者寫道，托爾斯泰一生不懈探索，難以跟上他的步伐，是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的共同感受。身為一個偉人的家人也許概莫能外。

糜爛的伯爵

這次展覽中的“家庭”單元，展出了幾幅托爾斯泰祖父與外祖父的畫像。托爾斯泰出身貴族，祖父曾出任喀山省省長，他繼承了其伯爵爵位，外祖父尼古拉•沃爾康斯基公爵的軍銜是上將。他們後來作為人物原型，都被寫進了《戰爭與和平》。

“善良而愚蠢”的祖父格外好賭，曾經殷實的家產，被他臨終前的豪賭幾乎敗光。托爾斯泰的父親繼承了祖父留下的爛攤子，一度潦倒至極，但他後來幸運地娶到了一位富裕的新娘。雅斯納雅•波良納，這座後來因托爾斯泰而世界知名的莊園(現成為博物館)，就是母親的陪嫁。

托爾斯泰出生於1828年8月28日，母親在他2歲時就過早病逝，父親對他影響比較大。父親曾在前線與拿破崙的軍隊作戰，以勇猛而聞名，他喜歡打獵，托爾斯泰和他的哥哥們很小就開始接受狩獵訓練。他也酷愛讀書，家裡藏書巨集富，日後最小的兒子托爾斯泰繼承了這些書籍。父親寬厚仁慈，很少對下人體罰，而當時許多俄國貴族對農奴動輒鞭刑。

托爾斯泰認為自己的童年“純真美好，富有詩意”，其處女作就是半自傳體的小說《童年》。他天性敏感多情，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有一個綽號“愛哭的里奧娃”。托爾斯泰一生中常為悲愴的音樂與悽慘的故事所感動，有人寫道，“流下的眼淚之多，足能匯成一片汪洋”。

好景不長，1837年父親猝死，接下來的幾年中，祖母、監護人艾琳姑媽相繼離世。5個孩子被託給了喀山一位不太親密的波琳娜姑媽，全家遷往喀山，托爾斯泰當時13歲。他後來形容自己14歲之後的二十年，“粗鄙放縱，生活中時時受到野心、虛榮，尤其是貪慾的驅使”。年滿14歲後，兩位哥哥帶他第一次去了妓院。

1844年，他考上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大一結束時因成績太差必須復讀，於是轉到了法律系，兩年後還是輟學了。當時他最喜歡的課是哲學課，對盧梭的書愛不釋手，這也是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嘗試過簡化生活，比如天天穿著自己發明的一種長袍，白天當衣服穿，夜裡當毛毯蓋;他一度是親人眼中“不可理喻的傢伙”，“只有在看到有誰樂於聽他懷著激情暢談自己的理想時，才會感到快樂。”

翻閱托爾斯泰年輕時的日記，他的分裂隨處可見，一面不停給自己制定各種道德上嚴苛卻不切實際的目標，一面在社交生活中過度放縱沉溺享樂，一次次懺悔，又一次次屈從人性的弱點。他曾在大學醫務室治療過淋病，年輕時“通常喜歡玩弄女性”，與傭人或是農婦，還曾有過私生子;叮囑自己看書、練習鋼琴，又忍不住頻頻出入上流社會交際圈，舞會歡宴笙歌不斷;他從1848年開始熱衷玩牌賭博，一賭就是十多年，第一次償還賭債就賣掉了分得遺產中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一片樺樹林，價值1200盧布，當時僱傭一個馬車伕每月大約10盧布。

1851年，托爾斯泰跟隨長兄尼古拉前往高加索，加入了其服役的炮兵團。在他看來，這是個開始全新生活的好機會。在軍隊裡，他因膂力過人而知名，可用雙手托起一個―百六十多磅重的男人。托爾斯泰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因作戰英勇而被授以獎章，提升為陸軍中尉。但他的賭癮再次發作，一點一點賣掉家產，甚至將雅斯納雅•波良納氣派堂皇的祖宅換了5000盧布。此後他和家人一直住在兩側廂房。托爾斯泰伯爵的生活直到結婚後，才發生了真正的改變。

琴瑟和鳴，史詩誕生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寫列文向凱蒂求婚時，用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曾以單詞的首字母拼成一長列，“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年輕的索菲婭竟然猜出了完整的這句話。種種驚人的默契，讓他感到“我們將永遠在一起”。

托爾斯泰結婚時34歲，索菲婭18歲，她是一位宮廷御醫的女兒，從小在靠近克里姆林宮的公寓里長大。托爾斯泰意識到自己的新娘還只是個剛成年的孩子。兒子謝爾蓋後來說，父親娶母親時雖愛她至深，但也希望能夠引領她改造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索菲婭一開始也樂於服從他的安排，在信中，她甚至自稱是他的“大女兒”，說自己從沒忘記他“父親般的教誨”。

托爾斯泰夫婦終身交換日記閱讀，以示彼此毫無隱瞞。涉世未深的索菲婭最初讀到丈夫曾經“放蕩地私通”的段落時，備感震驚苦惱。她在1862年12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凡是描寫愛情、描寫女人的地方，都使我感到厭惡和痛苦，我真想把它們全部燒燬，但願從此再也不要使我想起他的過去。”而她也只有在寫給妹妹塔妮婭的信中，才會無保留地直抒胸臆，抱怨傾訴。

總的說來，婚後的頭6年，是托爾斯泰夫婦琴瑟和鳴的大好時光。托爾斯泰激動地寫信給親友，訴說自己的幸運：“和索菲婭在一起感受到的那種幸福，一萬對夫妻中只有—對才能享有。”他拾起從軍時期開始的創作，爆發出驚人的創作能量，全情沉浸在《戰爭與和平》的寫作中。“我以前從未覺得自己的心智，甚至所有的道德力量，會像現在這般完全勝任工作。我現在是一個充滿靈魂力量的作家，寫作和思考時所處的狀態完全不同於以往。我是一個快樂而安寧的丈夫和父親，無需對任何人隱瞞什麼，心裡別無他念，惟願一切將永遠這樣持續下去⋯⋯”

索菲婭很快成為一名能幹的主婦，照料人口越來越多的大家庭，打點莊園事無鉅細，許多人回憶中的她，永遠忙碌得停不下來。索菲婭精力充沛，還經常長時間地熬夜，謄寫丈夫的手稿，潦草的字跡往往只有她才能辨認清楚。《戰爭與和平》龐大的手稿她前後謄寫了6遍，但樂此不疲，覺得自己因此融入了丈夫偉大的創作之中。“漸漸地，只要原作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我自己就能感覺到;比如，某個詞出現頻率太高，故事週期太長，標點符號錯誤，語言晦澀難懂等等。我常常向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指出所有這些問題。有時他欣然接受我的意見;有時他會向我解釋為什麼應該保持原樣;他會說細節無所謂，只有整體結構才重要。”《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最心愛的一個角色娜塔莎，很多特徵細節都來自索菲婭。

索菲婭也頗有藝術天賦。這次展覽中有一幅托爾斯泰45歲時的畫像，就是索菲婭臨摹自畫家克拉姆斯柯的名作，這也是作家人生中第一幅肖像畫。她熱愛音樂尤其是歌劇，和托爾斯泰一樣都很愛彈鋼琴，雅斯納雅•波良納總是樂音繚繞。他們的子女中，兩個兒子謝爾蓋和米沙後來都成了音樂家。家裡還設有一隻專門的郵箱，家裡的每個人都可以寫故事、新聞、詩歌或是逸事，不署名字投進去，星期天晚上全家圍坐在茶炊邊取出閱讀，其樂融融。

世界觀激變

托爾斯泰的一生中，文學創作其實只佔據了生命的一部分，他更多的興趣都投入到自我精神、社會改良的探索上。婚前他有感於農民子弟教育極度缺乏，水平低下，曾自己貼錢開辦過學校，一生僅有兩次出國，都是為了赴歐洲考察教育學習取經。因聘用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激進學生來當老師，警察局還建立了一份他的祕密檔案。寫完《戰爭與和平》後，托爾斯泰經歷了一場著名的精神危機——“阿爾扎馬斯的恐怖”：夢見自己給農民絞死了。他在自省中寫了《瘋人日記》重新審視俄羅斯大地上遍佈的苦難。他首先是著手恢復中斷的教育事業。

出於對自己孩子教育的思考，他投入大量精力編寫了俄語的《初級課本》，甚至親自動手寫故事。他寫給友人的信中說倘若整整兩代俄羅斯兒童，從皇子皇孫到農家子弟，全都通過他編寫的這套教材識字讀書，進而受到藝術的薰陶，他此生死而無憾。因為售價偏高，他又將其刪改為《新初級課本》，僅售14戈比，大受歡迎，在托爾斯泰生前就出版了28次。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沒有哪本教材能夠像《新初級課本》這樣普及。

索菲婭不懂丈夫為什麼要置成功小說家的事業於不顧，雖然她曾擔任過他開辦學校的老師，但她特別討厭他跟農民打交道，這個本質上的城市姑娘，無法理解從小生活在農莊的托爾斯泰對農民的感情，這一點令托爾斯泰深感失望。而對婦女在婚姻中的作用，兩人也開始各持己見。

索菲婭一生16次懷孕，生下13個兒女，其中5個都早夭了。托爾斯泰秉持他的平民主義思想，斷然拒絕妻子僱傭奶媽的請求，儘管她第一次生產後得了乳腺炎，根本無法給嬰兒哺乳。1871年，生下第五個孩子瑪麗亞時，索菲婭經歷了特別嚴重的產褥熱，差點因此喪命，她為此有些恐懼，想方設法採用避孕措施，唯恐懷孕。但托爾斯泰認為婦女的天職就是生育孩子，將他們撫養成人，他對妻子的想法驚駭不已，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借陶麗之口說出：避孕是不道德的行為。

夫妻倆就“婦女問題”的爭辯，讓他費了不少腦筋，成為擱筆3年後重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動因。托爾斯泰借小說探討婚姻與家庭，卻不止於此，而是全面反映出了廢除農奴制後，俄國歷史上動盪不安的社會全貌。列寧正是讀了這本書，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評語：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

《安娜•卡列尼娜》最後幾章列文對生命意義的苦苦追問，正是作者本人的困惑心聲。托爾斯泰在19世紀70年代末世界觀發生了激變，他先是在宗教中尋找答案，繼而從極度的虔誠走向極端的虛無，遍覽東正教的神學理論，並對它們發起批判，最後在51歲時宣佈放棄東正教的信仰。此後十幾年中，從《懺悔錄》開始，他大量寫作福音書籍，用自己的話闡釋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義。

他也批判君主制，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與專制組織，主張非暴力形式的不服從、不合作，比如拒絕服兵役和納稅。對於個人，主張道德的自我完善，“愛一切人”，廢除私產，自食其力。他公開批判政府、教會的書屢屢被禁，往往是先在國外出版，後以地下形式流回俄國，暢銷一時。在1891年梁贊省爆發的大饑荒中，托爾斯泰首當其衝，帶領全家參與組織賑災，呼籲全國民眾及時相助，種種措施讓不作為的政府顏面盡失。

因直面俄羅斯嚴重的貧富差距，農民的困苦，他自感罪惡羞恥，在《我信仰什麼》中寫道：“過去對我來說美好而高貴的每一件事——抱負、名望、教育、財富、複雜而考究的生活方式、食物、衣服和禮儀舉止——都已成為不好而骯髒的。”托爾斯泰開始儘可能簡化個人生活：吃素，戒菸，放棄了最愛的打獵，穿著那身人們最熟悉的農民粗布罩衫，農活樣樣精通。畫家列賓畫過一幅《托爾斯泰在耕地》的油畫，他親睹托爾斯泰在農田裡，“整整六小時，不停地用犁翻耕黑土”。他自己試了下扶犁耕地，“連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難行！”唯一的例外是還騎馬，托爾斯泰本來打算放棄這項“自我放縱”的愛好，後來覺得自己的馬兒已經老了，才照騎不誤。

索菲婭抱怨托爾斯泰一生中都以工作為重，投身運動，疏於對子女的照顧。尤其幾個年幼的孩子，見到家庭教師的時間遠遠多過見到父親。托爾斯泰的幾個兒子也不贊同他們的父親，時時與他唱反調，倒是幾個女兒對他很忠誠。托爾斯泰也有過私心，大女兒瑪莎一直深得寵愛，是他的得力助手，他曾不止一次阻撓過瑪莎按照自己的心願嫁作人婦。

家庭戰爭

到19世紀90年代，托爾斯泰已成為俄國最知名的精神領袖式的人物，有人甚至說，如今存在著“兩個沙皇”。1901年，他被教會公開革除了教籍。這是相當嚴重的處罰，有專家說，東正教歷史上被掃地出門的不過三四人。還有好幾次，官員主張將他流放，或者抓進監獄，都因忌憚他的國際性聲譽而不了了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說過一句名言：“托爾斯泰想讓我將他流放到索洛維茨基，可是我卻不願他引起公眾的注意。”

有同行為他惋惜，幾分幾合的老朋友屠格涅夫，臨終前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懇切的信：“我想向你提出最後的、真誠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活動上來吧！這種天賦和其他萬物一樣，乃上天所賜。哦，如果我的請求對你能有效果，我會多麼快樂啊！”

和他一樣失望的，還有索菲婭。1885年，她接管了丈夫早期小說的出版事宜，曾專門請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孀，如何經營出版業。後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個相當出色的商人。為8個孩子的將來打算，以及大家庭的流水般的開支，索菲婭時常感到賺錢的緊迫性。1890年，她還曾面見亞歷山大三世，成功說服他取消了對托爾斯泰的小說《克萊採奏鳴曲》的禁令。當然，事後夫妻倆鬧得很僵，托爾斯泰對此表示不齒，他不願靠寫作牟利。

他晚年創作的重要長篇小說《復活》，也是一個關於心靈懺悔與救贖的故事，所得的高昂版稅全部捐給了杜霍博爾派教徒，他們因不同於東正教的宗教主張而被當做異教徒。這筆錢加上其他托爾斯泰主義信徒的募捐，最後資助了7500餘名杜霍博爾派教徒集體乘船遷居加拿大，逃離了教會的迫害。

托爾斯泰晚年家裡常聚集著一堆各地來的追隨者，拿著小本子記錄他所說的每一句話。索菲婭認為其中一些人是“嚶嚶叫的馬屁之徒”，其中她最痛恨的人便是切爾特科夫。他比托爾斯泰小26歲，來自極為顯赫的貴族家庭，年輕時放棄大好前程，投身為農民謀福利的慈善事業。1883年他和托爾斯泰第一次會面，兩人志趣相投，一見如故，從這時起直到托爾斯泰去世，切爾特科夫都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和夥伴，他的照片獨自一大張，按照原有陳設，迄今仍懸掛在托爾斯泰書桌的正前方。

切爾特科夫也是托爾斯泰信仰運動最有力的幕後推手，一生心血傾注其中。他後來支援托爾斯泰在遺囑中把自己的所有版權“捐給人民”，這樣可以讓其思想傳播得更遠。他由此被索菲婭視為頭號敵人。2010年托爾斯泰逝世一百週年之際，德俄合拍了一部講述托爾斯泰生命最後時光的電影《最後一站》，再現了索菲婭與切爾特科夫間的拉鋸爭奪戰，以及托爾斯泰夫婦無休止的爭吵。夾在兩難中的托爾斯泰矛盾而痛苦，修改遺囑捐出版權後不久，他離家出走。第二天，索菲婭跳進池塘企圖自殺，後被人救起。而托爾斯泰走前留下的信中，開頭便是：“不要以為我出走是不愛你，我愛你⋯⋯”

1910年11月20日，出走二十多天後，托爾斯泰因肺炎死在了阿斯塔波沃火車站。切爾特科夫立刻寫了一本小冊子《托爾斯泰的出走》，索菲婭被斥為凶手，一時遭千夫所指。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曾是托爾斯泰的好友，為他的多部作品畫過插圖，這次展覽中就有他為《復活》創作的作品。索菲婭給他發電報求助，當時還是孩子的帕斯捷爾納克後來回憶，車站的小房間裡，“她像一座黑山一樣，朝我們撲過來：‘你要給我作證啊！不是我害死了他！’”最後高爾基站出來為她辯護：“那個女人跟一個富於獨創性而又煩躁不安到極點的大藝術家在一塊生活了五十年的漫長歲月⋯⋯而眼下，人們只有在誹謗她的時候才記起她來。”

有一件事曾讓托爾斯泰終生難忘。5歲那年，他的大哥尼古拉向弟弟們宣稱，人類幸福的祕訣寫在一根小綠棍子上，“綠棍子”就藏在臨近莊園的森林裡。這個祕訣一旦公開，就不會再有誰死去，再沒有戰爭和疾病，人們將成為“螞蟻兄弟”。托爾斯泰家的孩子們經常扮演“螞蟻兄弟”，躲藏在蓋著頭巾的椅子下方。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時，老人的思緒似乎又飄回了童年，他提起這件事，寫道：“所有一切非常非常的好，我感激上帝可以做這個遊戲。我們把這叫做遊戲，然而世上所有一切皆是遊戲，除了這個。”按照他的遺願，他被安葬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樹林裡，埋藏著“綠棍子”的地方。

托爾斯泰在俄羅斯社會生活中激起的餘波，至今迴響不絕。如何評價這樣一個廣博而複雜的人物和他的思想，一直爭議不斷，讚美與批評共存。無論是聖人抑或凡夫，這個結論也許並不突兀：究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在尋找“綠棍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