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案始末 土匪綁架外國政要只想被招安

本文摘自：《北京日報》2013年04月23日第17版，作者：佚名，原題為：《“民國第一案”》。

山東水泊梁山婦孺皆知，上世紀20年代，也是在山東，一支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的草莽武裝轟動了世界。他們在當時中國最重要的交通動脈津浦線上，製造了號稱“民國第一案”的臨城火車大劫案。

這夥土匪打劫了一輛“國際列車”，綁架了三十餘名外國乘客和三十名中國乘客，一時間舉世震驚。

破壞鐵路、劫掠火車，看上去有些許美國西部片的戲劇特徵，但這夥民國時期的綠林草莽身上的中國本土色彩更為濃重——像《水滸傳》中的宋江一樣，他們幹出驚天大案的目的卻是想被“招安”。

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土匪做成了氣候，便成為張作霖、張宗昌那樣的一方諸侯。一夥以“招安”為目的的劫匪，一場轟動世界的火車劫案，反映出的是當日中國軍閥林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政治生態。

“藍鋼皮”驟停

1923年5月5日，連線中國南北的津浦線上，一輛從江蘇浦口開出的“特別快車”正在疾馳。

這輛嶄新的列車是當時的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購置的，車上設施極為考究，車廂為全鋼質地，外塗藍漆，因此又被人稱作“藍鋼皮”。精美的設計意味著相對高昂的票價，一般只有中國的上流顯貴和外國人才有能力支付。

一等車廂的軟臥中，坐滿了高鼻深目的乘客。其中包括了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贊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此行是要參加中國關稅會議。《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亦然在列，他們是為了到山東境內採訪而來——由美國紅十字會撥款賑濟的黃河宮家行禮大會即將召開。

鮑威爾來過中國多次，對各地的風土人情比較熟悉。列車行至半途，他興致勃勃地向同行者們顯擺他的中國知識：火車現在經過江蘇、安徽、山東三省交界處，這裡是很有名的“土匪窩”，他們原先大多是軍閥手下的士兵，後來成為散兵遊勇，無以為生，便幹起了土匪的勾當……

這個有幾分賣弄的“中國通”，此時還不曾想到，自己很快就要零距離接觸到中國的綠林好漢了。

當日凌晨2時許，一陣尖銳淒厲的金屬摩擦聲響起，那是列車在緊急剎車，車速急速下降。巨大的慣性把很多人甩出了座位，行李物品和乘客們相互砸在了一起。在一片混亂之中，列車脫軌，陷入了路基下鬆軟的泥土，一動不動。

車外響起一片叫喊，還夾雜著零星的槍聲，鮑威爾把頭伸出窗外，想一探究竟。黑暗之中，他剛剛看到一群持槍的人蜂擁衝向列車，一顆子彈就從頭頂上“嗖”地飛過去，嚇得他趕緊縮回了頭。

持槍的匪徒們用槍托砸開了厚重的車窗玻璃，隨即翻窗衝入了列車，命令乘客們立刻下車。然後，他們便開始蒐羅財物和行李。一等車廂中有個叫羅斯曼的英國人，對持槍匪徒進行了莽撞的反擊。據鮑威爾回憶，“羅斯曼憤怒地拿起桌子上的茶壺砸過去”。土匪舉槍便打，羅斯曼倒地身亡。

死亡震懾了頭等車廂中的幾十名外國人，他們再也不敢有任何反抗之舉，乖乖地走出車廂。鮑威爾的旅行袋中攜帶了一支自動手槍，同車廂的法國人柏茹比手中也有一支左輪手槍，他們主動繳了械。土匪們對於這樣的合作態度顯然非常滿意，繳械者獲得了特別的優待——別的男女乘客只能穿著睡衣、赤足被趕下車，鮑威爾二人卻被允許穿好衣服鞋襪。

“藍鋼皮”上的20名乘警，在槍聲響起的時候就已經逃之夭夭。

一些土匪端著槍看守下車的乘客，其他人繼續洗劫列車，旅客的行李、郵車的郵包，車上配備的床墊和毛毯，無一倖免，一個土匪甚至將車上的電燈泡也卸下來，塞滿了口袋。

乘客們以為，這夥歹徒的目的僅僅是求財而已，未曾想到，自己才是這場突如其來的劫掠的最終目標——除了趁亂逃脫者之外，所有中外乘客都被要求排成單行，沿著一條幹枯的峽谷向山中進發。

列車被劫的事發地是距離臨城站3裡的沙溝山。負責駐防臨城車站的山東第六混成旅一團一營營長萬伯龍很快接到了報告，立刻率部追擊。6日10時左右，軍隊追上了綁匪的隊伍，雙方發生了交火。

但是軍隊的士兵很快明白，他們槍口直接對著的並非匪徒，而是被推到陣前當“人肉盾牌”的人質，那些外國乘客們還揮舞著白色的毛巾，表示“別打”。投鼠忌器的萬伯龍只能下令停火，眼睜睜看著綁匪裹挾著人質遁入深山。

被劫的人質到達了終點，綁匪的大本營——山東棗莊抱犢崮。他們被劫的訊息迅速傳開，震驚世界。人質共有外國人39人，被稱為“洋票”，中國人30人，被稱為“華票”。

“利在津浦”

盤踞在抱犢崮的綁匪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其頭領名叫孫美瑤，官銜是“山東建國自治軍第五路軍總司令”。

如今的抱犢崮是一個森林公園，風景如畫，遊人如織。若不是山腳下那塊描述劫車往事的石碑提醒，沒有人會想到當年就在這裡曾發生一起轟動世界的大劫案。

孫美瑤當年只有25歲，和市井小說中描繪的滿臉橫肉、神色凶惡的江洋大盜不同，他面目白淨，頗有幾分書生相。

前山東省棗莊市文史委員會副主任趙文林介紹，孫美瑤共有兄弟五人，他是老五。孫家原本是個殷實之家。但孫美瑤年輕氣盛，結交甚廣，朋友中不乏綠林中人。當地官府認定孫家“通匪”，以此反覆敲詐索賄。一來二去，惹惱了孫氏兄弟，孫美瑤和大哥孫美珠索性真的到抱犢崮落草為寇了。

憑藉相對雄厚的財力，孫氏兄弟的隊伍很快壯大。

1922年，孫美珠在行劫傅家莊時死於山東第六混成旅的槍彈之下，孫美瑤成為了新的首領。

為報殺兄之仇，孫美瑤對傅家莊採取了報復行動，綁架了傅家莊的大財主趙榮廷。豈料這一下捅了馬蜂窩，趙家財大勢大，直接找到了山東督軍田中玉求援。田中玉馬上派兵圍住抱犢崮，並下了死命令“拿不下來，軍法從事。”

孫美瑤

孫美瑤的大本營危在旦夕。不過，趙文林告訴記者，其實田中玉的軍隊並沒有圍住孫美瑤的主力，只是堵住了通往抱犢崮的大路。孫美瑤的主力早逃到了包圍圈之外的山上。但是土匪隊伍還是傾向於在自己比較熟悉的地區活動，抱犢崮的地形又十分有利，孫美瑤等人不甘心放棄自己的老巢，他率部襲擊了官軍的一個司令部，想要引圍困抱犢崮的軍隊前去救援，但是力量對比懸殊，毫無所獲。

無計可施之下，孫美瑤派部下朱陶去上海請張聘卿出謀劃策。張聘卿是上海青幫輩分很高的人物，在黑道中很有地位。因為同屬嶧縣老鄉，他和孫氏兄弟之前便認識，孫氏兄弟常通過他購買軍火。

朱陶很快帶回了張聘卿的回話——“窮幹變幻，利在津浦”。

“窮幹變幻”是句卦辭。據說張聘卿為孫美瑤卜了一卦，“利在津浦”才是張聘卿真正的主意，他讓孫美瑤“劫車擄票，迫官軍撤圍，就撫受編，仿尺蠖之曲”。

孫美瑤對這個“圍魏救趙”的策略如獲至寶，馬上依計而行。

5月5日晚，孫美瑤率領800人的主力隊伍，埋伏在了沙溝山鐵路沿線的麥壟之中，靜靜等待著“藍鋼皮”的到來。在此之前，他已經派出30人喬裝打扮在蚌埠站上車，作為內應。津浦線的一段鐵路也已經被拆壞了鐵軌。

“藍鋼皮”列車行至此處，脫軌而出。孫美瑤率眾一擁而上，“大功告成”。

策劃臨城大劫案的張聘卿早年參加過同盟會，有研究者據此為臨城火車大劫案披上了一絲革命色彩。甚至有研究者認為，“山東建國自治軍”的名號是孫中山通過張聘卿委派的。這種說法沒有任何史料佐證。

縱觀孫美瑤的所作所為，實在與革命聯絡不到一塊。記者查閱到的資料顯示，所謂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成立於1918年，是孫美珠和附近的郭琪才、周天倫等另外4股土匪的頭領盟誓組成，孫美珠當上了總司令。在“安民告示”中，“山東建國自治軍”稱自己的綱領為“打出一個清平世界”，但這夥人不是什麼劫富濟貧的好漢，幹得最多的是打家劫舍、綁票勒索，一旦贖金沒有及時送來，人質便會被砍指、割耳，甚至棄屍荒野。

不過，手握上千人武裝的孫美瑤，似乎與當時中國多方勢力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糾葛，這也給臨城火車大劫案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間。

臨城劫車案發生時任圍剿官軍營長的萬伯龍後來回憶，臨城劫車案發生兩個月前，他所在團抓住了一個叫聶成章的嫌疑犯。聶成章招認孫美瑤已被段祺瑞招撫了，自己是受差遣去給孫美瑤送錢。段祺瑞是皖系，剛剛在直皖戰爭中失敗，暫居天津，仍是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與孫美瑤直接對敵的田中玉，恰恰屬於直系。聯想到直皖兩派的矛盾，這種猜測似乎也非信口開河。

這場劫案同樣給國民黨提供了抨擊北京政府、直係軍閥的一個契機。1923年5月10日，屬於國民黨喉舌的上海《民國日報》發表社論稱：“‘北庭所屬的兵就是匪，北庭和甚麼巡閱使督軍等就是匪首，’這種覺察，從今以後，在各友邦的腦府中，越發鮮明，並且已經直撥出來了。”5月15日，遠在廣州的孫中山在與記者談論臨城劫車案時，稱臨城劫車案的禍魁是吳佩孚。

不管孫美瑤背後是不是真的還有更大的幕後主使，臨城大劫案把當時中國政局攪得一陣波瀾。

第一輪談判

臨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壓力，集中在了名義上主政中國的北洋政府頭上，而總統黎元洪和總理張紹曾之間，正上演著激烈的府院之爭。相對於國內反對勢力的攻擊，更讓他們撓頭的是來自外國公使團的強烈抗議。

臨城劫車案的訊息傳到北京後，駐北京外國公使團在一個月中連續召開了十多次聯席會議，向北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限期營救人質、對死亡外國人從優撫卹等。5月7日和8日兩天，駐紮在上海的多國軍艦紛紛起航前往南京，聲稱“必要時即行登陸”。

公使團除了提出嚴重抗議外，5月9日更對北洋政府發出措辭嚴厲的通牒，“所有現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貴國政府當負其責。並決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時為限，須將被擄各人全數救出，如逾時限，每二十四小時，當要求按時增加之鉅額賠償”。

北洋政府慌了神，國務總理張紹曾召集了一次緊急國務會議討論此事，但這次會議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建議，張紹曾在會後給田中玉發了份態度模糊的電報：“匪勢浩大，非跟蹤追繳不能追還被擄之人，而操之過急，又恐於旅客生命發生危險。此事關係外交至為重大，現公使團已當面提出嚴重抗議，究應如何辦理，方為妥善之處，希公同籌劃，俾策萬全。”

這份“你自己想辦法”的電報自然不能給田中玉提供什麼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態度明確，田中玉也未必會執行——真正能給他下命令的是曹錕。曹錕是直係軍閥首領，當時身在保定，正覬覦著大總統的位子。曹錕也“急欲於舉行大總統選舉之前，將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對外之體面”，所以也給田中玉發了份電報：“準外交部齊電各節，藎籌周密，務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擄旅客，再行進剿。”

“洋票”們如願成為孫美瑤手中的籌碼。

動武不成，只能依賴談判這種“和平手段”了，從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紳，不乏想借這場大案建功之人。於是，棗莊迎來了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省長熊炳琦、山東督軍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長楊以德，可謂“冠蓋雲集”。北京的高官，山東本省和臨近省份的官員、鄉紳，還有各地的新聞記者，鹹集於此，旅店、茶樓、飯店，終日客滿，甚至連附近地區的小商販都趕來此地，大撈了一筆。

也許是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5月9日，孫美瑤釋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們向官方傳遞了孫的三個談判條件：圍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孫美瑤所有成員要被編為正規軍旅部，孫美瑤任旅長;要為孫美瑤部補充槍支彈藥。

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孫美瑤開始了第一次正式談判，官方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親自出馬，孫美瑤沒有出現，他派出了部下週天鬆作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補充槍支彈藥”一條還待商榷外，其餘兩條都可以接受。匪方答應，將分三批釋放人質。

事件的解決已露曙光，在隨後召開的記者會上，吳毓麟忽然自告奮勇，願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接著熊炳琦也表示願“附驥尾”，偕同上山。訊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發電嘉獎吳、熊的忠勇。在張紹曾等人的連連“勸阻”下，二人也便“就此作罷”，“滿載盛譽”回返北京了。

第一次談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滿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對抱犢崮的圍困。但是剛剛解困，孫美瑤卻忽然變了卦，不僅在官軍撤退時開槍射擊，還撕碎了田中玉給他的委任狀，聲稱“正式條件”尚未得到滿足，不能放人。

孫美瑤的毀約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當時的《申報》這樣分析：“匪之總首領(指孫桂芝，孫美瑤的叔叔，因在山上輩分最高而被任命為總賬房)極願議和不致另生枝節，詎料其餘四山之匪，如孫美瑤等，皆意氣橫暴，以釀成如此答案，何得憑少數保證而遽釋重虜？當時衝突，幾至同室操戈。”顯然，這是認為孫美瑤的胃口還沒有滿足。

此後孫美瑤的表現印證了這個分析，他把價碼一抬再抬。

5月17日，孫美瑤堅持要求：官軍退兵濟南，將抱犢崮連同周邊魯南蘇北土匪改編為三個師，官軍先將槍支彈藥發放，土匪再釋放人票。

19日，孫美瑤又添了一條：撤換田中玉，由多次收編過土匪的張敬堯接替山東督軍。

這還不算，孫美瑤因為手中握有“洋票”而變得有恃無恐。20日深夜，他發動了一場對官軍的突襲。因為措手不及，官軍損失慘重。

天亮之後，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圍困抱犢崮，第一輪談判宣告破裂。

奇貨可居

雖然人質的生命安全是迫使官匪雙方坐到談判桌上來的首要前提，但是“洋票”們被劫後，似乎都沒感覺到太大的人身威脅。對於這些“籌碼”，孫美瑤還是頗為禮遇的。

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鮑威爾被日軍俘虜，他在集中營中巧遇一位曾經的英國“抱犢崮難友”，談到那次被綁票經歷，兩個人還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喜歡中國土匪，不喜歡日本流氓！”

雖然土匪們劫車時把人質的財物洗劫一空，表現了極大的貪婪，但是當人質和土匪的隊伍行至半途、坐下休息時，還穿著單衣的人質們從土匪搶來的行李物品中尋找所需的衣服鞋帽和日用品，土匪卻無一加以阻攔。後來，水和食物都斷絕了，土匪們還專門找來新鮮雞蛋，發給外國人質一人一個。爬山的時候，義大利律師穆索失足跌下了山腳，脊椎骨受了傷，土匪們把他安置在了專門製作的擔架上，輪流抬送。

而為了躲避官軍，5月5日到15日的十天中，土匪總是帶著人質在夜間轉移，長途跋涉讓這些素來在城市中養尊處優的外國人苦不堪言，在經過的田地裡，總是可以看到吃草的驢子。鮑威爾靈機一動，對同伴們說：“不能再這樣走下去，除非給咱們騎驢子”。土匪知道他是“罷走”的主使者，拔出手槍嚇唬他，但是鮑威爾毫不驚慌，拉開自己的襯衫，叫土匪開槍。他知道“人質就是他們的搖錢樹，死貨色是賣不出價的。”土匪果然收起了槍。後來，他們每人都如願分得了驢子和小馬來代步。

除了出於談判的需要，這批外國人質的現實好處也足以讓土匪們報以青眼。一天，一隊苦力挑著幾十個大箱子來到了人質們臨時停留的寺廟門口，每個大箱子都貼著紅十字標記，裡面裝滿了食物，有面包、罐頭、蔬菜和水果，甚至還有加利福尼亞的葡萄乾。原來，美國紅十字會和土匪們達成一項協議：外界可以通過土匪防區送食物給人質，但必須同時也給土匪提供補給。除了來自人質原籍國公益機構的饋贈，駐防天津的美國第十五步兵團還送來了摺疊式的帳篷和蚊帳，免除了人質和土匪的風餐露宿之苦。

不僅溫飽無憂，山上的“洋票”還能與外界通訊，紅十字會的代表克勞和助手麥堪當上了“郵差”。當然，這兩個人也不是免費服務，他們自己發行了一種“土匪郵票”，出售給“洋票”們做郵資。

“土匪郵票”有5分和10分兩種面值，票樣出自克勞和麥堪的設計，然後由棗莊附近的刻字店刻板印刷。從留存到現在的“土匪郵票”可以看出，其製作者的雕刻技法相當粗陋，甚至5分郵票的面值數字還被刻成了“50”，全都成了“錯票”。

“洋票”的信件大多寄往上海，這種非官方發行的“土匪郵票”立刻在上海傳開了。臨城劫車案正是世界矚目的焦點，這種來自土匪老巢的郵票被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價格飆升。隨信件郵來的“土匪郵票”畢竟數量極少，不少人直接把目光轉向了“郵票”的生產地。他們寫信給克勞和麥堪，高價購買。

克勞和麥堪當初印製“土匪郵票”，其實只是想賺點小錢，沒想到求購信紛至沓來，兩人興奮得趕緊加印郵票，發了一筆橫財。後來，“土匪郵票”還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被稱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開辦的郵政發行的郵票”。

追來的“肉票”

沒有本國人遭到綁架的日本，對臨城大劫案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甚至千方百計地想安排一個日本“洋票”進來。

5月10日傍晚，在抱犢崮山區鳳凰嶺一帶負責警戒的嶧縣自衛團成員，忽然發現一個人騎著毛驢，從遠處徐徐走來。這是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自臨城劫案發生後，一是為了避免官軍將自己錯認為土匪，二是為了躲避小股匪徒可能的侵擾，附近的居民出行，一般都繞開這個區域。而來人接下來的反應加劇了官軍的懷疑——看到前面有官方的守衛者，此人掉頭就走。

駐守的軍官命令把這個人帶來訊問，發現此人雖操山東口音，但說得卻頗為不流暢，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說票的”(綁匪和人質家屬之間的中介人)。但是田中玉派人圍困抱犢崮後，為了避免民匪勾結，早就下令禁止“說票”，一旦違反，以“通匪”論處，按照正常心理，應該沒有人在官軍面前主動“撞槍口”。審訊的官員連唬帶詐：“說票是要殺頭的！”此人陣腳大亂，忽然冒出了一句：“我是日本人，你不能殺我！”

正在棗莊行轅的田中玉得知此事，感到莫名其妙。於是，田中玉拿出了一瓶好酒，派自己一位在日本士官學校留過學的副官前去套話。酒過三巡，那位日本人說漏了嘴：“孫美瑤不好，綁了西洋人，沒綁日本人，我去做人質，當日本肉票！”

臨城火車站

這種主動“求被綁”的行為疑點重重，為了穩妥起見，田中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這個日本人祕密處決了。沒想到第二天，在同樣的地點、同樣的時間又出現了一位來客，結果也以同樣的方式“蒸發”了。

5月18日，美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像往常一樣登記送往山中的物品，查到有“仁丹一包”，說是要交給一個名為“井藤”的日本人票，自然查無此人。不僅如此，還經常有身份不明的日本人來到抱犢崮附近逡巡，其中一人打出了一通高達一百零五元的電話，顯然為長途通話。而山東當地的報紙上，也出現了日本人挑著櫻桃擔子佯裝叫賣卻在附近測繪地圖的訊息。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竭力想要擠入臨城劫案的“受害者團隊”，謀求未來的發言權。而後來，他們也確實做到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因為臨城劫案的談判沒有明顯進展，一支“國際武官團”前往棗莊一帶“調查”軍情。團裡出現了特殊的東方面孔：武官團共有正式團員5人，美、法、英、日、意各一人;隨員9人，美4人，法、日各2人，英1人。人數最多的是美國，法國和日本並列第二位。

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綁，參與“調查”情理之中，日本並無人員被綁，參加進來的目的，頗值得外人琢磨。

親歷者鮑威爾所聽到的街談巷議，似乎也提出了些可疑之處：“本來還有一些日本乘客坐火車去北京，可不知為何，火車到達徐州站時，他們便半途下車，趁著夜色神祕離去。”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臺面上表達了對劫案異樣的“關心”。官方發言人專門發表談話，幸災樂禍地“請列強回顧一下，在華盛頓會議上，各國強迫日本人從山東撤出的不適宜態度。”還前瞻性地表示，“如果日本軍隊仍舊留在山東維持秩序，土匪劫車事件也許根本不會發生。”

在東京方面大造“中國政府無能，無力保護鐵路”輿論的同時，日本在華的半官方報紙《華北正報》擺出了一副“公正”的面孔：“日本社論詆各國對臨城事件之態度為一種反動，日本願助中國限制各國之非分要求。”

基於日本在臨城大劫案中種種異常表現，《山東法報》當時做出了這樣的猜測：“盤踞青島多年，素以勾結土匪販賣煙土嗎啡械彈擾亂地方為業務之某國浪人，協助做此劫車之舉，更由此浪人做探，偵查旅客之人物。認為可劫，始行動手。蓋土匪重在財物，而主動者則為政治作用;一為擾亂秩序，二為挑起國際問題，尤以間隔中美感情為主旨，故此次旅客之西人中以美國人為最多，而獨無某國人。”

陳調元進山

自5月20日談判破裂之後，抱犢崮就與山下斷絕了聯絡。

一天，抱犢崮的上空忽然響起了巨大的轟鳴聲，一架飛機掠著山頂呼嘯而過。常年在深山中的土匪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龐然大物，嚇得四處奔逃。但飛機並沒有投下炮彈等殺傷性武器，只是投下了幾千張傳單。

飛機是北洋政府派來的，5月22日，田中玉在北京的內閣會議上報告了和孫美瑤部的接洽經過，指出官方在談判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匪情狡詐，我愈遷就，彼愈居奇”，提出要以威懾對抗強硬，來獲得談判桌上的主動。北洋政府遂派出三架飛機以作支援。

回到棗莊後，田中玉調兵遣將，集結大軍。本來想要獅子大張口的孫美瑤等人著了慌。他們也清楚，一旦官軍真動手，剿滅他們並不是什麼難事。

25日，被綁架了十多天的外國人質也開始心神不寧。已經和土匪們混熟的鮑威爾毛遂自薦，主動要求下山當信使。如此提議可謂正中土匪們下懷，此時和山下的談判斷絕，他們正想找一位“使者”來和官軍們恢復接觸。次日清晨，在土匪們的“鼓掌和歡呼聲”中，鮑威爾和兩位土匪代表騎著騾子下了山。送完信後，鮑威爾又非常誠信地按約在當天就返回了抱犢崮。

這次孫美瑤的條件有所收斂：官軍撤回駐地;自交涉之日起，接濟糧食和款項;按四個混成旅編制，歸中央軍隊直接統轄;補充槍支大炮，駐地不得出魯;預發餉項和欠款;外國人簽字和中國紳商擔保。

官方的迴應是，除了撤軍一條，其餘皆可商量。孫美瑤認為得不到安全保障，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這時候，官軍一方也出現了一位毛遂自薦者，江蘇徐海鎮守使陳調元向田中玉表示，自己願作官方人質進山，謀求土匪們的信任，以便履約。

陳調元也當真了得，6月2日上山談判，當天就帶回了4名“洋票”和4名“華票”。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趙延慶說，陳調元是江蘇官員，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山東境內，原不關他的事，後來因為事情久延不決，曹錕要江蘇軍務督辦齊燮元派人幫忙，齊才派了這員大將去。陳調元其實早就到了棗莊，這時候主動介入應該是看到了談判成功的機會。不過，與空口說白話的吳毓麟不同，陳調元敢說就敢做，真的進山談判去了。

而陳調元也確實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趙延慶分析，首先對一直敵對的田中玉和孫美瑤來說，陳調元算是個“第三方”，正好居中調停;更關鍵的是，陳調元行伍出身，又與幫會中人素有交往，可以說對軍、匪兩邊都相當熟悉。而且，他在江蘇徐海鎮守使任上的主要政績，就是肅清了蘇北一帶的大部分土匪，對土匪是剿是撫、該軟該硬，手法純熟。

據說，上海著名的黑道大亨黃金榮以上海商會代表的身份，和陳調元一起上山談判，這次談判也是這位黑道大佬的一次傳奇經歷。但這種說法只見諸事後的演義文章，當時參與談判的上海商會會長方椒伯等親歷者的回憶中，沒有提到過黃金榮的任何資訊。

為了自身安全，陳調元也提前做了佈置。他是帶著自己的兩個旅來到山東境內的，上山前，這兩個旅都被佈防在了抱犢崮山下，以防不測。

陳調元上得山來，和土匪們以一口的江湖腔對話，對於孫美瑤，更是一口一個“大當家的”。再加上他生得一副憨厚粗豪的模樣，孫美瑤等人對他心生好感，認為陳鎮守使和那些橫眉立目的本地官員大不相同，可以親近。

孫美瑤被圍困多日，估計也是寢食難安，雙眼熬得通紅。陳調元見狀，立刻把自己戴著的墨晶眼鏡摘下來送給了孫美瑤，並殷切囑咐“老弟一寨之主，關係重大，應格外保重。”

雖然已經稱兄道弟，談判仍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此時官匪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收編人數上，為了達成對己方有利的條件，陳調元與孫美瑤鬥智鬥勇。

在臨城大劫案中，有30名中國人被綁做“華票”。也許是綁架中國人在孫美瑤眼裡並不算什麼事，他在談判中也沒把這些“華票”當做籌碼。倒是陳調元主動要求為“華票”付贖金，孫美瑤對此自然樂於笑納，卻不料被陳調元的政治手腕結結實實擺了一道。

在孫美瑤設宴款待上山眾人時，陳調元當眾做了這樣一番宣告：“山上未釋諸華票，孫當家並不要錢來贖，但我認為眾兄弟都很窮困，想在座諸位能設法幫助若干，則可圓滿解決。”此時他的目光對準了一同上山的上海商會祕書孫籌成，孫籌成不明就裡，未做任何表示，孫美瑤等人卻按照陳調元的“引導”，認為這個“有錢人的組織”會拿出重金。錢財動人心，當官方最終把收編人數定為3000人，但是其中300人由孫方自籌軍餉時，孫美瑤也未再多做什麼堅持。

12日，官匪雙方舉行簽字儀式，孫美瑤部眾接受招安，編入山東新編旅。簽字第二天，所有“洋票”下山。而“華票”的贖金，則完全是孫美瑤的一廂情願了。陳調元說的其實不過是個倡議，上海總商會從來就沒有這個想法，自然不肯付款。而孫美瑤此時已經軍裝上身，沒法像土匪那樣“撕票”了，除了大罵陳調元狡猾，也無計可施，只能無條件開釋臨城劫案的中國人質和之前山上的“舊票”。

成功解決臨城大劫案讓陳調元名聲大振，一時中外聞名，被人稱為“治匪能手”、“黃天霸式的英雄”。8月30日北洋政府委派陳調元為皖、蘇、魯、豫四省剿匪總司令，陳成為江蘇軍隊中的實力派。

臨城決議

“洋票”們回了家，但事情還沒完，8月10日，十六國外交使團給中國外交部送來這樣一份“臨城決議”，要求按日計算，賠償死難和被綁架外國人的個人損失;因“土匪之猖獗，不獨山東一隅”，為了保證外國人在中國國有鐵路上的人身安全，要“改組特別中國警察，由外國武官監督之”;該案的直接負責人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兗州鎮守使必須就地免職，而且“在中國領土內，不再授予何項官職或正式任務，並不得予以何項榮譽。”

對於這般赤裸裸干涉內政的行為，山東各界起草了一份“請願書”：“我政府之處置已極妥當，何得再謬引庚子條約，妄幹處分大吏之權。且今日中國為內憂外患交迫時期，就國權言，絕對不能以督軍田中玉之進退屬個人關係稍事讓步。”

與田中玉的私交也讓曹錕輕易下不了褫奪這位老兄弟職務的決心，為了協助他賄選總統，田中玉還慷慨地貢獻了40萬元呢。於是曹錕僅把兗州鎮守使何鋒鈺調離，改任曹州鎮守使，就通告十六國外交團“本國政府業經按照本國法律分別懲治及交部議處”。

這樣的敷衍引起了各國駐華公使的不滿。10月10日，曹錕“當選”大總統，就職儀式上，外國公使一個都沒有出席。

感受到壓力的曹錕只能和田中玉達成了一項“交易”：田中玉主動請辭山東督軍一職，而曹錕則為他授銜為五位上將軍之一。

這種明降反升的小動作更使外國公使們惱怒了，16日，公使團再度通牒外交部，限48小時內撤銷田中玉“上將軍”的榮銜，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新政府的態度。”

走投無路的曹錕只能央求田中玉，“老弟委屈點，看我的面子。”事態至此，田中玉只能“自願”辭去上將軍，從此，這位歷任察哈爾、吉林、山東三省督軍的一方諸侯，輾轉大連、天津多地做起了寓公，終其一生，再也沒踏足軍政。

對田中玉的“人事安排”曹錕可以賣賣交情來解決，但是公使團的要求越來越明顯地指向了中國主權和利益，甚至又提出了“鐵路共管”的條款，曹錕的“面子”就不管用了。

列強這種插手中國路政的行為，在中國民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全國商會聯合會、山東學生聯合會、國民保路救亡會等多家機構組織，先後通電全國，提請外交部注意列強的別有用心：“如假名乘機，侵我所有，主人尚在，寧能甘心？”

在“鐵路共管”一事上熱情最高的是英國。因為當時中國鐵路里程約為一萬三千公里，外資佔了三千八百公里，其中三千四百公里都是由英國投資興建的，一旦“共管”案通過，英國就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現有優勢，攫取在中國鐵路上的最大權利。但是中國反對聲浪日益洶湧，曹錕政府為了自身實際利益，不敢輕易答應“賣鐵路”的行為，列強利益訴求不一，也發生了矛盾分化。

美國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希望中國能夠增強保護鐵路的能力，讓外國的乘客免於再受威脅。而日本此時更加不贊同“鐵路共管”，它已經獲取了中國東北地區鐵路的大部分權利，“共管”案一旦通過，英國就有可能把手伸到東北。為了獲取中國新政府的好感，日本“大度”地表示主張中國自行組織護路隊，這種態度獲得了除英國外其他列強的一致贊同。

趙延慶對記者分析，公使團在5月份提出的諸項要求，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威脅中國政府早些救出外國人質;而8月份的“決議”，更多地帶有一種試探的意味，在“肇事省份”主要官員被裁撤、中國原則上同意賠償要求後，他們的目的也便達成了大半。

而中方為了表示本國有能力保護“外人安全”，在10月底迅速成立了一個名為“鐵路警備處”的組織，將其列為國務院直管部門，並安排兩個旅的兵力聽其排程。

“藍鋼皮”這種常年為外國人乘坐的“國際列車”，在臨城案後也在車頭裝上了大型探照燈，光照數裡，以防不測。

中國在鐵路沿線增派重兵，而英國在公使團中也已孤掌難鳴，“共管”一事，不了了之。

誘殺孫美瑤

被“招安”的孫美瑤，命運和小說中的梁山好漢如出一轍。當上新編旅的旅長後，這個前土匪匪首領到的任務卻是率部剿匪。孫美瑤立功心切，格外賣力，戰果頗豐，但這並沒有為他帶來亨通的官運，反而招致殺身之禍。

趙延慶告訴記者，孫美瑤在“剿匪”過程中，仍有不少的土匪習氣。收繳到的槍支彈藥，僅把少量上交，大部分私藏起來。而且，新編旅成立後，仍有不同派系的軍閥看上了這支隊伍，頻送秋波。據說當時土匪中最“成功”的張作霖，就幾次派人接觸孫美瑤，想要把他拉攏過去。

而收編了孫美瑤部的田中玉，其實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他們。田中玉特別設了一個“執法營營長”的新職務，由原五師十七團團長吳可璋擔任，派他與孫同時駐防棗莊，以便就近監視。孫美瑤的一舉一動都沒有逃出田中玉和新任兗州鎮守使張培榮的眼睛，他們早就動了殺機。

田中玉後來棄官當起了寓公，張培榮通過一場“鴻門宴”，完成了對孫美瑤的誘殺。

在1923年12月15日的一次戰鬥中，孫美瑤繳獲了13支槍，照例沒有上交，吳可璋獲知後，兩人當面大吵起來。孫美瑤發起狠勁，大叫：“就是反了，怎麼著？”吳可璋當時忍氣吞聲，隨後迅速給張培榮發去電報，稱孫旅譁變。

張培榮接報，一方面從濟南調來一個混成旅，一方面卻自己親到棗莊，與孫美瑤晤面。之前孫美瑤為了給自己的前程打開出路，曾拜張培榮為師。張培榮在孫面前擺起了親切的長輩臉孔，說自己要在中興煤礦擺下酒席，為孫、吳兩人說和;知道孫美瑤平素喜歡鬥鵪鶉，張培榮還提議了一項娛樂活動——自己也養了幾隻，到時放在一起咬咬。

孫美瑤對於“老師”的勸說很是受用。19日，他揣著自己心愛的鵪鶉，帶著兩三隨從，到中興公司的俱樂部赴宴。

張培榮的副官殷勤上前，把隨從們迎入了小客廳，卻把孫美瑤單獨帶入了正廳。

孫美瑤的腳剛邁過正廳的門檻，一把石灰便劈頭蓋臉撒了過來，孫美瑤猝不及防，下意識地去拔口袋裡的槍，卻很快被人繳了械，四名大漢將其反扭雙手，扒下軍裝，當即拉到牆根下砍了頭。一代悍匪，就這樣身首異處。

孫美瑤的旅部，迅速被重兵包圍，除了他的本家兄弟孫美鬆帶著四名馬弁逃走外，其他人都做了甕中之鱉。

首領既已授首，對新編旅倒也未加為難。每位士兵都被髮放了3個月的餉銀，個人槍支以5元至10元不等之價“贖買”，所有人員獲得“免死證”，被押送回籍。

“鴻門宴”唱罷，轟動一時的臨城劫案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