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後為何會被奉為天書

1851年，《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譯成日文，日本人驚為天書，認真學習之，通過此書瞭解西方的長處，它被奉為加強海防的經典著作，為不久後開展的明治維新作出了貢獻。

2014的甲午年，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聯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正式宣戰於1894年8月1日，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卻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初看《甲午風雲》這齣戲的情景;像我這一代的老華校生和“建國一代”的多數人當中，這齣戲埋藏了他們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這是中國長春製片廠出品的愛國電影，當年還在念國小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學拉去看這部片子，還記得他說：“看《甲午風雲》的人看了都會鼓掌。”果然當看到大清海軍將領鄧世昌管帶的“致遠號”開炮擊中日本海軍“吉野號”時，戲院裡的觀眾都興奮地鼓起掌來。記得我並沒有跟著鼓掌，也許是當年對歷史背景不甚瞭解，“愛國”情操還未成熟，倒是飾演鄧世昌的李默然三個字卻深深銘刻在腦海裡。

今天中日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主權紛爭關係越鬧越僵，“中日必有一戰”的看法在兩國民間都有市場。

《海國圖志》書影《環球時報》專欄作者薛理泰(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在《安倍強勢作為北京得大於失》一文引述《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談到“處理一場軍事危機，頭等的辦法是鬥智，以謀略挫折對方的戰略意圖，二等的是在折衝樽俎的外交行動中制勝對方，三等的是以軍事突襲擊敗對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國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對《孫子兵法》肯定不會陌生，如果他們也同樣信奉“上兵伐謀”這個道理，那就是好事，這表示中日雙方都打不起來。

最近時常看到這樣的論調說，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經兩次打斷中國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戰爭”，為洋務運動送終。第二次是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把中國拖進八年抗戰，再一次阻斷中國的崛起。所以，“這一次絕不能再讓日本得逞！”

其實，中國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咸豐十年，又稱“自強運動”)跟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前者還早了幾年，中日兩個學生同時拜西方文明為師，哪個比較有長進，一場甲午戰爭便分出高低。說甲午戰爭壞了大清洋務運動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掀起學習日本之風，但事實上，日本在19世紀中葉倒是先通過中國學習西方，這全拜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魏源(1794-1857年)所賜，他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師夷、振興軍備為核心理論的《海國圖志》，這本書介紹了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科技，總結了鴉片戰爭的軍事教訓，整理成有系統的軍事思想。在當時頓時成為大清有先進意識的讀書人的百科全書，悲哀的是，這本書卻不受朝廷重視，因為守舊頑固派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夷狄”的讚美，有者甚至建議燒掉它，這本書的命運預示著大清帝國接下來的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