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成功的原因 各地革命黨紛紛響應起義

武昌起義成功的原因：武昌起義有其客觀條件，甚至對武昌起義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各地革命黨人在極短時間內紛 紛舉行起義響應武漢光復是主導原因，但立憲黨人與帝國主義對清政府的拋棄及尋找新代理人也是十分重要因素，袁世凱伺機奪權，未對武漢三鎮真正進攻是起義成功的不可忽視因素。

新版中學歷史《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中，對武昌起義敘述得較為簡練，特別是在較深層次分析中只涉及了其爆發原因，而對其之所以取勝原因未能敘述，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比較困難，且出現了一些同學將較早發生原因與取得勝利原因混淆;也有一些教師與同學對此進行一些分析，但常常侷限於從主觀上分析(20世紀80至90年代教科書即是如此分析)，對其客觀原因強調不夠。而事實上，武昌起義除了主觀條件外，其客觀條件也極為重要，甚至說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決定作用。本文主要對其客觀原因進行簡要分析，希望能夠對教師與學生有些微啟迪。

各地革命黨人在極短時間內紛紛舉行起義響應武漢光復是其取得勝利的主導客觀因素。武昌起義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推動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散佈在各地的革命黨人紛紛發動新軍與會黨起義響應，各地群眾自發性起義也風起雲湧激盪中華大地。10月22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發動新軍與會黨起義，有力地鞏固了湖北後方，並且派遣了軍隊赴武漢;陝西革命黨人景梅九等起義，攻入山西，切斷了北方清軍南下之途及清政府與西北地區的聯絡。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軍起義，解除了長江下游清軍對武漢的威脅。29日，山西起義，11月3日上海起義，4日杭州、貴州起義，5日安徽起義，9日福州、廣東起義。短短一個月內全國有13個省宣佈起義或光復。同時，革命影響下的農民反封建鬥爭也走向高潮：江蘇蘇南部分地區的農民武裝暴動豎起了“革命大都督”的旗號，廣東地區農民組成各路民軍圍攻官署衙門和豪紳住宅，四川農民反抗清軍鬥爭發展至全省的大部分地區。當時少數民族地區也發生了響應共和的起義。應該說，革命在全國各地的積極策動響應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大大分散了清政府鎮壓革命的力量，使得處於風尖浪口的武漢有了一個相對有利的政治軍事環境。設若沒有這些短期內風起雲湧般的起義，清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全國軍隊，開赴武漢鎮壓起義軍，以當時武漢三鎮之新軍起義力量，是根本無力取勝的。

立憲黨人、舊官僚等人在武昌起義後採取的牆倒眾人推的態度是起義勝利的重要條件。立憲派與部分舊官僚是主張實行立憲的，他們不想革命，也不希望革命的發生。但是，第一，在新政和立憲中有所轉變並具有一定能量的他們，急切希望在全國政治上有發言權，在政府中有他們的一席之地。第二，他們雖然不革命，但對滿族貴族壟斷政權核心的狀況不滿，就是說，他們也有反滿情緒，雖然這種情緒遠遠不能與革命派相比。他們尤其不滿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去世以後少壯親貴把持政權的局面，他們不相信這些紈絝子弟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危機，走向富強。能夠完成這樣的艱難任務的，只有他們自己。

清政府中的當權者們不會意識到這些既沒有槍也沒有炮的立憲派人士能夠對清王朝的生存造成威脅。所以，當清政府不肯立即開國會之時，當皇族內閣成立之時，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有限支援也就宣告終結了。立憲派離心傾向的加劇以及最後對清政府的絕望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武昌起義爆發後，由於立憲派加入革命陣營，使革命的程序大大加快了。立憲派人在地方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是對民眾的，也包括對相當多的地方官員。

武昌首義後，北京人心浮動，清政府中一些官員即採取將家屬走避天津租界的辦法，甚至當時裕隆太后還有出走熱河的準備，一些手握重兵的將領也舉棋不定乃至坐視清廷崩潰。立憲黨人對此時局勢發展雖有不同認識，但不久以後即基本上共同傾向於不保清廷：當時從武漢趕到蘇州的張謇會同雷奮等，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憲法，開國會”的奏摺;趙鳳昌則宣稱：“文明大舉，大勢已成，計旦夕即定……，以保將來中國。”張謇則明確地對袁世凱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當其時，立憲派與舊官僚採取“和平奪權”與“政變奪權”的手法，先後取得了湖北、江蘇、湖南、福建、貴州、廣西等省的地方統治權。因此，從武昌起義到清廷宣佈退位，不過幾個月時間，一個貌似強大的政權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就土崩瓦解，立憲派拋棄清政府應是一個很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