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憶板門店談判 恪守“公開場合以朝方為主”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雙方在朝鮮開城附近的鬆嶽山地區進行過激烈的戰鬥。停戰談判開始後，志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進駐這裡，並且蓋起了一間間的平房用做代表團祕書處的辦公室。筆者在朝鮮工作3年多時間，主要的時光就是在祕書處這些平房裡度過的。

謹慎加辛苦

代表團祕書處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人數眾多，在代表團本部裡首屈一指;二、知識分子成堆，戴眼鏡的不少。這兩個特點是朝鮮停戰談判的性質決定的。根據朝中雙方高層的協議，志願軍方面肩負談判桌上的後援重任。遠在國外，沒有充足的人力不足以擔負這一繁重的任務。其次，這是一場軍事和外互動為補充、交叉進行的鬥爭。文武結合要求眾多的書生，特別是我們這些懂外語的“文弱書生”參加。

談判桌上，雙方代表的態度都十分謹慎。重要發言都是宣讀發言稿。稿子不論大小，基本上都是祕書處根據上級意圖參與或獨立草擬的。這就要求祕書處的有關同志十分熟悉情況，並具有一定的通攬全域性、把握政策的能力。

朝鮮停戰談判事關重大，北京和平壤都十分關注進展情況。代表每次從板門店歸來，除向李克農、喬冠華直接彙報外，還必須將情況及時報告中共中央。這些簡報也是新華社釋出訊息的重要依據。草擬簡報的任務往往落在我們祕書處身上。有時因板門店休會遲，或因會議內容多，簡報寫完，經喬冠華修改，送李克農審批時已屆深夜。等發去的電報從北京批覆回來，往往已是次日凌晨。此時，祕書處又需根據指示修改或重擬發言稿，趕在當日早上使用。

同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協商也均由祕書處承擔，而且時間多在晚間，地點在波、捷代表駐地。有時，他們需要深夜約見代表團領導。接待、翻譯和寫簡報等各項任務也離不開祕書處的工作人員。

高水準的外語隊伍

根據協議，一方代表發言或送給對方的文書都需譯成其他兩種語言或文字。在脣槍舌劍中，要將己方的立場表達清楚，同時將對方的意圖瞭解明白，很大程度上依賴翻譯的準確性。由於美方使用的譯員可靠性較差，志願軍代表團對己方英語翻譯的倚重就更為突出;此外，同朝鮮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中立國監察委員會人員的溝通和聯絡，還需朝語與俄語;同印度、瑞典、瑞士中立國人士打交道則普遍使用英語。為此，代表團選調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外語幹部來充實祕書處。

當時，朝方的主要英語翻譯是一名留英的考古學博士。中方也有若干名學成歸國的高階學子壓陣(如裘克安、浦壽昌)，副處長畢季龍因英語水平甚高，被美方譽為“上校翻譯”

會議記錄

在朝鮮停戰談判中，會議記錄具有特殊的地位：李克農、喬冠華都不在談判桌上，因而他們瞭解會議程序的細節，除聽取代表彙報外，就要閱讀記錄。而每次會議記錄(中、英文)，都須全文及時報給國內。就我方而言，對手主要是美國人，停戰後出現的中立國監察委員會和戰俘遣返委員會的通用語言也是英語，所以英語發言成為我們記錄的重點。在談判中，美方代表發言中夾雜著很多“瞎扯”，這也需要記錄人員付出極大的努力。

代表團對會議記錄提出十分嚴格的要求：英文需要逐字記錄。這就難為了祕書處裡我們這些從事會議記錄的人員，因為誰也沒學過英文速記。我們託人在北京和上海的舊書店裡買來英文速記書，靠各人自學，辛勤磨鍊，逐步掌握了這一技術。

代表團不僅要掌握美方在會議上的態度，也需瞭解對方在會外的動作和言論，以及西方輿論對會議的評論和反應。但當時的通訊條件十分有限。除了新華社的電訊外，收不到一份外文報紙和雜誌。為解決資訊閉塞的問題，祕書處的新聞組通過收聽其他國家英文廣播和抄收外臺電碼，及時捕捉到美方的資訊。

當時印製的條件甚差，無論英文版還是中文版的“內參”都只有幾份，都是打字或筆譯時，加複寫紙製造出來的。雖用硬筆著力刻寫，第五、六張已模糊不清。久而久之，大家中指上就形成了厚繭。

嚴格遵守紀律

“公開場合以朝方為主”，這是代表團定立的一條原則。祕書處的同志經常同朝鮮同志一同出現在敵人面前，但如沒有朝中雙方的協議和代表團的授權，中國人員不會代表我方發言。相互尊重，通力合作，共同對敵使雙方關係十分融洽，從未發生問題。這同美國代表以老大自居，動輒在談判桌上打斷別人的做法形成強烈的對照。

代表團和祕書處內的工作調動頻繁，說走就走，從沒有人有任何異議。代表團定立的規章制度，如離開駐地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各人自覺遵守，習以為常。由於實行燈火管制，不管夏夜有多麼悶熱，我們工作時窗戶仍然拉起雙層防空布簾，雖汗流浹背，沒有人想拉開窗簾透點涼風。

大家執行紀律非常嚴格，有時免不了做出一些讓現在的人覺得可笑的事情。記得1953年，筆者在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工作。某日，美國值班軍官稱，他即將被調回國，建議美、朝、中三方的值班軍官會後在會議廳外照相留做留念。我同朝鮮軍官商量後，便以“有困難”為由加以拒絕了。美國人又提出，他可否用相機給我們兩人照一張？我來不及請示，美國人又不斷詢問，於是擅自做主同意了。大約一個星期後，我們收到美方轉來的兩張放大了的照片，背後還有這位上尉的簽名。我見到後，立即把有生以來的第一張彩色照片上交了。

樂觀的精神

戰地物質條件甚是艱苦，蚤蝨肆虐對我們咬得不亦樂乎;由於換洗不便，我們整個一冬天不洗澡;飲食很單調，只有罐頭和餅乾;而且基本上不休假。對於來自城市的青年幹部來說，也是一種考驗。但全體人員都保持著樂觀主義精神，愉快工作，團結友愛，未聞有何怨言或相互間有何矛盾。為補充給養，我們還自己動手種起了菜，其中茄子、蘿蔔長得最好。祕書處的女同志多，得天獨厚，許多人又能歌善舞。這種便利讓文體活動也很快開展起來，且搞得有聲有色。

有一次我們收到美方最高司令官的一封來信，拆開一看，吃了一驚，那信字型濃重，排列整齊，輕重均勻。我很納悶，美國人寫一封信還送到東京去鉛印？後來才弄清，信是用電動打字機打出來的。談判後期，我們發現美方速記員不再手記，而是用一架三條腿支著的小型機器。手指輕按鍵盤，滾動的紙帶便出現記錄的符號。換人時，把紙條一撕，回去便可回讀，變成文字。我們不知那叫何物，便稱之為“速記機”。

同美國人相比，我們在裝備和技術上落後，但我們這些年輕書生卻有一股“不被敵人壓倒，卻要壓倒敵人”的決心。祕書處的工作，如談判、翻譯、函件、記錄等，都是直接對外或直接反映敵態的，工作必須十分嚴謹，不能有絲毫馬虎。送給對方談判代表的書信需備朝、中、英三種文字。文字經過翻譯不免產生差異。為了不讓美方有任何可乘之機，祕書處實行了“三合一”的工作方法，即由掌握朝中、中英、朝英文字的專家同時對文字進行逐句校對，以保證萬無一失。停戰協定的簽字文字敵我雙方各準備一份。我方準備的英文文字竟是如此的完美無瑕，連美國人也自嘆弗如。這一份沒有一處錯漏和擦痕(包括標點符號)的文字是代表團的“功勳英文打字員”———某女同志，在一架國內帶去的舊式手動色帶打字機上花費了三天三夜完成的。

在停戰談判中，雖然我們這些青年人主要做的是技術性工作，但得到的鍛鍊和受到的教育卻是巨大的。壓倒一切敵人的氣概，勇挑工作重擔的精神，和極端負責、一絲不苟的作風，一直陪伴著我們，成為我們受用不盡的工作動力和思想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