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是精神病的“主治醫師”

毫不矯情，讀完《新文化報》上這兩則訊息時，我已淚眼婆娑：

長春市琿春街馬路邊的一根電線杆上，拴著一根粗重的鐵鏈，另一端鎖住一男子的腳踝，旁邊有一堆被男子撕爛的衣服。據瞭解，該男子患有精神病，平日見人打人，見車砸車，留在家裡就撕被褥、拆牆，他那靠拾荒為生的老母親無奈之下，只能忍痛將瘋兒鎖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上，老母親前不久欲喝鼠藥自殺，後被鄰居給救了……（4月12日《新文化報》）

家住磐石市松山鎮愛耕村大色力河社的張星華今年38歲，26年前因受驚嚇得了精神病，花盡了家裡的積蓄也沒能治好。張星華不斷在村裡闖禍，有時上山幾天都不回家，父親無奈只好在6年前用鎖鏈將他鎖起來。張大爺含淚對記者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把他治好，要不我走了，誰來管他啊！（4月5日《新文化報》）

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又拖累了苦命父母，都泡在生活的苦水裡掙扎，我們不禁要問：誰來救救他們啊！

依據《民法通則》第十七條的規定，擔任精神病人的監護人，有三種情形：首先是家庭成員和近親屬擔任監護人；其次是所在單位或者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擔任監護人；第三是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現實情況是，絕大多數精神病人是由家庭看管和醫療。由於精神障礙不同於一般的身體殘疾，其病因的複雜，康復護理的專業性，長期用藥給家庭帶來的經濟困境，不少精神病患者難以得到有效的監控，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和經濟落後地區，患者往往被稱為瘋子而遭到遺棄，給社會產生了安全隱患，象上文中將瘋子鎖住已經算是盡責的了。

家庭看管和醫療不能到位，單位因監護責任不清和經濟原因推諉問題，而精神病人的失救和失控又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沉重的現實要求政府擔當起防治精神病的責任。參照國外通行辦法，我國在北京率先建立了市——區（縣）——街道、鎮三級醫療保健網，但因為經費不足和精神衛生工作者隊伍的不穩定，所開展的工作也不盡如人意。純公益性質的防治方式不能解決精神病這個社會難症，必須落實政府責任，用財政提供防治經費，以政府行為規劃建立精神衛生專業機構，這是社會的呼聲，唯此再無從根本上防治精神病的良策。

政府已經把非典、艾滋病列為政府救助病症，精神病作為根深蒂固、害人彌深的社會特殊疑難雜症，政府仍應做主治醫師，使這個困擾家庭、社會的病症得到有控的防治。去年年底，南京市區縣率先為精神病人免費治療、送藥，邁出了政府護佑精神病人的第一步，他們的工作需要法律的支援和社會的肯定，更需要其他地區的響應，以此推動精神病防治工作成為國家行為，讓所有的精神病人都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讓所有的正常人都過上安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