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憶張自忠 曾被輿論指為“漢奸” 不敢抬頭

一般認為，“新桂系”首領、前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1891～1969)是現代中國政治人物中相對仁德忠厚的一位。史家唐德剛在為李宗仁寫傳記時就對他懷有特殊好感：“我至今仍覺得李德鄰先生是一位長者，一位忠誠厚道的前輩。他不是一個枉顧民命、自高自大的獨夫，更不是一個油頭滑腦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國農村社會裡某些可愛可貴的傳統。”“李氏夫婦亦自有其過，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人格上有重大缺點的人，更不是什麼壞人。他夫婦都是濃厚的傳統中國農業社會所孕育出來的溫柔敦厚的好人。”比如，“他對他的老政敵蔣公的批評是淋漓盡致的，但是每提到蔣公他總用‘蔣先生’或‘委員長’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惡言惡語的稱謂。”(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李宗仁之所以能在時代的驚濤駭浪和政治的雲翻雨覆中屹立不倒，以雜牌軍頭的身份與蔣介石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終未被“吃掉”，既表明他在軍政兩行均有不羈之才和可說之德，實也證明他“外寬內深”“渾渾而有機心”，不乏智慧、策略和手段。不過，與其他政治人物比較，李宗仁的可敬之處恰在這位農家子弟較多地保持了傳統社會的若干品格。

現代中國變化激烈，政治文化以趨新為特色，舉凡一切傳統的道德規範和價值秩序均被視為“保守”和“反動”，唯恐打倒之不夠，為團體之私甚至一人之私，不擇手段，一再給民族和人民造成深創劇痛，原因之一就在某些新派強人以革命之名行攫權之實。對此，章太炎、熊十力等辛亥老人均曾為之痛徹心肺，並因此或轉向佛學或轉向儒學，期在為現代革命尋找道德約束和行為規範。李宗仁作為現代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也有深切的觀察和體驗。他發現，當時“參加黨爭的人，大半隻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蒙受極不良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會地位的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但在舊軍閥時代，這批黑社會的流氓們尚有一種自卑感，不敢與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張膽地稱兄道弟。舊時代社會上的正當官紳也羞於與其為伍，他們多少還有點舊式士大夫的頭巾氣。”例子之一，就是盧永祥1922年任上海護軍使時，其子曾與黃金榮發生衝突，把黃抓起來打了一頓。但1927年清黨時，因為蔣介石藉助了黑社會的力量，黃金榮等遂能以紳士姿態出現，周旋於黨國要人之間。而黨的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也是在1927年清黨前後，李宗仁的同事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備司令，晚年在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自豪地說：自己當時絕不理會黑社會之人物，明知杜月笙有功於革命軍，也拒絕接見。

政治組織和主義信仰有新舊，但個人品德和政治倫理卻超越新舊。李宗仁從小接受傳統教育，壯歲以後接受了現代革命思想，對美國、蘇聯的政治文化也有若干瞭解，屬於新舊參半的人物。他對革命同志的評價，也多在與舊軍閥的對比中進行。北伐部隊7個軍中，作戰最勇敢、功勞最大的是李濟深的第四軍、李宗仁的第七軍和唐生智的第八軍，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長、主義信仰最忠的黃埔系第一軍。抗戰期間，一些受到蔣介石及黃埔系排擠、打壓的前軍閥部隊在李宗仁指揮的第五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臺兒莊大捷，很大程度上是由龐炳勳、張自忠、孫連仲、鄧錫侯、孫震這些地方雜牌部隊打出來的，其中多屬於原西北軍的部隊。他們文化知識欠缺，政治觀念落後，主義信仰不貞，卻保持了中國農人樸實、誠信、忠勇、感恩的舊道德。比如七七事變前，張自忠奉宋哲元將軍密令在北京與日本人周旋，輿論均指為漢奸，軍委會中亦有人主張軍法會審。李宗仁為此約見他，“當張氏抵達之時，簡直不敢抬頭。平劇中，覺見犯人上堂見官，總是低著頭說：‘犯人有罪，不敢抬頭。’對方則說：‘恕你無罪，抬起頭來。’我總以為這不過是扮戲而已，殊不知抗戰時期，北方軍人中尚有此遺風。”另如龐炳勳與士卒共甘苦、廉潔愛民等。李宗仁能尊重他們、合理使用他們，使之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反之，像湯恩伯、胡宗南這些黃埔系將領，自恃“天子門生”，只效忠蔣介石一人，不願受階級服從、層層節制的約束，所以彼此之間摩擦特多，實際戰功不多。但蔣介石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其親疏態度，在將領安排、部隊排程、資源供給等方面不能秉公處理、一視同仁。有見及此，晚年回憶1924年推翻統治廣西10年之久的軍閥陸榮廷時，李慨然說道：“至於陸榮廷，我們對他實諸多不忍。陸氏治桂十年，雖無功可言，也無大過。民國成立以來，舉國擾攘，而廣西得以粗安實有賴他。至於陸的作風陳腐，思想落伍，這是時代進步使然，非渠個人之咎。再者，陸氏出身微賤，頗知民間疾苦。渠未受正式教育，時萌自卑之感，故處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舊道德。這一點且非後來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實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擬。”“以陸榮廷的治績與後來蔣先生標榜革命的省政相較，則陸氏實頗有足多者。”舊軍閥極少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統治技術，故能畏天命、畏人言，思想相對保守，私慾不敢放縱，行動相對拘謹，破壞性相對較小;而對於那些經過現代文化洗禮、掌握了操縱群眾的社會技術的新軍閥來說，天命不可畏，人言可操控，世界上沒有什麼可怕的，所以他們思想徹底解放，行動極其自由，私慾徹底膨脹，破壞性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