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為何被傳為投日漢奸？為遵守宋哲元嚴命

張自忠將軍是中國抗日名將，也是抗戰中陣亡的軍銜及職務最高的中國軍人，如今北京、天津、上海都有一條以“張自忠”命名的道路以示紀念。

張自忠將軍膝下共有兩子一女：長子張廉珍1968年病故，他育有七子;次子張廉靜在16歲時病歿;女兒張廉雲現已九十歲，有兩個兒子，長子車晴，依家中習慣，稱外祖父張自忠為姥爺。車晴七歲時在張自明先生(張自忠七弟)家中，第一次聽到有關張自忠的故事。張自明在上世紀40年代請人編纂了《張上將自忠紀念集》和《張上將自忠畫傳》等資料。車晴在此基礎上，蒐集了大量關於張自忠將軍的家族口述記憶及書信、檔案檔案、報刊等關於抗戰的史料，於2011年編寫出版了《張上將自忠年譜簡編》一書，詳細展現了張自忠將軍一生各個時間段的工作、生活細節。

在張自忠將軍的一生中，1937年7月下旬是一個特殊時期，當時大量日軍集結華北，平津已成危地，張自忠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奉命代理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及北平市長的職務，與日寇周旋。這段經歷卻被當時人們誤以為投敵，直到他犧牲後，還有人認為他是以死表清白。這種說法受到張自忠外孫車晴的質疑，他以大量第一手材料為依據，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七七事變後張自忠將軍奉命留守北平的具體經過。

奉命趕赴北平

1937年7月25日晚，日軍步步緊逼，時任29軍38師師長兼天津市市長的張自忠將軍奉29軍宋哲元軍長的命令，乘火車離開天津趕到北平，共商抗敵對策。傳言與誤解也就從此而起，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有人撰文聲稱，張自忠是擅自來到北平的，繼而又逼走宋哲元，如何如何。

25日下午5時，張將軍乘坐山海關至北平的四次特別快車離開天津，為了等候張將軍，該次列車在天津站誤點近一個小時。晚7時30分，列車到達位於正陽門東側的北京老火車站，到車站迎接張將軍的要人有：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29軍132師師長趙登禹、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北平市警察局局長陳繼淹、冀察政務委員會政務處長楊兆庚等軍政要員二十餘人。離開車站後，張將軍先乘車回到府右街椅子衚衕的家中休息片刻，然後趕到宋哲元軍長的宅邸，向宋軍長報告軍政要務，宋軍長的家位於武衣庫(今政協禮堂的南門以西)，兩者相距不遠。當晚，29軍和冀察政委會的要員在鐵獅子衚衕(今北京東城區張自忠路)的進德社召開重要會議，張將軍離開宋家後，也趕去出席會議。

當時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數家大報如《申報》、《中央日報》、《天津益世報》、《北平益世報》、《華北日報》、《世界日報》、《北平晨報》、《京報》等，都對張將軍奉命到北平一事有過詳細報道，可以證實張將軍是奉命公開到北平的，所謂擅離職守，祕密來平，另有圖謀的說法，純屬不實傳言。

蔣介石電促宋哲元轉赴保定

7月25日晚，張將軍到北平之後，先到宋哲元軍長家中報告，而後連夜出席29軍的重要會議，在其後的幾天他一直協助宋哲元軍長處理軍政要務。

25日夜間，日軍在廊坊以保護軍用電話線為名，與我當地駐軍29軍38師113旅發生衝突，雙方激戰一夜，史稱“廊坊事件”。為了處理此事，26日晨宋哲元軍長、秦德純副軍長和張將軍等在一起商量應付辦法，然後由張將軍與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進行交涉，同時張將軍致電在天津的38師副師長李文田，命令李文田向天津的日本駐屯軍交涉，讓日軍停止進攻，而日軍態度強硬，局勢進一步惡化。

27日宋哲元軍長嚴辭拒絕了日軍的最後通牒，並通電全國，表明自衛守土的決心。當晚，宋軍長、秦德純副軍長和張將軍一起會見了蔣介石從南京派往北平的劉健群(軍委會政訓處處長)和戈定遠(冀察政委會駐南京代表)，他們兩人此行的具體使命是，勸說宋哲元“即刻到保定，不必留平津與日本人糾纏”。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曾數次致電宋哲元，讓宋進駐保定。因為蔣認為，從軍事上說，宋哲元應到保定，而不宜駐平津。7月26日蔣介石再次電令宋哲元“立即到保定指揮，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

7月28日晨，日軍對北平郊外的南苑、清河、沙河等地區的中國軍隊發起全面進攻，當日29軍也開始反攻豐臺。蔣介石致電宋哲元，“希速離北平，到保定指揮。勿誤，如何？盼立復。”接到這封電報後，宋哲元回電對蔣介石明確表示，不敢再違背蔣介石的意向，即刻設法離開北平前往保定。宋哲元軍長的這封電報現存於臺北國史館內，它清楚無疑地表明瞭宋哲元軍長離開北平是出於政治軍事方面的原因，絕非某些人所說的，是被其部下逼走的。

涕泣受命留守北平

7月28日中午，29軍在南苑作戰失利，副軍長佟麟閣陣亡，132師師長趙登禹身受重傷下落不明，此訊息傳入北平城內後，29軍首腦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37師師長馮治安、38師師長張自忠和29軍前參謀長張維藩在“進德社”舉行緊急會議，商討應對措施。在此次會議上，作出了宋哲元率二十九軍主力撤出北平的決策，並確定留下張自忠在北平維持局面。

1937年10月10日，張將軍在南京對《中央日報》記者談到留守北平的過程：“宋委員長於七月二十八日奉令赴保，要餘留守北平代理冀察軍政事宜，奉令之下，深自惶悚，誠恐材具弗勝，貽誤大局，一再堅辭，終不得已，只好涕泣受命。”張將軍受命後，曾不無傷感地對秦德純說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

1938年2月26日，張將軍在徐州又對記者詳細講述了進德社會議的過程：

“那時候，我們四個人，宋委員長，秦市長，馮師長和我便討論著如何應付這樣的危機，當時宋委員長說‘自忠，你負責守城’。我曾經力辭，說明我恐不能勝任，那時大概下午四點鐘吧。宋委員長只在那房間裡來回走著，尋思解決這一個當前的危機。這樣保持了一個半鐘點的靜肅，終於他立定了身子，大聲地說：‘我命令你守城，你得為國家出力，雖然犧牲你，你也得去幹。’他說完了話，便立刻預備走。我知道委員長既已決定，同時我們軍人是以服從為天職，因此我就答應了，而要求給我一個限度。‘給你十天吧！’委員長臨去的時候這樣說。為了二十九軍高階將領的出城，便又去了兩團人，以這樣單薄的兵力，想要守這樣大的一個城，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28日夜，宋哲元軍長率領29軍主力離開北平，同時命兩個旅隨張將軍留守北平，維持治安。臨走前，宋哲元任命張將軍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代理冀察綏靖主任、代理北平市市長;任命李文田代理天津市市長，任命張允榮接任平綏鐵路局局長等。北平人民清早出門，發現國軍大部已經棄城而去，而張自忠署名的安民告示四處張貼，於是輿論大譁，認為張自忠做了漢奸，張自忠是一個自尊心、榮譽感非常強的人，這次遭遇對他打擊很大。

張將軍奉命留守北平後，致電在天津的七弟張自明表示，受國家培養二十年，當國家存續之交決心以身寄國，家事讓七弟料理一切，並且要家人不用惦念。

29日凌晨三時，宋哲元軍長一行抵達保定後，即刻向蔣介石報告：“職今晨三時轉保，秦市長德純、張局長維藩偕來，所有北平軍政事宜，統由張師長自忠負責處理。”並通電全國：“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軍政事宜統由張師長自忠負責處理。”

顯然，張將軍並非如某些沒有參與進德社會議的人所聲稱的那樣“祕密赴平，逼走宋哲元”，而是為大局考慮奉命留守。

勉力維持北平八日

7月29日下午，張將軍先到東城外交部街就任冀察政委會代委員長，然後趕到西城府右街就任北平市代市長，接著召開會議，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糧食問題。7月30日上午，張將軍就任冀察綏靖公署代主任。

張將軍在北平城內依然通過電報和電話與保定的宋軍長保持著聯絡。在臺北國史館內儲存著29日張將軍致宋軍長的兩封電報，內容包括張將軍向宋軍長報告通縣保安隊反正、安排29軍軍部職員到保定、石友三部撤退至門頭溝等事宜。在留守北平期間，張將軍將平津作戰中的負傷者安排治療，將陣亡者予以安葬，對沒來得及撤離的29軍官兵眷屬則派員予以接濟，或分發路費讓他們離開北平，返回故鄉。

7月31日，駐北苑的獨立39旅被日軍繳械。8月1日，張將軍在得知此訊息後，立感情況不好，馬上召見北平城內的獨立27旅旅長石振綱及該旅兩團長，要他們迅速突圍。當晚獨立27旅便撤離北平城，突破日軍的包圍後，經昌平、陽坊抵延慶。當日，張將軍也試圖率手槍隊離開北平，剛出德勝門便遭日軍優勢部隊截擊，只得返回城內。

8月3日，張將軍以離職不在北平者太多為由，免去秦德純等八位冀察政委會委員職務，次日，任命張允榮等八人為冀察政委會新聘委員。8月5日，張將軍便致函冀察政委會常委，發表宣告辭去代理職務。8月6日，張將軍將所有代理職務全部辭去，就這樣張將軍在北平城內前後共維持了八天。

8月8日，日軍進入了北平城，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立即下令搜捕張將軍。

張將軍先是避身於東交民巷內的德國醫院(現為北京醫院)，但由於出入醫院的人員很多，很多人都認識張將軍，為了安全起見，在友人的幫助下，張將軍離開醫院，藏匿於東單喜鵲衚衕三號美國朋友福開森先生寓所中，後輾轉回到天津家中，與家人見了最後一面，將家事委託於七弟自明，9月10日，張將軍乘船離開天津，9月13日晚到達了濟南。

1937年10月8日，張將軍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受到了撤職查辦的處分。不久，蔣介石委張將軍為軍政部部附的閒差，後在李宗仁、程潛、宋哲元的力薦之下，蔣介石讓張將軍回到了駐防河南的老部隊，代理由原38師擴編而成的59軍軍長。

衛國守土，不敢自後於人

張將軍回軍後，率領部隊在河南北部整休了近兩個月，1938年1月底，59軍奉命劃至第五戰區，歸李宗仁指揮。張將軍對日作戰，每戰都抱定必死決心傾力而戰，屢建戰功。

“一戰淝水”。1938年2月，張將軍率59軍抵達蚌埠附近的淮河左岸地區，阻擊北犯的日軍第十三師團一部，將日軍擊退，並攻佔了小蚌埠。

“再戰臨沂”。1838年3月初，張將軍奉命率部馳援臨沂。59軍在龐炳勳部40軍的配合下，奮力鏖戰七晝夜，將日軍中號稱“鐵軍”的第五師團(板垣師團)所屬的阪本支隊擊退。蔣介石稱臨沂之戰“是為我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臨沂大捷後，張將軍升任第27軍團軍團長，同時國民政府明令撤銷了對張將軍的撤職查辦處分。

“三戰徐州”。1938年3月下旬至5月期間，張將軍率部參加了徐州會戰，在臨沂、郯城、邳縣一帶連續與日軍作戰。5月中旬，在徐州撤退過程中，張將軍奉命率部斷後，於5月24日成功突出日軍的重重包圍，到達安徽亳縣。

1938年9月，張將軍奉命在豫南潢川阻擊來犯的日軍第十師團，59軍與日軍在潢川連續激戰了十一天，最後在日軍炮火和毒氣的猛烈攻擊下，59軍於9月18日撤出了潢川，在光山地區繼續抗擊日軍。10月13日，張將軍升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下轄59軍和77軍，77軍是由原29軍37師擴編組成的，於是張將軍和馮治安副總司令這兩位老同事又在一起並肩作戰。10月下旬，59軍奉命撤退至湖北東部地區，月底59軍突破了日軍的包圍，到達京山、鍾祥一帶。1938年11月18日，張將軍出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1939年1月中旬至3月中旬，張將軍率部在京山、鍾祥一帶抗擊來犯日軍第16師團，連續作戰兩個月，最終在襄河東岸與日軍形成對峙狀態。蔣介石以33集團軍“此次在鄂中抗敵，苦戰兼旬，屢挫敵鋒，厥功甚偉，電示李司令長官重予獎賞，以資激勵”。5月2日，國民政府頒佈命令，“陸軍中將張自忠、孫震特加陸軍上將銜。”

1939年5月，張將軍率部參加了隨棗會戰，年底又參加了“1939年冬季攻勢”。

1940年5月7日晨，張將軍率領第33集團軍的預備隊74師、總部特務營、總部部分人員及兩名蘇聯顧問(一名是步兵顧問，另一名為炮兵顧問)在宜城窯灣、官莊渡過了襄河，漢水在襄陽以下一段稱為襄河。此次是張將軍第四次東渡襄河了，臨行之前張將軍分別給馮治安副總司令和59軍的高階軍官留下了兩封信。這是張將軍的一貫做法，他每次上戰場之前，都會先留下一封信預作遺書之用，以示死戰之意，戰後回來再行銷燬。

5月15日，張將軍率總部和74師抵達南瓜店。此時，由於集團軍總部無線電通訊頻繁，被日軍通訊部隊察覺，並被偵聽到電臺確切位置，第二天清晨日軍第39師團對南瓜店發起猛攻。

5月16日上午，在與日軍激戰數小時後，張將軍命令總部非戰鬥人員及兩名蘇聯顧問撤離戰場，午時，張將軍左臂負傷，但仍督戰不退。下午4時許，張將軍身中七彈，以身殉國。當天總部及特務營官兵一同殉國者還有：高階參謀張敬、團長洪進田、主任副官馬孝堂(重傷，數日後犧牲)、隨從副官洪金四、賈玉彬，及白振瀛、趙世森、崔榮祥、徐蔚峰等五百餘人。

據統計，張將軍所部59軍在1938年至1940年上半年的兩年半時間內，因抗日作戰傷亡高達33000餘人。但是不懼死的將領卻受到誤解，被一些人認為是求死以證清白，這種看法未免過於片面，一系列電報、日記、信札、新聞報道為我們勾勒了一個真實的張自忠形象，他力戰而死，死得其所，大丈夫投筆從戎、馬革裹屍本就是軍人的歸宿。他是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數百萬中國軍人中的一員，人們會永遠懷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