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謀求功名無暇學問 按理學家模式修身養性

長期以來，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國藩看作理學家，並特別強調他早年就追隨唐鑑講習理學。其實，他對諸子百家各派學說，都採取兼包並蓄的方針。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頤和張載，對程朱和程朱理學反而有不少批評。所以，嚴格講來，他與唐鑑、倭仁那樣的理學家還是有不少區別的。然而，他治學雖然博雜，卻始終以理學為核心，對於這種錯綜複雜的情況，過去很少有人談過。

為謀求功名而無暇顧及學問

自南宋以來理學一直在湖南學術領域佔據優勢。長沙當時有兩個最有名氣的書院，一個叫嶽麓書院，一個叫城南書院。嘉、道以來的幾代山長都是講習理學的。曾國藩本人及其親朋好友都在這裡學習過。湖南著名學者歐陽厚鈞和賀熙齡，就是他們的老師。在這種環境下，曾國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學的薰陶和影響。只是由於曾國藩當時正急於謀求功名，眼光完全侷限於應試詩文，無暇顧及學問，所以未能從這裡直接走上治理學的道路。

曾國藩後來走上治理學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鑑的影響。唐鑑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內召為太常寺卿，號稱理學大師。曾國藩為了弄清做學問的門徑，曾登門求教。唐鑑告訴他，“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為了突出理學的指導地位和關鍵作用，唐鑑特別強調，“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中”。還說，“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曾國藩聽後頓開茅塞。他在給賀長齡的信中說：“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規。”可見，唐鑑對曾國藩之研究理學，的確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國藩按照理學家的模式修身養性，則主要是由於倭仁的影響。本來，唐鑑也談到“檢身之要”。唐鑑說，“近時河南倭艮峰前輩用功最篤，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希望他引為榜樣，將讀書和修身結合起來，但曾國藩回去後卻沒有照辦。曾國藩向倭仁請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訴他“研幾功夫最要緊”。還說，“心之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最後，倭仁要求他必須“寫日課”。倭仁的所謂“幾”，就是思想或事物發展過程中剛剛露出的某種跡象，所謂“研幾”，就是抓住這些跡象加以認真研究，從而把握其發展趨勢，權衡利害，加以解決。其解決辦法就是通過靜坐、札記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討論，將一切不合聖道的雜念消滅於剛一“閃念”之時，以使自己的思想沿著“聖人賢人”要求的方向向前發展，並將學術、心術、治術聯通一氣，通過學問的增長和道德修養的提高，逐步體驗和學習治理國家的本領。這就是理學家一套完整的修、齊、治、平理論。

聲望大增 理學家之名傳遍京師

此後，曾國藩開始按照倭仁的要求進行修身養性。他每天閱讀《朱子全集》後，靜坐自省，對照檢查，寫出心得體會，並與吳廷棟、馮卓懷、陳源兗等人交流。曾國藩還經常把自己的日記送請倭仁批閱。這一時期的日記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評、鼓勵之語。曾國藩通過同唐鑑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聲望，不少人慕名拜訪，切磋學問，理學家之名傳遍京師。他自己也躊躇滿志，以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為一位大學問家了。他在信中對諸弟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又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於天地之完人。”可見唐鑑等人對曾國藩鼓舞之大，影響之深。他的門徒們後來所說的曾國藩“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即是指此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