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曆史上與民國為敵的大清遺老鄭孝胥

鄭孝胥。福建閩侯人。清亡後，以遺老自居，寓居上海，近代詩人和書法家。資料圖片1923年8月22日，一輛馬車匆匆駛入紫禁城神武門。車中的客人先來到內務府朝房，與幾位大清遺老見了面，正午時分，他來到養心殿，看見了那位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輕人。很快，靜謐的宮城中隱約傳來一個老人的哭聲。這是溥儀第一次見到鄭孝胥。年輕的遜位皇帝后來回憶到：“他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談到高興處，眉飛色舞，唾星亂飛，說到激昂慷慨處，聲淚俱下，讓我大為傾倒。”

鄭孝胥同樣心緒難平。這個對大清念念不忘的老人在幾天後的日記中慨嘆，自從他辛亥年離開京城，到此時重返，十三年時光悠忽而過，“自念生逢世亂，窮老無所就”。誠如此言，如果不是辛亥年的“世亂”，他的人生也許會大不一樣。十三年前。鄭孝胥站在一艘南下的遊輪上，矚望遠方，只見海波洶湧，與長煙落日融合於天際，頓時心曠神怡。他在日記中滿懷豪情地寫道：“餘既出任世事，當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損我哉！”此時是1911年7月，鄭孝胥51歲。一個月前，他剛剛接到朝廷的任命，被授以湖南布政使一職，他發誓要幹出一番成績。

儒家講求內聖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須立功。鄭孝胥的仕進之路亦從青年時期開始，他於1882年中舉，歷任李鴻章、張之洞的幕僚，清政府的駐日領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等職，仕途不可謂不順暢。但是，對於一向自視甚高的他，這一切都遠遠不夠。1905年，時任廣西邊防督辦的鄭孝胥在龍州宴客演戲，在座中外客人百餘位，觀眾上千人，軍民歡呼，煙火漫天。目睹盛況，鄭孝胥飄飄然對人說道：“我固有呼風喚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這一年，他給朝廷的辭呈獲得了批准，回到上海寓居。後來他對妻子透露心跡道“從此以後，若中國迄無振興之日，則終老山林，不失為潔身去亂之士；倘竟有豪傑再起，必將求我”。顯然，鄭孝胥試圖待價而沽，並一舉登上一個更大的舞臺。用他後來一句更加直白的話說：“吾欲行其志，非疆吏不為。”

在這種微妙的心態下，1906年，隨著立憲運動的高漲，鄭孝胥與張謇、湯壽潛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自任會長。然而當各省諮議局興起，公會影響力降低，鄭孝胥也逐漸失去了蹤影，他開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實業救國、借債築路了。一個笑話便是從此時開始流傳的，據說，在清廷1907年舉辦的一次憲政講座上，有人曾問鄭孝胥，中國如何才能富強？鄭曰：“只兩字便足。”問是哪兩字，曰：“借款。”問借款如何能使國家富強？曰：“我們借了外國人的款，外國人便窮了，我們便富了。安得不強？”眾人愕然。當然，在這件事上，鄭孝胥不僅只會說空言高論而已，1910年春節，熱情高漲的鄭孝胥受到東三省總督錫良邀請，親赴東北，參與錦璦鐵路借款包工合同的簽訂。此事後來被輿論譽為維護國家利益的“良言良行”。這一切，無疑都被朝廷看在了眼裡。1911年6月20日，鄭孝胥被朝廷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職。就在一個月前，朝廷剛端出了旨在借債修路的“鐵路國有”政策，並被輿論解讀為“與民爭利”，再加上“皇族內閣”的出臺，清政府正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當時的《申報》曾一針見血地分析道，此刻湖南的保路運動愈演愈烈，當地官員毫無辦法。而鄭孝胥既是借債修路的鼓吹者，又曾經擔任廣西邊防督辦，對付會黨起義卓有成效，無疑是綏靖禍亂的上佳人選。文章還分析，日後鄭孝胥還會獲得更重要的任命。受命之後的第二天，鄭孝胥進宮面見載灃，前前後後只說了一個主題，那就是“借債修路”之國策決不可動搖，說得這位攝政王頻頻點頭，十分高興。後來，鄭孝胥得意地翻開日記，轉載了英國《泰晤士報》對這次會晤的一段評價，文中說，中國的直省大員，能夠以政治家的高度辦事或建言者，幾乎已經絕跡，如今能達到此標準的，唯有新任湘藩鄭孝胥。這話聽上去真是令人受用極了。在立憲派們紛紛與清廷決裂之時，曾經的立憲運動領袖，卻搖身變為清廷能吏。弔詭的一幕背後，鄭孝胥終於即將如願以償，登上自己夢想中的大舞臺。可是，這個舞臺早已危如累卵。

鄭孝胥是1911年10月11日得到武昌首義的訊息的，此時他正在京城參與釐定官制。第二天，接到一個電話後，他急急忙忙趕往京城內的一座府邸，鎮國公載澤和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已經在那裡等他了。三個人議論起武昌的情況。鄭孝胥提出了幾點建議，首要的第一條，是以兵艦速攻武昌。盛宣懷則依舊對鐵路放心不下，他當場給湖北都督瑞澂打了個電話，讓他一定要“力保鐵路”。當然，這與鄭孝胥不謀而合。然而，鄭孝胥很快發現，現在的情形早已不是保鐵路那麼簡單了。當武昌起事的訊息像病毒一樣蔓延開來，京城上上下下，很快陷入了一種恐慌的氣氛中。10月15日，鄭孝胥翻開日記時的心情想必是沉重的，他寫道，昨天，數萬人湧向大清銀行擠兌，大清鈔票在城中已是廢紙一張，買東西只能用銀元。又有謠言稱京城將有變，居民們相繼出城逃難，以至於火車已經坐不下了，內外城隨即戒嚴。五天後，一個日色黯淡的午後，鄭孝胥接到了朝廷一紙書寫潦草的諭令，讓他馬上回任湖南。當天下午，他去琉璃廠買了一串朝珠，帶在身邊，好像全然沒有在意老大帝國的末世之象。

10月26日，鄭孝胥再次登上一艘南下的渡輪。不過此時的情景，與數月前他赴任時真是天壤之別。在第二天晚上的日記中，鄭孝胥的情緒再也無法剋制，他冥想萬端，種種悲苦淒涼，一起湧上心頭。他寫道，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偷安苟活，但是還算不上暴虐苛政。現在依舊是改革行政的年代，而不是覆滅宗祠的年代。倡言亂事，就是流毒全國，絕非“仁義”。10月29日，渡輪開到上海，鄭孝胥得到訊息：湖南諮議局已經成立，盛宣懷已被革職永不敘用。時局至此，他自然已經沒有必要去上任了。鄭孝胥索性在其上海的寓所“海藏樓”住了下來。形勢的發展讓人眼花繚亂，有些事情，是懷揣孔孟之道的鄭孝胥始終無法理解的。當他得知立憲派領袖張謇已經轉向支援革命，出離憤怒。他大罵道，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有所謂“失心瘋”者，就是如此。遙想當年，張謇籌辦大生紗廠最困難的時候，鄭孝胥是少數陪著他徜徉於上海馬路上、排愁分憂的莫逆之交。

同時，他也不甘於寂寞，在上海住了一陣子，就開始在日記中抱怨道，現在各省群雄並起，已無淨土，只有他袖手旁觀於“海藏樓”，這難道是天意不讓他進入這攤亂局嗎？他覺得，只要讓他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餘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亦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事實上，自從革命爆發後，鄭孝胥的行事便帶有左右逢源的特徵。他建議朝廷派海軍速攻武昌，然而當薩鎮冰率領海軍壓境時，他又按照東南名紳趙鳳昌的意思，給薩鎮冰去信，勸他不要使生靈塗炭。12月9日，朝廷諭令，准許人民自由剪髮，當天，鄭孝胥就帶著兒子把辮子剪了。這似乎都說明，他試圖積累信用，伺機“用世”。

但是，這依然是鄭孝胥的一廂情願罷了。就在南北談判時，一張傳單也開始在上海悄然流傳，上面繪聲繪色地說，最近袁世凱派了人攜巨資跑到上海，邀請各報館主任吃飯，運動他們在報紙上反對共和。席間，鄭孝胥最為激烈，他破口大罵革命黨人道：“小孩子們何能成大事！”儘管這個祕聞後來被證明是訛傳，但由此可見鄭孝胥在時人心中的形象。傳單散發後，鄭孝胥開始頻頻受到革命黨人的威脅，有的甚至說道“三日內必殺汝，今日晚間可至門外試之”。如此，出山“調停”之願望自然胎死腹中，鄭孝胥只能避居海藏樓，坐看花開花落。生於末世運偏消，他早已被時代遠遠地甩在身後了。1911年11月14日，鄭孝胥對昔日部下所說的一段話，大概可以作為其心態的註腳：“世界者，有情之質；人類者，有義之物。吾於君國，不能公然為無情無義之舉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為之；吾為人臣，惟有以遺老終耳。”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他都只能當大清的遺民。12月18日，鄭孝胥深夜四點起床，抄寫《伯夷列傳》。其時，窗外風雨大作。

1912年2月12日，身在上海的鄭孝胥發覺天氣驟暖，並已有了早春的氣息。同一天，清廷在紫禁城頒佈退位詔書，歷史就這樣平靜地翻開了新的一頁。鄭孝胥記得自己第一次走進紫禁城，是在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他奉召進京，與聖上對陳國策。乾清宮中，光緒的身形十分瘦弱，說話的聲音似乎還不如鄭孝胥響亮，當鄭孝胥遞上自己的摺子時，摺子還沒有觸到案臺，皇上就已經伸手來接，顯得謙遜異常。在幾天後的一首詩中，鄭孝胥感懷道：“皇帝破資格，不忽一士微。”十年之後，光緒病逝，鄭孝胥做了一篇感情真摯的哀辭，他說，自己承蒙皇帝賜予國士的待遇，卻沒有一絲一毫的報答，真是眼枯心腐！人生世間，知己難得，欲報知遇之恩者，請及時報效——君君臣臣的道義，鄭孝胥從未忘記。儘管，他此時身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正在痛陳專制之弊。

如今，民國建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第一次沒了皇帝，在鄭孝胥眼中，“今之天下，是亂臣賊子而非孔子之天下也”。對於這個把恪守道義看得極重的士子而言，不管他是否還有經世致用之心，他都要如同伯夷叔齊那般不食周粟。他甚至為皇室的不爭氣哀嘆，“聞滿洲皇族所爭者，優待條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1916年10月10日晚，民國第五個國慶日，鄭孝胥約朋友在飯館吃飯，發現百姓休業，街上的學生舉行提燈會，喜氣洋洋，於是不禁罵道，“真醉生夢死之徒也！”數年間，鄭孝胥又回到當初輕世肆志的名士生活，他憑著一手極其出色的書法，鬻字為生，其收入竟然遠遠超過當時的大學教授。可是，他寫詩書字，絕不用民國紀年，鬻書求件，凡有“民國”字樣者，一律置之不應。彼時，有人為“海軍員弁”求書，鄭孝胥說，“海軍員弁皆民國銜，吾安能書？”民國的官更是不當，段祺瑞欲召其入閣主掌交通，鄭孝胥的覆電只寥寥數字，曰：“家有小事，弗克應召。”不應召，還要說是因為家有小事，羞辱之意不言自明。他後來曾對人說，“吾與民國乃敵國也”。

然而，故國何在？這個問題，當他再一次聽到紫禁城的召喚時，已經有了答案。1924年2月，也就是那次激動人心的君臣相見之後半年，試圖振興祖業的溥儀正式將鄭孝胥封為“懋勤殿行走”，並派為掌管內務府大臣。當經世致用的理想和君臣之道再次合二為一，鄭孝胥再一次拾回了當年的激情。在宣統皇帝的回憶中，這個六旬老人說話時，永遠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他給溥儀講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他在給溥儀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他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還有一次，君臣商量康有為賜諡的問題，鄭孝胥說：“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矢志復辟的鄭孝胥，彷彿已經看見故國在向他招手了。“究竟誰是當家？”事與願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回師北京，迫使溥儀取消帝號，搬出紫禁城。年輕的皇帝先後避入醇親王府，德國醫院，日本使館，最後出走天津。對於心比天高的小朝廷來說，如此狼狽的境遇，實在是一種諷刺。鄭孝胥自然明白，單憑他們這些遺老的力量無法成事。他提出，應該引入外國勢力襄助，“大清亡於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必然亡於共管。”只要有國家願意幫其復辟，將來可以給它以特權，讓其開發和經營中國。他和溥儀都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回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宗室覺羅、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日本人是鄭孝胥找來的第一個外援。在他極力攛掇下，1931年11月，溥儀夜色中趕赴白河岸邊的一個碼頭，乘著日本人的汽船，祕密離開天津，奔赴東北，啟動復辟計劃。然而溥儀很快發現，一切和想象的都截然不同。先是1932年初偽滿洲國建立時，日本人許諾給他的“皇上”變成了“執政”，接著，1932年8月18日，鄭孝胥拿著一份與日本人商議好的密約來找他。在這份密約中，日本人提出，偽滿洲國必須出讓大量利益，才能換取他們對稱帝的支援。溥儀一看這個協定，就火了。“這是誰叫你簽訂的？”毫無疑問，一旦他在上面簽字，漢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鄭孝胥說，這是他早就與日本人商量好的。溥儀頓時大怒道：“究竟是誰當家？是你，是我？”鄭孝胥說：“臣不敢。這些協定實在是權宜之計，皇上欲求憑藉，豈能不許以條件？”聽了這話，溥儀也沒有別的選擇，他怒氣衝衝地注視著鄭孝胥帶著簽字後的密約離開。但是，溥儀或許不知道，鄭孝胥此刻內心的掙扎。

1932年9月15日，鄭孝胥作為“滿洲國”的國務總理，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簽訂《日滿議定書》。有簽字儀式現場當事人回憶，他帶著議定書走進舉行簽字儀式的大廳前，在休息室看到，國務總理鄭孝胥的面部在痙攣。武藤致辭表示日本決定承認滿洲國後，鄭孝胥致答辭，但“鄭孝胥總理想快一些致答詞，可是說不出話來，他的嘴蠕動了半天，面部表情極度緊張，顯出一副要哭的神氣。時間5秒、10秒、30秒過去了，可這位總理欲發言而不能出聲，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內心深處一定像波濤起伏，充滿了錯綜複雜的激情”。“我萬分焦急地等待著他的講話快點結束，我開啟議定書暫不填寫日期，希望儘快簽字。然而，當要一份一份地簽字時，鄭總理恢復了平靜。他好像是剛剛抽完羊角風”。鄭孝胥似乎又一次說服了自己。9月末，他告訴法國記者，自己要營建的是一個樂土，行的是“王道”。

“道”是什麼？對這個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許它包括用世，包括禮義，也包括君臣，然而對於民心、大勢，它卻總是太過冷酷，而對於鄭孝胥本人，又實在太過沉重。但是，終其一生，鄭孝胥都沒能將它擺脫，哪怕不得不因此倒行逆施。鄭孝胥沒能看到大清中興的那一天，當他開始按照既定計劃，呼籲其他國家參與“共管”，分享日本人的利益時，其政治生涯也走到了盡頭。1935年5月，再也沒有利用價值的他，被日本人以需要養老為名相逼，被迫自行辭職，並被軟禁在家。1938年，79歲的鄭孝胥暴卒於長春，他被埋葬在瀋陽東郊天柱山下，努爾哈赤陵附近。最終，鄭孝胥只是在大清開國者的墳塋旁，靜悄悄訴說著那未完成的故國遺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