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建國的道路——兼看孫策功過

孫吳建國，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義，感到孫吳霸業之起，在魏、蜀前;稱王稱帝，在魏、蜀後，其建國道路，曲折而又漫長，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隱若現之間，很不明晰。因而鉤稽前人棄捨的資料，細思陳琳為曹操所作《檄吳將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孫吳與江東諸大族的關係，才恍然若有所得。孫氏霸業稽延，癥結蓋在於調整與江東大族關係的需要。

孫策以袁術部曲將的名分南渡，逐漢官而據江東，既是僭越，又是入侵。這決定了江東大族對孫策疑惑、敵視的態度。孫策對江東大族控不同物件分別對待，或誅戮，或羈糜，或依靠，因而出現了孫吳對待江東大族的三種不同型別，構成孫吳在江東發展的三個階段，使孫吳建國呈現為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其核心則是求得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

拙作《暨豔案及相關問題一文，視暨豔案為孫吳政權江東化最後階段的一個要案，並從此涉及孫吳建國的大體過程。本文為該文補充了這一過程的前半段，可以作為該文的上篇來讀。本文與該文同步醞釀，但該文脫稿在前，敘事屬後;本文脫稿在後，敘事屬前，所以可能有交錯重疊、繁簡不當之處，請讀者留意焉。

一、孫策渡江的歷史背景

——袁揚州與劉揚州的對立

初平、興平年間，漢天子在西，王綱解紐，江東處於半隔絕狀態，奉漢正朔而已。江東各郡居職守土者，個別人涉足中原的競逐，如丹陽太守會稽周昕分兵以助曹操，②但是一般而言，他們對中原世局寧取靜觀態度，並不積極參與。其時袁術已據淮泗，有問鼎意。他用吳郡富春孫堅經略中原。孫堅死後，袁術派孫堅妻弟吳景、兄子孫賁攻逐周昕，分署吳景。孫賁為丹陽太守和丹陽都尉，控制長江津渡。袁術企圖通過孫策，使江東成為自己的支撐力量。

吳郡曲阿是孫氏家族的重要據點。孫堅死葬曲阿(後遷葬吳縣)，堅妻吳氏孀居曲阿，堅女適曲阿弘諮，③一在說明曲阿為孫氏利益所繫之地。孫氏據曲阿弘諮，可以接應南北，聯絡富春，而孫堅故將丹陽朱治居吳郡都尉之職治錢塘，為孫氏控制了這一通道的南段。

孫氏為袁術部曲，世所共知。袁術不臣之跡與時俱增，孫氏也成了附逆之臣，江東人對孫策持非議態度，是意料中事。不過孫策在政治上多少還保有一點自主性，並非一切皆以袁術旨意是從;袁術似也不以死黨待孫策，始終不曾授孫策以中原郡土。這就是孫策以後終於回江東尋找機會的一個原因。

①補往考慮到本文和暨豔案之文都落實到論孫吳政權江東化的主旨，所以在本書重訂本中，以文章敘事為序，分別給兩文加上‘“論”和“再論’的副題。

②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初平元年。時丹陽太守治宛陵。

③分見《三國志、•;吳書》之《孫堅傳》。《孫策傳》《諸葛瑾傳》以及《孫皓傳》甘露元年注引《吳錄》。

衰敗的東漢朝廷，於長江一線先後分陳皇室疏宗為州牧，先是劉焉為益州牧，然後是劉表為荊州牧。至是又以劉繇為揚州牧①劉繇東萊名土，他受命出牧揚州，本有代表漢廷制衡袁術之意。揚州治所壽春在袁術手中，劉繇避袁術而渡江東來，吳景、孫賁乘孫策意，迎劉繇置曲阿，劉繇遂得以曲阿為揚州治所而在江東立足。劉繇成為東漢朝廷打入江東的楔子，孫策則藉助劉繇，改善自己在江東的政治形象。混亂世局中的這種特殊關係，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東(江南)兩個揚州，即袁揚州和劉揚州並立的局面。②孫策背靠袁術，又暫時結好劉繇，與兩個揚州都保持聯絡，地位可進可退。他此時尚未顯示東渡之意，也無東渡之力，不觸犯兩個揚州的任何一方。不過兩個揚州的並立畢竟是暫時的現象，在世局瞬息變化的時刻，雙方都難於長久維持。

傳世《後出師表》論及此時江東局勢說：“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徵，使孫策坐大，遂並江東。”這裡雖未提及袁術，但所說正是以兩個揚州並立為背景，責難劉繇苟安江東，對袁術不徵不戰，使孫策得以乘時擴充套件，浸潤於江東的情況。《後出師表》作者是誰，姑置不論。但是諸葛恪謂得見此《表》，裴松之謂《表》出張嚴《默記》，均言之鑿鑿，可據以肯定此《表》至少是三國時人文字，所涉背景以及所述“群疑滿腹，眾難塞胸”，必是三國時人對其時江東世局的一種估量。至於劉繇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東既無治亂安邦長策，又乏強大後盾。他以儒生外鎮，只是漢朝風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種象徵，別無其他作用。《三國志•;吳書•;劉繇傳》陳壽評日：“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壤之時，據萬里之上，非其長也。”《後出師表》謂孫策借劉繇影響而浸潤江東，雖是事實，但把後來孫策吞併江東完全歸責劉繇個人迂闊無能而不究及整個世局，也嫌片面。

漢室疏宗劉焉、劉表，分別出牧益、荊有年。他們都與本土人士建立了較深的聯絡，也多少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做了不少事情。同為漢室疏宗的劉繇出牧很晚，與江東無深層關係。他依以立足江東的孫氏也不是真正的本上強宗。所以他萍漂藻寄，浮水無根，雖然也有自存之謀，畢竟勢危易蕩，比益、荊二牧還是不如。

①《三國志•;吳書•;劉繇傳》及《太史慈傳》。《後漢書•;劉寵傳》謂繇為寵兄子，“興平中，繇為揚州牧”。

②袁術自己未嘗用揚州牧名義，而以故吏惠衡為揚刺，但時人仍以袁揚州稱袁術，如《孫策傳》注引《吳歷》孫策謂“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是。

孫堅早年離開江東，於擾壤之際征戰南北，雖曾受袁術指麾排程，而於漢室多功少意，於江東大族亦不聞有大嫌隙。①孫策用孫堅餘兵攻廬江太守吳郡陸康，陸氏宗族隨在廬江的百餘人中，死者將半，陸康本人亦旋死。這是震動江東的大事，不能不加劇江東大族對孫策的疑懼和戒備，也引起劉繇的反目。江東表面平靜的氣氛被破壞了，兩個揚州並存局面不能繼續維待。劉繇迫逐吳景、孫賁至於江北歷陽，獨攬丹陽全郡及吳郡北境，並屯兵江清以防袁術、孫策南侵。《三國志•;吳書•;朱治傳》說：孫策“為袁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並，遂構嫌隙”。《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記載孫策後來向太史慈解釋此事說：“劉牧往責吾為袁術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並申述其時不得不爾的原因。這表現出孫策心虧理短，欲蓋彌彰。總之孫策攻廬江事使他居於與江東大族也與劉繇公開為敵的地位，對孫策以後在江東的發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

①《三國志•;吳書•;孫堅傳》注引《吳錄》調堅為長沙太守時出於鄉誼，曾越境入豫章救助廬江太守陸康從子宜春長某，於陸氏尚有恩德。

富春孫氏本屬“孤微發跡”，①無強大的鄉土勢力可言。《孫堅傳》注引《吳書》謂“世仕吳”，這是韋昭在吳而為吳修史，不得不有的虛美不實之辭。《宋書•;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覽》卷五五九引《幽冥錄》，皆謂孫堅之祖孫鍾與母分居，遭歲荒，種瓜為業。這證明陳壽所謂”孤微發跡“不誣。孫氏門寒，家世不詳;孫鍾與孫堅關係，除上述祖孫之說外，六朝還有父子之說。劉敬叔《異苑》載孫鍾為孫堅之父。《水經•;漸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孫權父家”。楊守敬《水經注流》謂權字為堅字之誤，因為若是孫權父家，當徑稱為孫堅家，不必累贅為言。楊守敬之說實際上是贊同《異苑》，謂亭山之冢即孫鍾冢，②同時我們知道，孫堅先葬曲阿，後遷葬吳，墳塋並不在富春。《宋書•;禮志》三謂孫權稱帝，不立七廟，但有孫堅一廟在長沙臨湘，又有孫策一廟在建鄴，這與東晉末年桓玄篡晉立楚，唯立桓溫神主於建康，廟祭不及於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隱情之事，③頗為相似。孫氏家族在江東無地位可言，本難見容於江東大族，加上孫策屠戮陸氏子弟，江東大族對孫氏增加了仇視之心，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①《三國志•;吳書•;孫堅傳》陳壽評。

②《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三(下)對孫鍾、孫堅輩分問題疑莫能明，所以含糊其詞，說孫鍾其人，“吳先主權即其裔也”。

③參拙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版)”恆溫先世的隱情”一節。

孫策在兩個揚州對立的背景下銜袁術之命渡江，無根無抵的劉繇一觸即潰。這在軍事方面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只是孫策攻擊劉繇，意味著正式向江東的東漢統治挑戰，也意味著正式向江東大族挑戰，這決定渡江一事的基本性質，對於孫氏以後在江東的活動。有巨大的影響。

孫策渡江準備，已知有下述一些情況。《孫策傳》注引《吳歷》，孫策在江都，諮張紘以世務，曰“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于丹陽(按策勇吳景為丹陽太守，事在醫策攻廬江以前)，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按此指據吳會而溯江上擊荊州黃祖，以報黃祖軍士射殺孫堅的家仇)，為朝廷外藩”，云云。①

同傳往引《江表傳》孫策說袁術日：“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按吳景時已被劉繇驅逐，退駐歷陽)討橫江(按指劉繇所遣戍守江渚之兵)，橫江拔，因投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云云。①

孫策渡江欲為“朝廷外藩”，“匡濟漢室”，都是託辭。張紘為孫策籌劃東渡事，就說過事若得成，“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籓而已哉？”孫策後來鼎足於江外，也已在張紘的籌劃之中。問題在於，孫策必須就袁術乞得孫堅“餘兵”，始得規劃渡江，而這支餘兵，江東人視為外來異物，力加排斥，增加了孫策立足江東的困難，這是孫策和張紘所不曾預料到的問題。

孫堅之眾，最初是嘉平元年(172)在江東召募的，經過二十年的異地征戰，江東舊人當所剩無幾。所以孫策從袁術索得的孫堅餘兵，主要應是後來陸續召募補充的淮泗兵。領兵諸將除孫氏戚屬吳景、徐根、孫賁等數人外，亦當多為江西人。孫策率領這一支淮泗兵渡江後，本有“收合離散”和“投本土召募”的計劃。但從以後作戰事實來看，除確已收合劉繇潰散之軍以外，本土召募則只見有孫策從父孫靜率富春鄉曲宗族五六百人蔘加過會稽戰鬥，見《孫靜傳》。據《孫瑜傳》，稍後孫靜之子孫瑜始領兵眾之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由此可知，孫策部曲的主力仍是淮泗之眾，即令是新投入的江東鄉曲，也只有融溶於淮泗力量之中，無從保持江東色彩以制約淮泗之眾。孫瑜之兄孫蒿甚至在建安五年孫策死後還擬奪取會稽，以與孫權爭奪繼承權，可見孫氏家族內部並不具備足夠的凝聚力。至於孫策在江東作戰時所收合的江東離散，數目雖然可觀，如《三國志•;吳書•;虞翻傳》翻說孫策“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但這種軍隊不可能構成孫策之師的主力，不能決定孫策之師的基本性質。更值得注意的是，孫策回到本土召募，並不見江東大族特別是吳郡大族擁眾支援孫策。鄉土大族中有為孫策會稽郡縣掾屬者，他們多是原來已仕於王朗郡縣而為孫策所留用的人。

①孫吳早期歷史大事，其年月缺乏史官記注為據，往往有歧異。大事如孫堅死年及孫策渡江之年，都有不同說法，其他事件因無準確的參照年月而不甚明晰。《三國志》裴注、《通鑑•;考異》以及其他考證、校勘，雖然於此多所斟酌，也只能做到大體推斷，難了滿足各種異說。所以本文上述孫策渡江前諸事，只是儘可能按順序言之，大抵都是興平間三數年事，而具體年月未敢逐一標明。

孫策率領過江的軍隊，以淮泗人為主體，又得不到江東人的支援，這使孫策之師完全不具備返回鄉樣為父老所歡迎的形象，而儼然是一支浩浩蕩蕩的袁術入侵之師，是外來的征服者。舊史記事，確實作如是說，雖然紀年頗為紛紜。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初平四年：“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後漢紀》初平四年：“是歲袁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於曲阿，繇軍敗績，孫策遂據山(江)東。”

《後漢書•;劉寵傳》：“興平中〔寵從子)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袁術造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谷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許靖寄寓會稽，“依王朗，又避袁術之難，遠走交州，輾轉至蜀”。他致書曹操，說在會稽時“正禮(劉繇)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王朗)失據”。

以上記事，其年份歧異問題，《通鑑•;考異》興平二年條及《三國志•;吳書•;孫策傳

》盧弼《集解》均有說，無庸贅敘。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資料都說孫策渡江是袁術所遣，孫策是袁術將，視孫策略地江東為袁術之難。其中的《後漢書•;獻帝紀》當是據史官所記，以劉繇為敘事主體，以明東漢法統所在;指名孫策為袁術之將而不具銜，以示非正。《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許靖之語是親歷其境的名士的敘述，把孫策之師徑稱為“術兵”。官私記載，自漢末至南朝，對於孫策渡江之事，定性如此一致，都說是袁術入侵。所以流寓江東的北士，凡門望高者幾無一個情願留在江東。除前引輾轉至蜀的許靖外，桓曄、袁忠①都在孫策兵到之前泛海而南，他們寧願冒死遠走，也不願留在江東屈從逆臣袁術。

江東大族面對袁術入侵之師，懷著對孫策的家仇舊恨，深感自身危殆。他們絕不會率自己的家族鄉曲去支援孫策，也不能貿然離棄家園。他們或者靜觀待變，或者聚眾自保。孫策在江東遇到的，幾乎到處都是敵意。

①分見《後漢書•;桓曄傳》及注引《東觀記》、《後漢書•;袁闊傳》附《袁忠傳》及注引謝承帕漢書》。植曄即桓嚴、桓嚴、桓礦，事見本傳及往以及《世說人名遭》、《水經•;漸江水注》《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載朱有答淄陽興之間，提到植文道太守陳業尺讀之爭，桓文指桓文林，即桓曄。

孫策佔領了丹陽、吳、會稽三郡，消滅東漢江東政權的軍事抵抗，並進一步與外敵爭衡於戰場，都不是難事。但是要使江東本土勢力放棄反抗，靠攏孫策，視孫策為一體，卻要困難得多，這使孫策深感憂慮，處境艱難。

二孫策誅戮英豪問題

孫策在江東，面對的反抗勢力不止一種，反抗方式也不盡相同。《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記孫策臨死時的江東局勢說：“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史臣意在概述孫權初統事時江東局勢艱險之狀的三個方面，即

一、“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指“山寇”據守深險之地抗拒孫氏，這個問題在吳史中最為突出，延續時間甚久。山寇主要屬於江東鄉土勢力中的中下層次，可能包括山越民族，所以有時以山越為稱，往往以強宗驍帥為其魁首，堅持與孫吳為敵，但主動進攻力量並不甚強。這是孫吳主要的軍事對手。

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東社會層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包括所謂東漢舊德名臣，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對孫氏入侵江東。他們與出沒於深險之地的山寇互通聲息，社會影響很大。這是孫策在江東主要的政治對手，孫策對之殺戮立威，無所寬貸。孫策沫戮江東英豪問題就是指此。

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流寓江東的北土，有些不願與袁術部曲將孫策合作，已經離去;尚存的流寓之士，與來自淮泗的孫策本可以協調一致，而孫策也急需他們為自己的助力，所以樂於親近他們，但是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能否長期立足，所以意存觀望，不肯表明對孫氏的態度，不願委質定分。

以上三個方面。山寇問題史家關注者多，大概都以山越視之，時有論述，本文從略。關於誅戮英豪問題和賓客動向問題，本文此節和下節將分別申述。

孫策誅戮英豪之事《三國志•;吳書》有籠統記載，語焉不詳。《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曰：“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吳主權傳》太元二年注引《傅子》：孫策“轉鬥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鄰國主要指中原，其時江東士大夫與中原名士個人之間多有交往，政界自然也是資訊相通。《三國志•;魏書•;郭嘉傳》曰：“策新並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鄰國傳聞，頗知孫策所誅者都是深具社會影響的人士。我們知道韋昭《吳書》成書之時孫吳政權與江東名豪大族早已合流，因而書中對於孫策誅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諱忌，輕描淡寫，著墨甚少，所以陳壽《三國志•;吳書》也未大書。裴注為陳志拾遺補闕，始增益了有關問題的資料。

《傅子》所載孫策誅戮名豪，“威行鄰國”，除《郭嘉傳》有所照應以外，《文選》卷四四陳琳為曹操所作《檄吳將校部曲文》①是重要印證。

①《檄》文陳琳所作，以尚書令荀彧名義釋出，不具年月日，因此產生了一些疑點。按荀彧建安初守尚書令，但久未預南征孫權之役。十七年曹操徵孫權，荀彧參丞擁軍出征，以疾留壽春，薨。根據情理，《檄》以此年釋出為是，但《檄》中卻有十七年以後之事。前人有調尚書令荀彧為訛，疑《檄》作於二十一年曹操徵孫權之時。《文選》李善注引《魏書》首取此說。今按陳琳有《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夥，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見《藝文類聚》卷七九。據此知陳琳二十一年確有隨軍徵代之行，不過軍次“荊野”’‘漢川”，故爾有神女之遣思。此地不在曹操進軍之譙——居巢——濡須路線。或是偏師策應而已。因此這又不是陳琳草議和釋出《檄吳將校部曲文》的合適時機和場合。《三國志•;魏書•;王桀傳》謂陳琳與徐斡、應標、劉幀輩皆死於建安二十二年之疾疫，此年為作《檄》之下限。《檄》文可疑之點現雖無法一一決斷，但其基本內容卻從來無人懷疑，是可信的。

陳琳《檄》文以大量篇幅盛讚曹操武功，謂北方抵定，行將揮戈南向，直指吳會;除孫權外，凡“枝附葉從”，皆所寬育;江東舊族及吳將校，翻然來歸者必有顯祿。這些都是該《檄》文應有之義，無須深究。值得留意之處，是曹操譴責孫權“殘仁賊義”的事實。關於“殘仁”，只有“孫輔，兄也，而權殺之”一例，顯系襯托，無關巨集旨。關於“賊義”，即誅戮英豪，《檄》文大加渲染，把孫策、孫權的事寫在一起，不加區別。所舉殘害周、盛門戶，是孫氏誅戮州郡英豪最重要的事例，而且主要是孫策所為。周、盛以外，受打擊的吳會門戶，《檄》文也有所反映，不過並非列舉不漏。

孫氏誅戮英豪，震動江東，也在鄰國激起忿怒，才成為曹操“弔民伐罪”的重要口實。這裡哀集以孫策時為主而兼及孫權早年，以周、盛門戶為主而兼及其他家族的所謂誅戮英豪諸事，排比如下，並略加考證。

許貢許貢，漢末吳郡都尉，與北方名士許靖有舊，靖過江，先投許貢。①孫策東渡，許貢已遷吳郡太守，所遺都尉一職由孫堅舊將丹陽朱治繼任，設治於錢唐。《續漢書•;郡國志》吳郡烏程條注引《吳興記》：“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縣。”可知此年許貢已在太守之任。許貢是不信任孫策的。孫策過江，許貢曾上表漢廷，謂策驍雄，請召還京師以貴寵之，無令放外為患。表未得達。朱治策應孫策，由錢唐夾攻許貢，敗之於由拳，遂自領吳郡太守，許貢南投山寇嚴白虎，事見《朱治傳》。大約在孫策平定嚴白虎後，許貢被迫出降。孫策候吏曾截獲許貢前此所上漢廷之表，以之責貢，殺之，見《孫策傳》。許貢“小子及客亡匿江邊”，建安五年，孫策終於被他們擊傷致死。許貢郡望無考，或出句容許氏，家在故里，故家人得匿江邊以俟孫策出人而殺之。許貢之死沒有引起江東軒然大波，大概由於許氏以東漢朝廷命官自守，與吳會大族不甚相得，而其門第位望又不夠高之故。影響最大的事例，是下述周盛門戶。

①參《三國志•;蜀書•;許靖傳》。

盛憲，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事蹟見《孫韶傳》往引《會稽典錄》及《孫策傳》注引《吳錄》。

盛憲與北方的孔融相善，孔融調盛憲“有天下大名”，“實丈夫之雄，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許貢領吳郡，盛憲不見容，奔匿得免。“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郝經《續後漢書•;盛憲傳》推定孫策“不及害憲而卒”。

孫權統事，幽執盛憲，“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建安九年孔融與曹操書，①請以制命發使徵盛憲。制命未至，憲為孫權所害。孫氏害盛憲，反響甚大。《檄》謂“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又謂“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檄》文責孫權，最重事例即此。周、盛遺類“湮沒林莽”，按當時情勢度之，可能是投奔山寇，被山寇保護起來，與許貢被迫投靠“山賊”嚴白虎一樣。盛憲事還株連門生故吏。《孫韶傳》：“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如覽、戴員亡匿山中”，也是指投靠夠山寇。

①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載孔融與曹操書，提到“五十之年忽焉已過，公為始滿，融又過二”以孔、曹二人生卒年核之，書作於建安九年。又，《太平御覽》卷四九引《會稽典錄》，謂盛憲為臺郎時逢一童子，年十餘歲，是孔融，則盛憲年長於孔融。所以融書有“海內知識零落殆盡，唯會稽盛孝章尚存”之語，盛憲被逼、逃亡、幽執、見害，對手依次為許貢、孫策、孫權，前後歷十年之久。

②此謂孫權吳郡人，於俗當尊吳郡太守為君。《三國志•;魏書•;楊阜傳》阜語姜敘自責，有“君亡不能死”之言;楊阜讓封，亦云“君亡無死節之效”，均謂阜為州吏，未能死刺史之難。又，《晉書•;陶侃傳》陶侃尊廬江太守張夔為君，尊夔妻為小君。廬江為陶侃本郡，陶侃為廬江主簿。其時吏民與州將、郡將有君臣名分。

周昕、周昂、周喁會稽周氏兄弟三人，於初平年間關東兵起之時，均為將守在外，其事蹟見於《三

國志•;吳書》者，有《孫堅傳》注引《吳錄》及《會稽典錄》，《孫靜傳》及注引《會稽典錄》《獻帝春秋》，《孫賁傳》，《吳夫人傳》見於《三國志•;魏書》者，有《太祖紀》，《公孫瓚傳》及注引《典略》。見於《後漢書》者，有《公孫瓚傳》，《袁術傳》。匯而觀之，三人行事大抵如下。小有牴牾者則擇善而從。

周昕，丹陽太守，前後遣兵助曹操征戰。袁術在淮南，周昕絕不與通。袁術道吳景攻丹陽，逐周昕，周昕散兵回鄉裡。周昂，九江太守，袁術遣孫賁攻周昂於陰陵，周昂弟周喁往助。周昂兵敗，亦還鄉里，為吳郡太守許貢所殺。周喁，先從曹操征戰，後為袁紹將，奉袁紹命攻孫堅之軍於魯陽，遂居孫堅之位為豫州刺史。①周氏兄弟三人均居顯位，處境不利時又多奔返鄉里會稽，其家族在鄉里地位可得而知。三人事蹟中，有周喁攻孫堅於魯陽、吳景攻周聽於丹陽、孫賁攻周昂於陰陵等事，可見會稽周氏兄弟與孫氏父子的敵對關係早已形成，根深抵固。孫策過江後攻會稽郡時，周昕家居，猶領兵眾助太守王朗抗拒孫策，為孫策軍所擊斬。可以說，周氏兄弟是這一階段江東大族反對孫氏最有實力的代表人物。

①為袁紹將而攻孫堅於魯陽之人，史籍記載歧異。有作周昕，有作周昂，有作周喁。清人考證，亦紛紜其說，備見《三國志》公孫瓚傳、孫堅傳之盧弼〈集解〉。此處從周喁說。

陳琳《檄》文曰：“……周泰明當世俊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周泰明，《選》學注家未詳其名，當即周昕。《孫靜傳》往引《會稽典錄》：“昕字大明。”大明即太明、泰明。昕、昂、喁兄弟之名均從日，字或以明為輩，名與字相葉。《孫堅傳》注引《吳錄》，喁字仁明，可以為證。孫氏摧殘周氏，與摧殘盛氏一樣慘酷。左思《吳部賦》炫耀江東人物之盛，吳、會並重，卻未提及舍稽周、盛二族，此後典籍亦罕見會稽周、盛家族人物事蹟，①可見晉時二族已經衰頹，不為世重了。②

①《三國志•;吳書•;孫休傳》孫權第六子孫休，。隨郎中盛衝受學。按孫休曾居會稽，此盛衝或系會稽盛氏孑遺。又，據《宋書•;自序》，盛憲與吳興沈氏為姻家

②這裡有一個問題，難以確切解釋。《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往引《會稽典錄》會稽郡門下書往山陰朱育向太守酒陽興陳述當年虞翻答王朝關於會稽人物之間，列述會稽古今人物，及於未精，但無盛、周。朱育又向濮陽興補充陳述了一些會稽後出人物，亦無盛、周。據我推測，虞翻答王朗問，在孫策誅戮英豪之前，照理說不應漏列盛、周，故疑為後人刪削。但朱育陳述則為孫權時事，盛、周家族已被摧殘，故朱育避忌，略而不言。是否如此，有待新證。

王晟及其他《孫策傳》注引《吳錄》：“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回：‘展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採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廠乃舍之，餘威族誅。”按嘉興漢末稱由拳，烏程、由拳皆屬吳，與孫氏同郡。王晟是卸職在籍官員，與孫氏為世誼，孫策父執。他亦與鄒他、錢銅一樣疾恨孫氏，聚眾抗拒。孫策對他們處置慘酷，不亞盛、周。

與大族英豪抗拒孫策相應，江東名士縱橫議論，從而成為屠殺藉口之事，也時有發生。據《孫策傳》注引吳錄》，吳郡高岱善《左傳》，廣交遊，曾為本郡太守盛憲上計，舉孝廉。許貢與盛憲宿怨，貢領吳郡，岱將憲避難，奔走求救。孫策統會稽，高岱隱於餘姚，策命岱出，交談中以為岱輕己，囚之。岱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清，數裡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江東英豪名士本為一體，往往以接姻、交友聯絡。高岱所友八人，其中有吳四姓之張允，其人即名主張溫之父，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還有吳興大姓沈緡。吳興沈氏又與盛憲為姻家，沈瑜、沈儀為盛憲外孫。①沈儀又與吳四姓之陸績為友，②績父陸康漢末官廬江太守時為孫策所破，績及陸氏宗族在廬江者，死亡甚眾，而陸績反對孫氏言論甚顯，事詳下文。可見江東英豪名土與孫策之間關係錯綜複雜，仇隙甚多，孫策鋤誅異己，以立威名，江東一時為之震懾。

①②《宋書》、OO《自序》。

孫策死，孫權為政較為收斂，對江東大族以籠絡為主要手段，但鎮壓之事亦有所聞。原來為孫策所迫而未及誅戮的盛憲，後來死於孫權之手。《吳主權傳》建安九年(204)注引《吳錄》，吳興土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於朝會時有所是非，受法責後直指孫權有“無君之心”。孫權度其不為己用，遂殺之。沈友並無武力反抗或其他激烈行動，主要是名士受清議之風激盪，心存漢統，名節為重，對霸業的追求者樑騖不馴。這種現象中原為多，吳蜀亦有。不過孫權時舉賢任能是施政要務，與大族名士的對立雖不能完全消除，畢竟比孫策時緩和多了。以後再出現類似事件，表現形式與內涵都有所不同。發生在黃武三年(224)的張溫、暨豔案是最重大的一宗，已另文探討。

《孫策傳》載建安五年孫策死前，呼弟孫權佩以印級，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策當著張昭等人所說的這一席話，既是對孫氏兄弟能力長短的估量，更是面對江東艱難世局對繼承者孫權的政治囑託。孫策希望孫權不要再像他自己那樣只是專注於武力的征服，繼續與江東大族為仇;而是要留意於舉賢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爭取那些“以安危去就為意”的淮泗賓客的歸心，並與他們一起去爭取江東大族。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改變孫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擺脫孤立地位，以求在江東長久存在和發展。孫權統事，基本上遵循孫策的遺囑，一步步探索改變軌轍的辦法，首先是求賢接士。陸機《辨亡論》說：“夫吳，桓王(孫策)基之以武，太祖(孫權)成之以德。……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土盡盛德之容，親仁酷丹府之愛。”陸機在歌功頌德中透露的事實，我想是近真的。這也是本文下節所要探討的主旨。值得留意的是，歌頌孫策、孫權的吳郡陸機，正是當年被孫策攻迫至死的陸康的族人。陸機之祖陸遜，曾隨從祖陸康在廬江任所，逃還吳後為陸康之子陸績“綱紀門戶”。陸績懷恨孫吳，終於以譏刺當局而徙官鬱林，死於徙所，而陸遜則靠攏孫權，漸至顯位。處在分化狀態的江東大族，大部分人物對孫吳政權逐漸由反對、觀望轉為合作，這是一個總的趨勢。

三賓客去留對孫氏統治的影響

前引《吳主權傳》史臣所述孫策死時世局艱險之狀，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一條。“賓旅寄寓之士”，《吳書》中又簡稱為“賓客”。①為什麼賓客去就會成為孫權憂心的重大問題呢？

①《三國志•;吳書》中這一階段常見的“賓客”，多與“賓旅寄寓之上”同義，而與東漢以來作為依附戶的“賓”和“賓客”不同。不過我推測，如果賓旅寄寓之士長久不能獲得較好的生活和較高的地位，也有沉淪為依附戶的可能。

孫權欲植根江東，必須有江東大族支援;江東大族既然以外來入侵勢力視孫氏兄弟，力圖反抗，孫氏兄弟就不能不另尋支撐以對付江東大族。這個道理淺顯易明，何況其時荊州、巢湖地區時有軍情，孫氏的淮泗軍事集團不能久處孤立無援狀態。孫氏的助力，首應來自本該屬於孫氏淮泗集團後備力量的賓旅寄寓之士。然而賓旅寄寓之士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是否能站穩腳跟，所以疑慮重重，趑趄觀望，不肯對孫氏委質定分。孫氏當務之急，是盡力延攬招合賓客以提高自己在江東的影響，對付江東大族與山寇相聯而形成的巨大壓力。

蓄養賓客這一古老的社會現象，此時在江東具有新的意義。江東寄寓的賓客，原多聚集在劉繇、王朝、華歆等北方名士為江東牧、守者的周圍。《後漢書•;劉寵傳》附《劉繇傳》：“繇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注引《華嶠譜敘》，華歆在豫章太守之任，“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王朗在會稽，北方名士許靖、桓曄、袁忠等均投之，已見前引。王朗身為羈虜以後，流移窮困，仍舊‘“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事見《三國志•;魏書•;王朗傳》。後來劉繇奔死豫章，王朗、華歆先後北歸，其賓客從歸者固有人在，留在江東者估計尚多。華歆北歸，本傳謂“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其中必多避地江東的“四方賢士大夫”，他們在華歆等人離去後只得星散於江東各地，依附於江東大族和淮泗將領，以觀察孫權的動向，等待孫氏在江東陣腳立定後，再取進止。

孫策初來之時，幕府謨之士寥寥無幾，〈孫策傳》所列彭城張昭和廣陵張紘、秦鬆、陳瑞等四人中，“秦鬆、陳瑞各早卒”。①而賓旅寄寓之士對孫策觀望，若即若離。他們雖不得不就食於孫策諸將，但並不急於向孫策脩敬，更不急於進入孫策幕府。《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孫策傳》注引《江表傳》，道士于吉往來吳會，“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于吉〕起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孫策令收于吉，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得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賓客拜于吉，或者可以用宗教原因來解釋;委孫策於不顧則說明諸將賓客對孫策權威的不尊重。

建安之初，北方漸趨穩定，曹操曾有招賢之舉，對江東賓客動向有很大影響。《後漢書•;彌衡傳》：“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這正是在孫策平輯江東之時。其時江東不臣孫策的北士脫離孫氏羈絆，北歸鄉里以就曹操者，當不在少數，形成極不利於孫策的政治風潮。《三國志•;魏書•;徐奕傳》奕，東莞人，“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拜為椽屬”。《魏書•;王朗傳》注引《漢晉春秋》：王朗兵敗，沉淪江東，“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建安三年終得孫策允許。還抵許都②又，《三國志•;魏書•;徐宣傳》宣，“廣陵海西人，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併為綱紀”。《三國志•;魏書•;陳矯傳》：矯，“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徐宣、陳矯二人，後來都被曹操闢為司空椽屬。

①《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孫權謂“子布、文表(按即張昭、秦鬆)俱言宜遣使修檄”以迎曹操，《周瑜傳》亦言及“子布、文表”則秦鬆死在赤壁戰後。陳端似死在孫策時，因為《陸績傳》說到“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鬆為上賓”，而不及陳瑞。

②關於建安初年曹操求賢，士大夫四方雲集之事，參著萬繩南《解開千年之謎(短歌行——對酒當歌)》一文，載《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紀念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看來，江東的賓旅寄寓之士不樂為孫策所用者，孫策亦不輕易縱歸，所以孫權統事之初賓旅寄寓之士的疑惑情緒，就成為世局艱難的一個重要方面。不過孫策以““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期待孫權，孫權也力求緩解與賓旅寄寓之士之間的緊張關係，團聚他們以鞏固在江東的統治。這樣，在孫策時蟄居不出的許多賓客也歸心孫權。張昭、周瑜在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張昭本人，就是賓旅寄寓之士。《張昭傳》昭，彭城人，“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主，昭皆(何祚校改作偕)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孫策死，張昭受顧命輔孫權。廬江周瑜，本為孫策故舊。《建康實錄》卷一孫權統事之初，周瑜為中護軍，“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為禮尚簡，①惟瑜獨盡敬而執臣節”。陸機《辨亡論》論及這一段歷史曰：“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土矣。”

張昭、周瑜共挽危局的這個階段，太妃吳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原來，孫策在彌留之際，慮主幼邦危，有許張昭自取霸業之託，並進一步說到：“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這當然是極而言之，本意不是說贊成西歸，而是說力求立足江東，勿歸淮上。②

①這仍然是《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載孫策請將賓客委孫策於不顧，而迎拜于吉的那種情況。

②按趙一清《三國志注補》，於〈孫策傳》策死前囑張昭“公等善相吾弟”，並謂孫權決機兩陣，“卿不如我”之下曰：“此文全用《吳錄》，‘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云云。趙氏當是親見張勃佚文，所以言之鑿鑿，但此使文究出何書，迄未查到。我意“北渡”與“西歸”同義，“慎勿北渡”與“緩步西歸”，都是孫策籌謀立足江東而出現的反覆思慮，相反而又相成。孫策激勵孫權非守住江東不可又擔心江東終不可守，故有是語。他認為決定因素是廣招賓客，舉賢任能，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西歸的結局。

“助治軍國”並主張“優禮賢土”①的吳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②，問張昭及董襲等人”江東可保安不”③可見她在籌思軍國大事時首先是以確保江東為慮的。諸臣論事，吳夫人常折衝其間。《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建安七年曹操責孫權質子，諸臣猶豫不能決，孫權”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吳夫人是周瑜而非張昭之議，於是不遣質子。張昭、周瑜在對外措置方面雖然有所異同，但在吳夫人蔘贊之下，廣泛團聚賓客豪俊，共持危局，江東始得改觀，這一點他們二人是一致的。《張昭傳》注引《吳書》謂孫策死，”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按侯字疑衍)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前引《辨亡論》謂孫策和孫權治道不同，一武一文，其主要內容就是指孫權重視求賢和接士。

孫權統事以後陸續出仕的北士，對孫吳統治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如魯肅、諸葛瑾、嚴峻、步鷲等，孫策渡江時已經來到江東，但是都與孫策保持距離，不為孫策所用。以魯肅為例，魯肅本與周瑜友善，二人同時渡江，但是魯肅並不親附孫策，欲從曲阿北歸巢湖以就鄭寶，以周瑜力勸而止。連那些本已出仕揚州牧劉繇於曲阿的孫邵、是儀、藤胤等人，孫策渡江以後均寂爾無聞。以上這許多人，都是孫權統事後，始陸續人幕府的。

①《三閻志•;吳書•;妃嬪•;吳夫人傳》及往引《會稽典錄》。

②《三國志•;吳書•;張給傳》往引《吳書》。

③《三同志•;吳書•;董襲傳》。

孫權統事後的一段時間內，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江東大族和孫氏諸將，多樂意收恤賓客以成名譽。賓客在江東，處境是困難的。他們之中層次較高的士人，雖然有出處問題須要考慮，但是作為寄寓的賓客，一般說來首先希望託身有所，衣食無虞。《三國志•;吳書•;全琮傳》，琮，吳郡錢唐人，父柔，以會稽東部尉降孫策。“中州土人避難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養。遂顯名遠近”。全琮生卒年在198--249年，①其賙濟北士自然是孫權時事。②又《駱統傳》，統，會稽烏傷人，父俊，陳相，為袁術所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睏乏，……統(謂姊)曰：‘上大夫糟糠不足，我何以獨飽？’姊…乃自以私粟與統，遂使分施，由是顯名。”駱統生卒，據其本傳當在193-228年，其分施賓客亦為孫權時事。又《陸瑁傳》：“陳國陳融、陳留淮陽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顧邵傳》：“自州郡庶幾，或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朱治傳》注引《吳書》：丹陽朱治之子朱才以父任出仕，領兵有功，猶鄉議嘖嘖，乃“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名聲始聞於遠近”。從駱統及顧邵二傳文字看來，被施及的賓客有的是鄉里落魄子弟，但絕大部分當是北士，時間都是在孫權統事後的一段時間裡。

賓旅寄寓之士影響輿論至深，是穩定江東的重要因素。張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孫吳權力結構，具有吸引賓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納他們的能力。賓旅之士歸心，淮泗將領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孫吳的統治基礎明顯擴大了，立足點也大為穩固。這樣，孫吳政權就能夠在正常的軍務、政務之中更多地吸收江東士人蔘與，逐漸增加江東土人在政權中和在軍隊中的比重，逐漸消除江東人和江西人之間的隔閡，為孫吳政權的江東本土化，為孫吳政治軌轍進一步的轉折，創造必要的條件。

①卒年據本傳。《建康實錄〉卷二謂年五十二，據以推出生年。

②《三國志•;吳書•;全琮傳》謂琮父柔使琮賁米數千槲到吳市易，綜至皆散用，還報柔曰“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使賑贍”云云。這些士大夫主要當指流寓吳郡的北士。

四孫權與會稽虞魏、吳郡顧陸諸大族的關係

孫氏誅戮吳會英豪的風波過去以後，孫權急於吸收賓旅之士以壯大自己，保全江東。同時他還要考慮如何採取措施，逐步消除吳會大族的顧慮，取得他們的支援，以圖維持久遠。建安中，孫權群吏已有不少參用江東人士。《三國志•;吳書•;步鷲傳》載領川周昭論孫權用人曰：“昔丁諝出於孤家，吾家由於牧豎，豫章(按指顧邵)揚其善，以並陸、全(按指陸遜、全琮)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這是說居位的大族人物敢於從江東下層拔推人才，而孤寒士人亦借大族之援而得以出仕孫權幕府。武職之中，也出現了一批江東的高層人物。孫權還留意聯姻大族，闢大族為郡掾以行郡事，這些都是調整關係中很起作用的因素。

不過，江東大族真心轉向孫權，畢竟需要一個過程。一般說來，在建安中這個階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絕出仕，又保持某種距離;孫權對他們則是既使用，又防制。孫權與其時大族代表人物會稽虞、魏和吳郡顧、陸之間，就是這種關係。

陳琳為曹操作《檄吳將校部曲文》，很重視會稽虞、魏，在譴責孫權誅戮周、盛門戶之後，轉向虞、魏說話，爭取他們反吳迎曹。大概由於北國傳聞虞、魏狀況並不準確，而虞、魏人物的某些不幸遭遇此時又還沒有發生，所以《檄》中慶幸虞、魏子弟尚在，要求他們報漢德以抗孫吳，而沒有以挑撥之言責備孫氏。其實，虞魏大族代表人物，在此階段中是一時見用，終於被譴;見用不至於為股肱腹心，見譴也不至於公開殺戮。虞翻、魏騰都是顯例。茲以陳琳《檄》中提及的人物為線索，考辨虞、魏諸族有關事蹟如後。

虞氏《檄》曰：“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文繡之名，《文選》注家末詳;《義門讀書記》卷二八判為虞歆，即虞翻之父，是。《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翻上奏孫權，有“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之語。《北堂書鈔》卷一O二“文肅不虛”，注引《會稽典錄》，謂“虞欲字文肅”。左思《吳都賦》“虞、魏之昆”，李善注：“虞虞文秀。”據上舉，虞歆之字，有文繡、文秀、文肅三種說法，或音近，或形似，可以通假。秀字為光武帝諱，《說文》不書，《玉篇》始錄。作為漢人虞歆之字，文秀可以排除。但文繡、文肅，則不知以何為正。

虞歆子虞翻，字仲翔，先仕王朗為郡功曹，後降孫策，仍為郡功曹，策待以交友之禮。他仕孫策盡心力，家族未受孫策摧殘，直到陳琳作《檄》時猶未罹禍難。所以《檄》有“聞魏周榮(詳下)、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之語。《虞翻傳》孫策曾以“為吾蕭何守會稽”許虞翻。《虞翻傳》注引《吳書》，孫策死，從兄孫暠與孫權爭奪繼承權，“整帥吏士，欲取會稽”;又引《會稽典錄》虞翻說孫暠曰：“討逆明府①不競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②翻已與一郡吏土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虞翻曾為孫權立功於關鍵時刻，當是孫權沒齒不忘之事。孫氏兄弟之視虞氏，自然與視周、盛截然不同。

①孫策正式官銜為討逆將軍，會稽太守，故稱討逆明府。

②孝廉指孫權。《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治為吳郡太守，察孫權孝廉。

但虞氏會稽首望，五世傳《易》，宗族強大，為世所重。虞翻本人貴胄公子，能文習武，秉性“狂直”，①傲上不羈，孫權不可能期望他長久與自己相得。所以建安以來，他終於被孫權兩度貶嫡。其本傳日：““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又曰：“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交州(按，治今廣州)”，復徙蒼梧猛陵(按，今梧州西)，在南土十九年，竟死徙所。虞翻謂：“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他自知獲譴之由在於犯上。他引青蠅為喻，暗示有人讒毀。

①《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

虞翻久徙不得歸，並無確實罪名。我認為主要是孫權以曹操疾視孔融的心態對待虞翻。虞翻與孔融交好，曾以所著《易注》示融。孫權酒後曾欲手劍擊虞翻，大司農劉基(劉繇之子)諫阻，孫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子虞翻何有哉！”由此可見，孫氏殺戮英豪，廢徙人物，與北方曹氏一樣，都是出於懼其“亂群”，棋其“恃舊不虔”。名土矯時傲物，激揚風氣，雖有時可能為時主所用，但終於為時主所忌諱，為皇權之所不容。虞翻之獲譴，江東一些與虞翻類似人物之獲譴，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魏氏《檄》謂：“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誨內，虞文繡批項清節，耽學好古。……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叔英、魏周榮都是會稽魏氏在東漢末年的代表人物，但《文選》李注未詳其名，亦未詳二人關係。

據《後漢書•;黨錮傳•;序》及同書《魏朗傳》，魏朗，上虞人，字少英，河內太守，名列八俊，死於黨錮之獄。《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載朱育所述虞翻答王朗之問論會稽人物，有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與上引《黨錮傳》同，當即《檄》中的魏叔英。少、叔聲同義近，可以通假。《檄》調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與魏少英列名八俊，死黨錮之獄的事蹟亦可配合。

《吳都賦》“虞、魏之昆”。李善注曰：“魏，魏周。’”此魏周當有脫字，應即《檄》中之魏周榮，疑周榮當為其人之字，而非其人之名。《檄》以魏朗(叔英、少英)與虞歆(文繡、文秀、文肅)為輩，又以魏周(周榮)與虞翻(仲翔)為輩，所以盛讚會稽虞、魏二族“各紹堂構”。這就是說魏氏魏朗之後有魏周(周榮)，虞氏虞歆之後有虞翻(仲翔)，比起同郡的盛、周門戶被戮略盡者要幸運得多。只是得紹魏氏堂構的魏周(周榮)，其人事蹟尚不得詳。我懷疑見於《三國志•;吳書》中的魏騰和魏滕，就是魏周(周榮)。

《三國志•;吳書•;妃嬪•;吳夫人傳》注引《會稽典錄》：“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求集，方當代禮賢士，舍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並中耳。’策大驚，遽釋騰。”按魏騰“在公盡規”而又“以迕意見譴”，可知其人不憚權貴，直言過意，正是同虞翻一樣矯時傲物的狂直之徒。他也同虞翻一樣仕郡為功曹。正是由於魏、虞家族同為郡著姓，而東漢時俗太守例以郡著姓為椽屬之故。吳夫人料定孫策今日殺魏騰，明日會稽人將盡叛孫策，可見魏騰家族和個人在會稽士大夫中深具影響。因此吳夫人不得不力爭，而孫策也不得不順從母意而釋魏騰。另外。魏騰也同虞翻一樣，並未涉及武力叛亂，其獲譴也無確定罪名，都屬於名士中的“亂群”之輩，與周、盛門戶堅持與孫吳作對者有所不同。

《三國志•;吳書•;吳範傳》曰：範，會稽上虞人“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魏滕當即魏騰無疑，他在孫策時與孫權時先後兩次獲譴而又得釋。同傳往引《會稽典錄》曰：“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回撓。初亦迕策幾殆，賴太后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鄱陽)、山陰縣令，翻陽太守。“這裡所記魏滕性情以及行事，與虞翻相似。

《吳範傳》注引《會稽典錄》還說：“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據此可知前引陳琳《檄》中之魏周榮，或者為魏周林之誤，即魏滕，或者為魏滕之兄弟，史失其名升至於李善注《吳都賦》謂“魏，魏周”，周字下有脫字，也可得到旁證。又《會稽典錄》謂魏滕之祖父為魏朗，疑祖字為衍文。虞歐、虞翻既為父子，魏朗、魏股為父子的可能性較大。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亦作如是說。這樣，漢末會稽虞、魏二族家世狀況，可以說得比較清楚了。

不過，孫氏與虞、魏二族關係，陳琳作《檄》時還知之不詳(其時已發生過孫策欲殺魏騰之事)，所以不但在斥責孫氏“賊義”時未舉虞、魏之例，反而說到虞、魏得紹堂構。其實，就魏騰在孫策和孫權時兩次獲譴幾殆，虞翻在孫權時兩遭謫徙至死言之，會稽虞。魏與孫氏實際上是貌合神離。他們出仕不至心腹之官，譴謫不罹殺身之禍，與盛、周家族命運有很大不同。這是江東大族與孫氏關係在盛、周以外的另一種型別。

還有一種型別，與會稽虞、魏有異有同。他們以吳郡顧、陸為代表，與孫氏具體關係如下。

陸氏《檄》謂“吳郡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號召他們與會稽虞、魏一起，大舉反吳，以響應曹操的進攻。《吳都賦》也以吳郡“顧、陸之裔”，與會稽“虞、魏之昆”並舉。實則顧、陸以顧雍、陸遜為代表，處境較為順利，與虞、魏以虞翻、魏騰為代表的坎坷身世又不相同。不過陸氏門中以陸績與陸遜相比，其家族地位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陸績接近於虞、魏，而陸遜則終成孫吳股肱，同顧雍一樣。

孫堅與同郡大族陸氏，如前所述，無嫌隙亦少瓜葛。孫陸結釁，始於孫策受袁術命，攻陷廬江，郡守陸康宗族受難。陸康之子陸績及從孫陸遜，逃回吳郡。陸遜略長於陸績，為陸績綱紀門戶。陸績作為陸氏嫡宗，在孫策渡江後仇視孫氏，是意料中事。《陸績傳》：孫策與謀士張昭、張巨集、秦鬆等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陸績以童蒙在末座，亟言“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之失，公然反對孫策以武力平輯的方略，氣焰很盛。孫權統事時，陸績出仕，“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卒死徙所。這是一種沒有確定罪名的嚴厲的貶謫，事在孫權貶徙虞翻之前。陸績死前作遺言，自稱“有漢志士吳郡陸績”。①陸績死於漢正朔尚存的建安二十四年，他標榜“有漢志士”，不啻指斥孫氏為漢室之逆臣，與前引建安九年吳人沈友指斥孫權有““無君之心”一樣。

①《三國志•;吳書•;陸績傳》陸續遺言又回：“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按“六十年之外”之事，當即太康平吳。陸績生於中平五年(188)，死年三十二，則死建安二十四年(219)，此至太康平吳，正六十年。所謂陸績預言六十年後事，自是後人附會，但反吳的寓意與陸績生前政治態度吻合。

孫權出於使其政權逐步江東化的需要，非惜重吳會大族特別是吳郡顧、陸不可。就陸氏而言，在陸績身上，轉圜的餘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陸績之外，另找他人。而陸遜終於被孫權認識到是合適人選。

陸遜歷苦難而力圖自立，但能自斂鋒芒，謹事孫氏。他非陸氏嫡嗣，出仕得木到陸績那樣的正途①只能為荒地屯田都尉兼領縣事。他長期與山寇征戰，屢有功勞，卻不能從孫權處受兵。他陳便宜乞募“伏匿”，才開始有固定的軍隊，才得以逐步擴充實力。這與淮泗將家子弟之受兵從戰者，地位是迥然不同的。陸遜仕途的轉折點，是在孫吳政權江東化的關鍵時刻，受命為吳軍上游統帥。陸遜是孫吳政權江東化最具象徵性、最為關鍵的人物。

①《三國志•;吳書•;陸績傳》，陸績，孫權闢椽，出為太守，漢制此為仕宦正途。後來陸續守荒郡鬱林，這是貶謫。

陸遜代呂蒙居上游統帥之任，又在夷陵之戰中以其才能和業績鞏固了統帥的地位。過去孫氏迫害陸氏宗族、誅戮吳會英豪所造成的嚴重隔閡狀態，從根本上消除了。跟著上游武職的地域性更替而來的，就應當是當軸文職的地域性更替了，這一任務落到了吳郡顧氏身上。

顧氏吳四姓，顧在陸前。《世說新語•;賞譽》記四姓門風，陸忠顧厚。黃武四年顧雍拜吳王丞相，江東大族遂居首輔之任。此事比陸遜任上游統帥晚了好幾年，我想是由於相位越淮泗人而入江東大族之手，情況比武職替代還要複雜一些，其間經過了孫邵為相的幾年過渡之故。

顧雍居相位，重大表現不多、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如《三國志•;吳書•;顧雍傳》所說：“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住，心無適莫。”這就是說相權雖入東吳大族之手，但用人則以才能為準，安排適度，並不特重地域，從而保證孫吳政權江東化的和平程序。不過與顧雍為相同時友生的暨豔案，實際上說明伴隨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轉折，並非沒有激烈的衝突。②

②補註另一吳大姓張氏，張溫與暨豔同案，暨豔坐“此處含有不良資訊”，而張溫罪止廢黜。我想這種差別除了可能有涉案深淺原因以外，更主要的當是張、暨門戶地位和社會影響遠不相同。張溫此一政治經歷，頗似陸績、虞翻之廢徙交廣。看來這些都是孫權終止殺戮吳會英豪名士以後，有意羅致大族，必要時又懲其不馴服者的相同案例。請參看本書《暨豔案及相關問題》。

孫吳與顧、陸的關係，其歷史內容就是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陸遜和顧雍相繼居於武職和朝官的顯位，同是孫吳政權江東化的最重要標誌。

從孫策渡江開始，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關係，按時間順序言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江東大族武力反對孫策南侵的時候，其代表人物是會稽周氏兄弟和盛憲，其表現為孫策誅戮英豪。

第二階段發生在孫權統事以後的建安年間，孫權欲藉助江東大族以撐持艱難局面，補充淮泗集團力量之不足，而江東大族也感到有附託於孫氏的必要與可能，可是還缺乏信任。其代表人物是會稽的虞翻和魏滕，其表現是孫吳對他們既使用又嚴加控制。第三階段發生在淮泗力量後繼無人，孫吳必須與江東大族連為一體，而江東大族也認識到完全可以借操持孫吳政權以發展自己的家族勢力。其代表人物，是吳郡的陸遜和顧雍，其表現是他們得以分居文武朝班之首。

從這裡可以看到，三個階段是有交叉的，例如會稽虞、魏在第一階段即仕於孫氏，而吳郡陸氏的嫡嗣陸績卻在第二階段與會稽虞、魏同其命運。還可以看到，從三個階段的終極言之，孫吳政權江東化的得利者首先自然是吳會大族，尤其是吳郡顧、陸;不過也不存在太嚴格的排它性，甚至淮泗名臣及其後人，也始終在孫吳政權中起著重要作用。只有被孫氏摧毀的會稽周、盛家族，不再見到有可以確認的後人參與孫吳政治。①

①我在《暨豔案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曾把孫吳政權江東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在本文中，我又把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關係分為三個階段。這兩種劃分，有聯絡又不完全相同。前文的第一階段，即孫吳群吏爪牙兼用江東人(建安末年以前)階段，從時間上說相當於本文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即誅戮英豪(以會稽周、盛為代表)及委蛇大族(以會稽虞、魏為代表)的階段。

五孫吳建國的道路

我在《論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論及皇權政治問題，認為東漢世家大族雖然在地方上擁有經濟和文化的、政治和軍事的強大實力，仍傾向於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託於一姓皇朝，因而對朝廷不敢輕啟覬覦之心。這有利於東漢政權的延續。東漢一朝儒學以仁義聖法為教，風氣彌篤，也影響著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階層的心態和行為。①他們以支撐不絕如線的東漢政權為己任，使改朝換代成為一種十分艱難的事。魏、蜀、吳三國的出現，都不是權臣乘時就勢，草草自加尊號而已，而是經歷了較長的孕育過程。這就是為什麼建安之政得以延續至二十餘年之久的原因。

中原是東漢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實力最大，儒學教化沾被最深。東漢雖然國釁屢啟，興廢由人，但董卓擅權之時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綱的姿態出現，不敢自取神器。關東興討董之師，一時形勢使“郡郡作帝，縣縣自王”②成為可能。但真正建號的“仲氏”只不過鬧劇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竊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校也。曹操是一個存心“把皇袍當襯衣穿在裡面”③的人。他深知孫權向他稱說天命是“欲踞吾著爐火上”④的道理，不敢魯莽從事。他自如地運轉皇權達二十餘年之久，卻不廢棄漢獻帝。他的存在也使別人不敢率先稱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沒有力量對比的考慮，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畏名義而自抑”的問題，⑤這具有時代性的內涵，只用奸詐的個人品格特點來解釋是不夠的。——這就是魏國建國的道路。

①《後漢書•;儒林傳•;論》有此見解。

②《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琅邪相蕭建書。

③《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第44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⑤《資治通鑑》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日”。

曹丕帶頭做了皇帝，給劉備提供了口實和樣板。本來，劉焉父子經略西陲，早具有昔日趙倫在嶺南的地位，只是礙於漢末形勢和思想風氣，不敢乘黃屋左意而已。劉備代劉璋，隨著中原局勢的演變，刻意模仿劉邦，分兩步走向自帝的目標。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稱漢中王，王巴蜀漢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稱漢帝(蜀漢)，紹漢而居名分優勢。不過劉備等不到君臨中土的這一天，只有把滅曹之事留給後人去辦。蜀漢受中原風氣蒸染畢竟較淺，本地又還沒有發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劉備統治層中的矛盾也比較容易解決。因此，蜀漢建國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襲歷史，剽竊鄰國，雖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簡單，沒有多少新鮮之處。

孫吳建國道路又有不同。江東開化程度介於中原和巴蜀之間，閉鎖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響，無論是思想文化方面，還是政治軍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東大族，其發育成熟程度雖不能與中原世家相比，卻比見於《華陽國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東大族在漢末的時候自然有保據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們內部沒有產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東大族利益的人物。他們本可以同東漢所遣州郡長吏合作，但是劉繇、王朗輩迂闊儒生，擅清議而無關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運相寄託。孫氏兄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到江東來尋求霸業的。

但是，江東大族從孫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藉助於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擔心江東因此捲入鼎沸之中。陸氏廬江之難，更影響江東大族對孫策的態度。他們對孫策或者憤然抵拒，或者徘徊觀望，嘗試著與孫氏合作的是少數，願意竭誠相結的可以是說絕無僅有。

在這種情況下，從眼前的緊迫要求而言，孫策亟須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從永固江東來說，又必須獲得大族的全力支援。眼前的考慮和長遠的需要，使孫氏兄弟遵循一條曲折道路前進。他們憑藉淮泗武力以誅戮吳會英豪，網羅賓旅之士以壯大淮泗集團力量，在此共礎上尋求可以與之合作的江東大族人物。隨著時日推移，淮泗人才日趨枯絕，江東全人對孫權的態度也逐漸改變。孫權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廣泛地吸收江東士人，並使他們得以進入高層位置，以至於最後授與他們文武兩途的當軸主政地位，完成孫吳政權江東地域化的程序。

孫吳建國，遷延時日最長。曹丕、劉備已經稱帝，而孫權在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中都是贏家，在這種情況下，孫權還徘徊猶豫達數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寶座。孫權遲迴不進，除了山越不寧、外敵威脅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樣“畏名義而自抑”，而是等待孫吳政權江東化程序的完成。也就是說，影響孫吳建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力量調整，是與江東諸大族關係的演變，是等待江東政權根基的進一步穩固。

如前所論，孫吳與江東大族關係經歷過三個階段，這一方面是孫氏在分化和選擇江東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東大族在等待孫權採取有分量的措施。孫氏與江東大族，只有在雙方互動過程達到一個適當程度的時候，兩者的一體化才能出現，孫吳政權的江東化才能完成。

孫氏以吳人還治吳士，自然會走上江東本土化的道路。這是當然之理。但是孫策為什麼要大張旗鼓地沫戮英豪？江東大族為什麼遲遲不靠攏孫氏？孫氏江東霸業起始本在曹、劉之前，為什麼稱王稱帝卻落在最後？這些問題卻在前述當然之理的掩蓋之下，長期被忽略了。關於孫吳政權江東化，時賢有過議論，並非新鮮問題。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論證孫吳政權必須江東化，而在探索孫吳政權江東化如此艱難的原因及其曲折複雜過程，為時賢的議論作一些補充而已。

探索孫吳建國道路，歸結到江東本土化問題，由此產生了一個題外之題，這就是為什麼東晉與孫吳截然不同，不須經過江東本土化而能長期統治下來？我認為原因在於時代條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異。

孫策以逆臣袁術部曲，逐漢官而居江東，本來沒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孫吳以偏霸而圖抗衡上國，沒有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晉室永嘉沒胡，民族矛盾尖銳，琅琊王晉室統胤，有尊顯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東大族沒有理由也沒有力量另起爐灶，就只能接受這一事實，臣服東晉。因此，只要抗胡仍為必需，東晉就無須汲汲於尋求江東本土化。這是第一。

漢末北士流移江東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經終止，而且南渡之士還陸續北歸。不曾北歸的賓旅寄寓之士，人數畢竟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素質也有低落的趨勢。所以南士進入孫氏統治集團，人數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這與兩晉之際北上渡江者的情況也很不相同。永嘉以來以迄淝水之戰，北方胡族政權乍興乍滅，北士南渡出現一個又一個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們與司馬氏結合而形成的東晉統治集團，其從政能力與社會威望，遠較孫吳時以賓旅寄寓之士為其補充的淮泗集團為高。所以東晉吳士可以參與建康政權，卻無從取代北士在江東的地位。這是第二。

以上兩點，第一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南北關係的性質不同，第二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流寓北士的素質和社會影響也有差異。所以孫吳必須完成江東化，才能比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馬氏的東晉則必須標榜晉統，才能使吳土有所依傍，共同構成一個足以區別於北方胡族政權的華夏政權。而且，司馬氏畢竟不同於孫氏，不是江東人。如果出現一種司馬氏政權必須江東化才能自存的情況，司馬氏自身也無從完成這樣一種歷史轉折。

《南齊書•;丘靈鞠傳》載有丘靈鞠怨恨“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途轍”的著名言論，常為後人徵引。丘靈鞠沒有說到顧榮以前的東漢末年，已有諸傖渡江的事。那時，顧榮祖輩與渡江諸傖合流而獲得廣闊仕途，發展了家族勢力，江東多士也從此開始。在這種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顧榮才得以其南士領袖地位，接引渡江諸傖。顧榮居兩晉之際，迫於胡漢形勢，不得不作此舉，結果卻與其祖輩得利於諸傖的情況大不相同。顧榮所引諸傖憑藉晉統而擅位，南士只有自嘆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還是如此。丘靈鞠發此發憤懣之詞，除涉個人際遇以外，還有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這是我們重溫這段史料時應當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