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黎元洪後代蹤跡 黎元洪家族四代的百年滄桑

1959年出生的黎昌晉，比1864年出生的祖父黎元洪，幾乎晚生了一個世紀。他的眉眼像極了祖父，笑容也顯然傳承了當年“黎菩薩”的基因。

黎昌晉任職的天津市人大常委會位於解放北路201號。這裡一個世紀前是天津租界的英國俱樂部，1997年列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不過他日常是在“文物”旁後建的大樓辦公。

從201號往西，對面就是著名的利順德大飯店，兩家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飯店(另一家是上海的國際飯店)之一，1924年安裝的奧迪斯電梯至今仍執行如常。據說這裡曾住過清朝一位皇帝，民國六位總統、近三十位總理和四十多位督軍。

其中，當然也有曾經兩任民國總統的黎元洪。1923年6月，他被逼出北京後，曾在這裡設立臨時總統辦公室。

利順德大飯店

父輩的歧異命運

晚清、民初的達官貴人往往妻妾成群，黎元洪是其中的異類，只有一妻一妾：髮妻吳敬君和如夫人危文繡。

如果不算上一個尚未命名便夭折的孩子，黎元洪和吳敬君一共養育了二子二女：長女黎紹芬，長子黎紹基，次女黎紹芳，次子黎紹業。

黎元洪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被求學從軍改變的，所以他對子女的教育特別重視。但他擔心孩子們沾染社會上的不良風習，不願意讓他們到外面去，而是選擇請人在家中設館：既學古詩文，也學數理化，並特別重視英文。1925年黎紹基應外國朋友之約寫父親的傳記就是用英文。黎紹芳、黎紹業因體弱多病沒有讀大學。黎紹芬和黎紹基則有讀大學和海外留學的經歷，黎紹芬還是1919年建立的南開大學的第一屆學生、周恩來的同班同學。

黎元洪夫婦與子女們在一起(左一次女、左二長女、右一長媳、右二次子、右三長子)

黎紹芬是黎家第一個孩子，生於1901年6月，當時37歲的黎元洪和吳敬君已結婚18年了，自然對來之不易的女兒格外珍視悉心培養。黎紹芬十幾歲就在北京社交界嶄露頭角，經常西裝革履，作男士裝束，以黎家長女的身份代表父親外出辦事。

她的生活方式和父親一樣比較西化。黎元洪退隱天津期間，父女二人經常穿西服外出散步。一日三餐，她和父親都選擇西式飲食。

1923年，黎紹芬大學畢業，決定去美國留學，黎元洪非常支援。

因為她是中國總統的女兒，到美國後很受禮遇。美國參議院議長艾瑞斯夫婦邀請她到華盛頓，陪同她參觀國會，時任總統哈定也在白宮接見了她。艾瑞斯介紹她去威斯列學院，她到了那兒才知道這是所神學院，又經由杜威(胡適的老師)幫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黎元洪多年來一直想去歐美看看，結果被女兒搶先了一步，於是要黎紹芬常常寫信給他講美國的見聞。

4年之後黎紹芬取得哥大教育學碩士學位，啟程回國。黎元洪認為這是很榮耀的事，吩咐黎紹基等遠赴橫濱接姐姐回家，並在天津舉辦了盛大的歡迎會。他獲知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非常讚賞，便把多年來不準女兒和男客講話的規矩取消了。

黎元洪原想在武昌創辦學院，等黎紹芬回來主持女生部。因為地基毀於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只好作罷。黎紹芬轉而到天津教育局擔任督學。抗戰勝利之後，她應天津市長張廷諤之邀任天津市政府顧問，與當時的政界人物多有往來。後又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學校長。

因為一度抱持獨身主義(當時很多人將獨身視作為社會改革獻身，包括周恩來也曾有這種想法)，黎紹芬32歲時才與天津世家子弟徐璧文成婚。黎元洪在世時曾屬意出使英、法、意、比諸國大臣薛福成之孫薛觀瀾。薛觀瀾也曾留學美國，卻還是認為黎紹芬太過西化，反而娶了袁世凱之女袁仲禎。據說黎元洪為此很是生了一陣子氣。

黎紹基

1949年後，黎紹芬加入了“民革”，藉故交遍天下的優勢做了許多統戰工作。然而也正因為她有很多親朋、同學在臺灣和美國，“文革”爆發後成為被批判的物件，心臟病復發去世，享年65歲，與父親黎元洪同壽。她和徐璧文育有一子一女。女兒徐世敏曾發表《黎元洪與天津》一文。兒子徐保羅曾任文職軍官，現已退休。

和姐姐相比，黎紹芳的一生被動得多。1913年底她隨父母離鄂進京。沒過多久袁世凱就向黎元洪提出換親建議：各嫁一個女兒到對方家中。黎元洪與夫人商議，吳敬君說，“袁世凱的女兒要做我媳婦，我這個婆太太吃不消。”但又不敢完全拒絕，權衡之下只好先嫁一個女兒給袁家。黎家派人向袁家詢問要迎娶哪個女兒，袁世凱看重的是政治聯姻，並不在意，說，只要是黎元洪的女兒，哪一個都可以。

1906年出生的黎紹芳這時才8歲，就這樣稀裡糊塗地成了棋子，被許給袁世凱的第九子袁克玖。等到她漸漸長大，便對這樁婚事很不滿，總是覺得前途無望。黎紹芬在美國時曾寫信勸她到國外散心她也拒絕了，反而要姐姐勸說父親退婚。黎元洪不肯答應。黎紹芳原本就有些神經衰弱，之後精神便開始失常。

1928年、1930年，黎元洪、吳敬君先後去世。黎家長子黎紹基請黎元洪的祕書劉鍾秀告知袁家：紹芳精神已不正常，袁家是否還要迎娶？袁家回覆說，我們兩代交情，父輩做的事反悔也不好，有病可以治療，婚後老九陪她玩玩就會好的。當事人袁克玖卻對黎紹芬說，我是為我父親才答應和令妹結婚犧牲自己的。

臨到要成婚時袁克桓(與克玖一母所生)還請劉鍾秀轉告黎紹基說：“我嫁個妹妹花了20萬，你可別小氣啊！”當時的習俗是在正式迎娶前一天先送嫁妝。據黎家陪嫁的女傭人說，袁克玖的母親楊氏(袁世凱的五姨太，善於理財管家)當夜就把陪嫁的箱籠全部開啟過目，認為嫁妝不夠豐厚，面露不悅。

黎紹芳和袁克玖完婚後感情不合，病也日益嚴重。結婚一年，袁克玖即納小妾，黎紹芳大病一場，回到孃家療養也未見效，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後死在了那裡，沒有子女。

黎元洪寄望最厚的是1903年出生的長子黎紹基，1920年送他去日本貴族學校求學，同行的還有張之洞十一子張燕卿和日文祕書等人。1923年，姐姐黎紹芬赴美求學，黎紹基則回國入南開政治系。兩年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正讀大二的他參加學校的後援會，並被推舉為募捐組組長。黎元洪很贊成此事，不僅慷慨解囊，還致函顧維鈞等社會名流介紹兒子去募捐。

黎元洪過世之後，黎紹基作為長子繼承了父親在所投資實業公司內的職務，擔任中興煤礦董事等。後來煤礦為日軍所佔，他避居上海拒絕與日方合作。抗戰勝利之後，復興煤礦的同時他大力發展下屬的輪船公司。國共內戰，國民黨方面徵用中興海輪。他赴臺交涉，以維修為名把部分船隻帶到香港，靜觀時局。

共和國成立，黎紹基接到北京方面邀請，多少有些忐忑地踏上了旅程。在北京他見到了新中國總理周恩來。宴會時周就坐在他旁邊，應景地說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飯大家吃。’”並問起了老同學黎紹芬的近況。黎紹基對新生政權的疑慮就被這樣拉家常式的談話消除了，之後即在大陸重新開展實業活動，並將停泊香港的二十餘艘船駛回大陸。1951年，他應政府之邀前往北京商議私營工商業的調整問題。之後，即與其他董事一起申請中興煤礦公私合營，獲得批准。輪船公司的業務，也一併納入了上海航運局的規劃內。

黎紹基1921年成婚，妻子唐閎律與他同歲(岳父唐浩鎮即府院之爭中拒絕蓋印的總統府監印官)，一共育有4個子女。

1963年妻子去世，3年後“文革”爆發，黎紹基沒能倖免於難。被抄家之後，他的銀行存款和海外子女的匯款都被凍結，每月的生活費用十分微薄，不得已而北上天津到弟弟黎紹業家中避難，後又返回上海。改革開放後，除了僑務工作，他還出任上海市徐彙區政協副主席等職。1983年初，病逝於上海中山醫院。他的長子黎昌復、次子黎昌胤、幼子黎昌礽、女兒黎昌懿均在海外留學工作，事業有成。

相依為命父與子

黎昌晉的父親黎紹業是黎元洪幼子，1911年7月末出生在武漢，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像是要和激烈的大時代相悖，他個性內斂，喜愛古文、歷史、古琴、書法，後來又迷上佛學，耽於沉思。黎昌晉小時候，父親曾請人教他書法和國畫，期望他“子承父好”。父母相繼病逝後，黎紹業一度想皈依佛門，經家人勸阻才未出家，之後他便協助兄長經營實業。

黎家的實業在一段時間內風生水起，到1936年還清了黎元洪晚年興辦民族工業欠下的銀行貸款。可惜第二年抗戰爆發，平津相繼淪陷，黎家所投資的各個礦廠也被侵佔了。黎紹業和哥哥黎紹基在天津市“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與桂林路交界處(當時屬英租界)的安樂邨避禍，抗戰結束後才重新投身實業。

1959年，黎昌晉就出生在安樂邨，一住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去年9月才離開。在安樂村的斜對面，是他外祖父民國原海軍總長劉冠雄的舊宅。

劉冠雄比黎元洪大3歲，幼年時和黎元洪一樣家境貧寒，父親是個箍桶匠。劉家兄弟五人，除了早喪的老四都入了海軍。劉冠雄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官費赴英留學。甲午海戰時黎元洪在廣甲艦，他在靖遠艦。民國成立後歷任海軍總長、交通總長、教育總長等職。據說，劉冠雄寓居天津後，買下馬場道旁的這塊地皮，並按自己的構想建起了3幢艦艇型洋樓，其中的中樓為航空母艦造型，西樓為巡洋艦造型，北樓為望遠鏡造型。如今“航空母艦”和“巡洋艦”都已經被拆除了，只有“望遠鏡”還在那裡矗立著。

黎紹業

共和國初年，黎紹業代表黎家回武漢接受土地清算。當年黎元洪擔任協統後月俸500兩，手頭頗為寬裕，曾在武昌中和門(辛亥革命後改名為起義門)附近建一座中式樓房自住，又建了若干小房出租。之後又在中和門建了一棟四樓四底的西式樓房，辛亥革命時就住在那裡。吳敬君持家有道，又在武昌鄉下的紙房村購置了不少土地出租，起義爆發後黎家曾經在那裡暫住。儘管這些土地抗戰開始後再未收租，卻仍然需要交付公糧和水利工程款。因一時無法湊齊款項，黎紹業被關押在武漢。黎家變賣了一些家產，又將武漢的土地按要求售出，才補足清算款。

1965年黎昌晉6歲，母親劉孝琛病逝。她是劉冠雄第9個女兒，1935年與黎紹業結為伉儷。母親去世後一年，黎昌晉原本應該進國小了，學校卻不再招生--“文革”開始了。沒過多久安樂邨的家中便只剩下他和父親相依為命。大哥黎昌駿在“文革”第二年被迫害致死;大姐黎昌若被下放到農村勞動(1977年調回天津，不久就病逝了);二姐黎昌履大學畢業後在河南任教。

1968年初國小恢復招生，因為有個總統祖父，又是“資本家出身”，黎昌晉常常被人用“反動軍閥的狗崽子”來招呼。“跟當時所謂出身不好的同齡人境遇差不多”。現在回憶起往事，他覺得這些並沒有影響他的性格和求知之心。再者，“那個時期受到衝擊的家庭很多，並非黎家一個家庭是這樣”。

1976年，黎昌晉國中畢業。當時的政策是家裡子女“走大於留”(下鄉的多過留城的)就可以留下。有兩個姐姐在外地，他名正言順地留在天津，去了南郊的石化公司機修分廠當電工。直到今天他還為自己的那段經歷感到自豪，並且時常想起曾經帶過他的師傅們。

1977年大學聯考恢復，因為他一直沒放鬆學習，順利通過了文化考試，體檢結束後填報了志願。最後一關政審卻沒能過關。車間領導找他談了一次，說，“你沒別的問題，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不要氣餒，繼續學好文化課。”1978年再次參加大學聯考，他終於被錄取。原本他喜歡工科，理想是當個工程師，為增加錄取的機會，填志願時特意選了冷門的地理系。

4年後，他從天津師範大學畢業，先是在中學當了6年老師。後來咽炎反覆發作，聲帶結節，有段時間說不出話來，於是調入天津市環保局改行從事環境管理，一干就是15年。工作的同時他也沒放棄學習，先是拿到南開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碩士班的結業證，去年又通過答辯，成了南開周恩來政府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的碩士畢業生。

進入1980年代後，父親黎紹業的生活變得很充實，先後擔任天津市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天津文史館館員等職務。飽經滄桑的老人把誦讀佛經當作每日的功課，心態很平和。1990年黎昌晉和妻子於麗娜的兒子出生，又給他增添了天倫之樂。從小體弱多病的他比哥哥姐姐們都長壽，1996年2月病逝，享年85歲。

功過是非由歷史評說

黎昌晉始終覺得祖父跟“北洋系”、軍閥沒太大關係。

“如果說他曾經在舊軍隊裡服過役，或者說辛亥革命時在湖北軍政府做過大都督，是個職業軍人，一點錯誤也沒有。但他真正步入政界應該是在當了臨時副總統之後，他自己沒有一兵一卒，沒有自己的軍隊，怎麼能叫他軍閥呢？他甚至還一向主張軍民分治、廢督裁兵。這跟咱們說的軍閥是兩個概念。”

對跟祖父有關的一些傳聞，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去年9月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在武漢舉辦“辛亥革命百年論壇”，黎昌晉應邀出席，期間大約有二三十位記者採訪了他。其中一位笑著跟他說，“通過《走向共和》那部電視劇，連我的小孩都知道你祖父了。我說今天要採訪黎元洪的孫子，我女兒就說，哦，就是那個被從床底下拖出來，喊著‘莫害我，莫害我’的胖子吧？”

黎元洪與夫人

談及此事，黎昌晉很淡定地說，“我小時候曾經聽父親說過，武昌起義之後，我爺爺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的大都督時的確猶豫了一下，但只有一天，而不是像有些傳聞說的那樣，躲在床鋪底下被士兵拖出來，3天不吃不喝一言不發，被軟禁在都督府。我祖父是個軍人，他一定很明白，士兵來搜查，床底下桌子底下，都是躲不過去的，況且當時的那種床鋪，下面根本不可能鑽進去人。父親告訴我，祖父當時的確躲到了一個手下家裡。他畢竟是一箇舊軍官，不是革命黨人。事先他不知道有起義，起義之後革命黨會怎麼對待他和家人他也不知道。但起義爆發後他沒有讓手下的士兵去鎮壓。他的第一反應是保護家人。他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殺，但至少別牽連家人。他經歷過甲午海戰，後來又3次到日本去考察。從他的內心來說，希望國家能發生變革，能擺脫衰敗困境。所以他接受了大都督職務之後是義無反顧的。特別是他與黃興等人共同指揮陽夏之戰、守武昌城，包括後來拒絕袁世凱封他武義親王，都是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如果他是一個投機者，不會有後邊這些事發生。”

黎昌晉告訴記者，讓他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父親說的這些情況，近兩年他又在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專家學者那裡得到了印證。

有很多人問過黎昌晉對喜劇演員範偉在《建黨偉業》中出演他祖父有什麼看法，他說他沒有任何意見，只希望導演、編劇和歷史顧問能尊重歷史。畢竟史學家的論文、著作，普通人一般不會去讀，很大程度上是影視劇塑造了老百姓的歷史觀。

不管怎樣，最近幾十年中，“黎元洪的後人”漸漸從負面的標籤變成了正面的光環。過去黎昌晉一直不太願意多說這些，甚至一些相識很久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最近這幾年，周圍知道的人越來越多了，找他採訪、希望他提供一些史料的人越來越多了，社交場合為他作介紹時也越來越多地提到他的身世。

不過黎昌晉認為祖父的功過是非應由史學家去評說，作為“黎黃陂”的後人，“家庭的影響”應該是傳承正直、勤儉、寬厚的家風，享受家人間的恩愛和時代變遷帶來的新生活。

據說，黎元洪去世時，曾有遺囑要子女從事實業勿問政治。在如今擔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的黎昌晉看來，這只是祖父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判斷和對他個人經歷的反思。

來處與歸處

從武昌坐兩小時長途大巴，到孝感市大悟縣。再從縣城坐一小時小巴由山間公路抵達黎河村，一個數百戶人家的清貧小山村。村頭標識：黎元洪故里。

斜挎的相機出賣了我，村民開口就問，“是記者吧？”最近幾年常有人來這裡尋訪民國總統的舊跡，他們見怪不怪。

可惜舊跡幾乎已蕩然無存，黎元洪當年建的黎氏宗祠(即孝義國小堂)1970年前後就已拆除。只有他曾祖父黎世義夫婦和祖父黎國榮夫婦的墳墓還儲存完整。

令人頗感詫異的是村裡還有一條又高又長的引水渠，據說五六十年前建成，至今仍可使用。熱心的村民還告訴我，很快，村裡就要通有線電視了。

黎元洪的墓，不在老家而在武昌。他1928年去世，1935年國民政府舉行國葬，將他安葬在武昌。不久修建墓園，佔地百畝。章太炎撰寫“大總統黎公碑”。共和國建立後湖北省林勘院佔用了墓園。

1966年，黎墓毀於紅衛兵之手，黎氏夫婦遺骸也不知所終。當地的公安將此事告知湖北省博物館。博物館的人無法制止，只能依據“地下文物歸國家所有”的政策說服紅衛兵將隨葬物品交給博物館收藏。當時，一位名叫程國安的青年正下放在那裡的五七幹校。

四十多年後，他用自己積累的豐厚素材，寫成了《黎元洪傳》，對許多有關黎的傳言給出了自己的評價：子虛烏有。

黎元洪曾有一個別號：“床下都督”，說他被革命黨從床下拖出來，強逼做了首義都督。程國安用民國建立之後不久湖北革命實錄館留下的材料和之後流傳的各種史料比照，得出結論：這個“史實”其實是民國初年記者蔡寄歐在《震旦民報》上發表的演義。當時黎的下屬拿報紙給他看，建議封報館抓記者，黎說，把報館封了，外間反而會認為這是真的。不去管它吧。

於是這段演義流傳到今天。

此外，所謂起義之夜黎元洪手刃革命黨人，絕食三日不肯當都督，說“莫害我、莫害我”等等，情形也差不多。許多著作在曹亞伯1930年出版的《武昌革命真史》流行後以訛傳訛。須知，此前的20年間，連黎元洪的政敵都沒有提過他這些“反革命罪行”。事實上他在起義當夜就派人聯絡過起義者。他難辭其咎的過錯是讓袁世凱殺了革命元勳張振武。那也是為了自保，而且是在試圖調離張失敗之後。

為什麼謠言盛行，一百年後的電視劇也沿用不疑？程國安接受採訪時說：“黎元洪無黨無派！他不是國民黨人，也不是共產黨人，建國後運動迭起，有誰還顧得上去維護他的名譽？”

黎元洪墓被毀後，墓園被夷為平地，林勘院先後在上面建了兩座辦公樓。1981年辛亥革命70週年，武漢市政府撥款在原址附近修了個空冢。

去年，為迎接辛亥百年，武漢市政府決定斥資修建民國大總統陵園。然而，事情的進展似乎不盡如人意。今年1月，華中師範大學校園內，原址上林勘院廢棄的空樓仍未拆完。

段祺瑞(原名啟瑞)幼年在合肥鄉下大陶崗生活。離鄉之後，除了結婚時回去過，一直生活在外地。在他晚年，安徽省主席劉鎮華曾想請他回合肥看看。他數十年間未能返鄉祭祖，很想回去。身邊的人怕他身體受不了長途顛簸，最後未能成行。

留在老家謹守祖墳的是他的二弟段啟輔。段啟輔讀書少，一生在老家務農。每年北上看望哥哥一次，住一兩個月。段祺瑞每次給他旅費一百多元，多的時候也不超過一千元。段啟輔節約使用，零星添置房地產，由僱農逐漸變為中農、富農、小地主。1921年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當時段家在大陶崗有三四十間草瓦房，合肥城內沒有房屋。段祺瑞三弟段啟勳籌款在城內買了一所房屋，段啟輔的妻子才由鄉間搬入城內。

段啟勳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當時段祺瑞擔任陸軍部長，對弟弟說：“我現在執掌陸軍，你也在軍界，即便將來飛黃騰達，總有哥哥照顧之嫌。希望你脫離軍界，到實業界去做一番事業。”段啟勳遵從哥哥意願，自1912年起在井陘參與辦煤礦。1920年後，該礦已頗具規模，一日夜可產煤千噸。1927年段啟勳因肺病去世。煤礦被日軍所佔並強迫出讓。抗戰勝利後該礦併入河北省井陘礦務局。

段家在實業界投資、銀行入股總數不超過二十萬，主要的產業就是那座礦的部分產權。歷經破產、停業，只剩中國銀行股票4萬元，分給段的幾個女兒做了嫁資。

村裡的老人給我比劃了段家老宅的規模和大門的寬度。據說老宅是在“文革”前後被拆除的。惟一留存下來的，是兩個頗為古拙的門墩，如今被安放在村口。老宅的原址上分住了好幾戶村民。他們嘴裡不太提段祺瑞，更多是叫他老段。

1936年11月國民政府頒令以元首禮國葬段祺瑞。家人、親友、學生、舊部都主張葬在黃山。長子段巨集業認為“老爺子一生事業在北方”，力主在北京安葬。

當年12月，他的靈柩被送到北京西山臥佛寺後殿浮厝。因為墓地一直成問題，先是轉移到北京北郊清河鎮附近，直到1963年才安葬於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下葬時他穿著居士服。

他當年通緝過的李大釗也在這裡，有一個2200平米的陵園。老段的墓則守著幾平方米的一個角落。墓碑正面，是章士釗所題寫的“合肥段公芝泉之墓”，背面刻著他的遺訓--“八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