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墓誌銘遭誤傳 墓誌原石已不知去向只存拓片

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年)，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學為其樹立紀念碑於校園內工字廳東。40歲的陳寅恪為此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此碑由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樑思成設計碑式。末署“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週年忌日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敬立”字樣。陳寅恪所撰紀念碑文意味雋永、傳誦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幾成家喻戶曉的王氏生涯定論。

但王國維的墓誌銘，並不是此紀念碑銘;後世讀者則往往將其與紀念碑銘相混淆，經常有將陳氏文句當作王氏墓誌銘徵引者，令人啼笑皆非。紀念碑是地面建築，豎立於地表，供後人憑弔追思之用;而墓誌銘則是與逝者同埋於地下，作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記載物，是深藏在墓穴裡的。紀念碑銘是一回事，墓誌銘又是另一回事。那麼，王國維的墓誌銘究竟是怎樣的內容呢？這還得從其自沉於昆明湖後遺留的一道密摺說起。

原來，王國維死後，除了內衣口袋裡的那封遺書之外，還給已從紫禁城“移駕”天津租界裡的溥儀寫了最後一份奏摺。溥儀數年後回憶說，看到該奏摺時，筆墨勁練，確屬王國維筆跡，但後來一想，一個將死之人怎麼會寫出這樣工整的奏摺？他後來得知，這份奏摺是王國維請羅振玉代為繕寫的，這屬於“口述史”型別的二手資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又有羅氏後人站出來說，這份奏摺是羅振玉命其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筆跡而作，則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於還頂著“欺君罔上”的罪名來了。無論羅氏後人的說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這樣一份奏摺，或許純屬王、羅二人交誼使然，為的只是給已死的故友撈一個御賜的“諡號”。當年羅振玉遞上這份奏摺之後，諡號“忠慤公”也就特批了下來，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撫卹金，生前清貧窘迫的王國維之身後事，也算是有了著落與名目。

楊鍾羲撰文、袁勵書丹、文楷齋宋德裕刻石的王國維墓誌銘，也就在此時誕生了。與兩年後陳寅恪等學界人士營造的王國維紀念碑不同，墓誌銘撰書者均為王國維在溥儀宮中任職時的同僚，其內容雖然也闡述了王的學術成就，但更著重於其人格與學術的本源——君臣大義。這方墓誌銘的內容，對於研究以王國維為代表的清末遺民心態以及這一群體的學術旨趣之所源，無疑還是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的。墓誌原石現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間流傳。

從這方千餘字的墓誌銘來看，王國維之死，在前清遺老群體中的評價，是相當高的。無論從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來追索，還是從文人學者的志趣情懷來考察，王皆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義，完滿了文士德行。墓誌銘讚揚其“山夷海竭，其志不欺”是稱其生前大節不虧、忠貞不貳;讚揚其赴死之舉將“文人無行，一雪斯恥”，這就是要盡掃近世文人的功利面目，以王的大義之舉來重新樹立文士之道德楷模了。

撰寫墓誌銘的楊鍾羲(1865—1940)，其先祖為滿洲正黃旗人，乾隆間改為漢軍正黃旗，世居遼陽。姓尼堪氏，原名鍾慶，戊戌政變後改為鍾羲，冠姓楊，字子勤、子琴，聖遺、芷晴，號留垞、梓勵，又號雪橋、雪樵等。他是光緒十一年(1885)舉人，十五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又任國史館協修和會典館協修。歷任襄陽、淮安、江寧知府。辛亥革命後，蟄居上海，以遺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頗豐，尤以四十卷《雪橋詩話》聞名。陳寅恪和胡適等近世學者，都特別看重《雪橋詩話》這部著作。陳在給吳宓的信中評價《雪橋詩話》說，“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書雖詩話，而一代文章學派風氣之變遷，皆寓焉。”而胡適在日記中也提道：“楊先生是位遺老，故他的詩話重在掌故……這部書是一部很有用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