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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1934年南昌機場大火案 戴笠為何竟因此發跡

解密1934年南昌機場大火案 戴笠為何竟因此發跡

藍衣社是20世紀30年代由一群黃埔生建立的祕密組織,胡宗南、鄭介民、戴笠都是由此發跡。幾年後成為民國三大派系之首,最終演變成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法西斯化運動。藍衣社創立七年後因種種矛盾不宣而散,分化為三青團和軍統局。

解密1934年南昌機場大火案 戴笠為何竟因此發跡

機場大火驚動蔣介石

所謂“南昌大火案”發生在1934年6月。這一夜,南昌機場連片的營房、停放在機場上的幾架飛機連同眾多的倉庫,很快被火光吞沒。直到凌晨時分,火光才漸漸暗淡下來。南昌機場處處灰燼。眾多主要傳媒的記者,團團圍住了現場的最高官員、原航空署署長徐培根(藍衣社外圍分子)。

此時,徐培根已接到調令20幾天,但新署長尚未上任,南昌機場仍由他負責。面對記者的種種提問,徐培根一言不發,眼裡不斷地溢位淚花。

幾個小時後,全國各大早報紛紛刊登了南昌大火的訊息;眾多獨立報紙也發表了評論。它迅速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事件。

是千萬華僑的血汗,無數市民的積蓄,乃至婦女的首飾和學童的零花錢,支撐起了草創的中國空軍。空軍是中華民國的希望,由三萬民工歷時九月、艱難建成的南昌機場,更曾使舉國歡騰。這樣的重重背景,使機場大火震動全國。南洋、歐洲乃至美國的眾多華人報紙,也以呼天搶地的筆調,報道了這個事件。

大火也使得蔣介石異常驚詫、“悲痛莫名”。他命令侍從祕書、調查課課長鄧文儀(藍衣社元老)組成密查組,查清起火原因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鄧文儀整整奔忙了大半個月,找到了大火的發端處:一處修建於1902年的舊式營房。徐培根後來談到,“(營房)為木製,系副署長陳慶之要求改為航空隊用。因房子已舊,需重修地板,在屋內堆有刨下來的木皮,火災即是由吸菸引發刨花起火所致”……

然後,是責任人的追查。

這個責任人,被認定為一名執勤士兵。按照規定,在機場殷勤時不準吸菸;在煙癮大作的情況下,這名士兵躲進了那處營房,無意中釀成這把震驚全國的大火。鄧文儀由此得出結論,該案系“過失事故”。

這時候,各種民間謠傳層出不窮,鄧文儀感到了極大壓力。為此,他迅速整理《密報紀要》,並提出三條處理意見:公審、槍斃肇事士兵並追究其官長責任;向海內外公佈調查結果;邀請民眾代表前來南昌聽審,“以正視聽”;最後,是迅速調撥專項資金,修復機場,以平息民間的普遍聲浪……

此時,一個神祕的告發者出現了。

“告密者”與“勸阻者”的角力

《密報紀要》抵達蔣介石案頭的第二天,南昌一家小報即全文刊登了這份檔案,並附髮長篇評論。該評論一口咬定,要被槍決的那名士兵,連同眾多被撤職的軍官,都不過是替死鬼。南昌大火,源於人為縱火,“縱火案在消弭貪汙罪證。該員地位甚高,且和調查主官勾結甚深。官官相護,不僅貪汙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將石沉大海……”

此後幾天,眾多報刊紛紛轉載此文,一些大報還發行了“號外”,它們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徐培根、鄧文儀,宣稱徐培根是縱火罪魁、鄧文儀乃包庇禍首。

其中流傳極廣的一個傳聞是,這是一起極端惡劣的人為縱火案。縱火主謀徐培根不僅領著一份高薪,有著大筆灰色收入和受賄所得,他還很深地介入了證券、期貨等投機領域。這一年,在期貨市場,徐培根先後虧損了兩三百萬元。這麼多錢,徐培根是從哪裡來的?毫無疑問,是貪汙、是挪用購買飛機的公款!及至事發前,徐培根即將被調走,倘若不銷燬各種收支賬目的話,貪汙挪用必定案發。為此他指使親信,在幾處營房潑上汽油,製造了這把駭人聽聞的大火。

與此同時,另一個說法不僅迅速傳播於江西、寧滬各地,此後幾十年,它甚至進入了許多嚴謹的歷史傳記著作。那就是“回扣說”:大火是徐培根縱火引發的,目的也是消弭貪腐證據。不過,徐培根的腐敗,並非貪汙、挪用,而是向美國公司購買飛機時收取的回扣。

而這個神祕的“告發者”,將這些說法彙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即下達手令,決定將徐培根連同“肇事士兵”、“責任長官”統統槍斃。

槍斃手令卻被另一個人勸阻住了。“勸阻者”老謀深算地談到,無論南昌大火是否人為縱火,都要將它定案為過失事件;此時槍斃徐培根的話,貪汙腐敗、人為縱火即成鐵案,它必將影響形象。可先軟禁徐培根,如有需要再殺不遲。同時,他提議撤銷鄧文儀的一切職務。

但他反對由CC系、中統勢力複查此案。他說當務之急,是立即派遣幹員前往美國,察訪飛機制造商,查清徐培根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視聽,挽回影響”;以防止有人因一已私憤,對藍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擴大事態,使案件越描越黑,這個“幹員”不能是CC系、中統人物……在他的建議下,這個“幹員”人選,選擇了特務處的負責人戴笠。

幾十年來,沸沸揚揚,導致了藍衣社重大挫敗的“南昌大火案”,其真相始終隱藏在歷史的深沉黑幕之下,讓人無法瞥見它的根本。事實上,大火就如鄧文儀所彙報的,由那個士兵的過失引發國家級的無風起浪、一波三折,則完全是人為的結果。

事實上,這是CC系、政學系的主要官僚,極其高明地利用“無官不貪”、先入為主的社會普遍心態,既有默契又相互防範,試圖一舉摧毀藍衣社的傾軋傑作。在中華民國的歷史裡,幾乎沒有另外一個傾軋安全,可以和它相提並論。

戴笠的發跡

那個神祕的“告發者”,也就是將《密報紀要》洩露給輿論界的人,很久以後,才被人得知是CC系領導人之一陳立夫。而那個神祕的“勸阻者”則是政學系的頭號人物楊永泰。

是時,三系之間的傾軋關係錯綜複雜。楊永泰不希望藍衣社迅速被瓦解,他要留著這群毛頭小夥,去為他分擔CC系的可怕壓力……為此,他以無可非議的理由,阻止CC系、中統的勢力介入“南昌大火案”複查,以免陳氏兄弟乘勝追擊、擴大事態。

據說,在軟禁徐培根、罷免鄧文儀之前,蔣介石召見了鄧文儀,並歷數著他種種“乖張失當”之處。這之後的問題,就是原屬鄧文儀、包括千餘特工、堪比CC系、中統勢力相提並論的調查課,將花落誰家呢?

1934年7月底,戴笠從美國趕回南京。他此行不僅以翔實證據證明了徐培根沒有收取回扣,並且他在美國的短短几天內,面見許多華僑領袖、華人報刊記者,讓千萬華僑漸漸相信,機場大火是一起“過失事故”。

8月初,蔣介石的一道命令讓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鄧文儀的調查課“原有人事”,一概併入特務處;多達千餘名特工專家、職業偵探,從此將劃歸他的手下。接到手令當夜,戴笠召集了全部駐京特務,大肆慶祝。席間,戴笠頒佈了嚴令:各特務必須對調查課人員一視同仁,倘有先後、門戶、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殺勿論!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權力。按照鄧文儀交出的花名冊,他命令調查課全部的1628名人員,即刻到南京受訓並改組。與此同時,在他的率領下,145名特務處原有人員,也全部到機場、車站、碼頭隆重迎接,以示歡迎。

幾十年後,鄧文儀心情複雜地談到,“此為戴笠俱事業中之重大事件……特務處由此始為一組織,軍統局由此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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