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最終因何不得不放棄“共和立憲”？

袁不會離京後就寧，但為求南北統一，他最終不得不接受參議院議定之調停辦法。袁的宣誓，表明他最終不得不放棄了他自己的“共和立憲”，接受革命者“共和”，中華民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君憲與共和：袁世凱的抉擇

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是能夠左右南北的關鍵人物，其政治主張對時局影響至為重大。袁最終接受民主共和，經歷了一個頗為複雜的取捨抉擇過程，而其中之若干細節並不為後世所熟知。

袁世凱重啟和議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反正，不及一月，先後離清獨立者十有餘省。為調動北洋軍鎮壓起義者，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蟄伏在野的袁世凱。

當時的大勢是，起義各省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清廷為緩和局勢，頒佈《十九信條》，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袁世凱被清廷任為內閣總理大臣後，亦以實現君憲相標榜。他先是派劉若曾、蔡廷幹渡江謁見中華民國軍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提出革命者罷兵言和，條件是清廷實行君主立憲。革命者氣勢正盛，當即予以拒絕，並表示如果袁世凱率領北洋六鎮反正，可奉其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立即派馮國璋率領北洋精銳第一、二兩鎮攻取漢口、漢陽，並在漢陽蛇山架起大炮轟擊武昌。袁本不願意動武，在他看來，革命者的存在，是他向清廷要挾獲取權力的最好砝碼，如果革命者被北洋軍打敗，他就無戲可唱。他之所以攻佔漢口、漢陽，一方面是為向清廷顯示能力，更主要是向革命者示威，打擊革命者信心，以利於貫徹其政治主張，進而操控大局。因此，攻下漢陽後，他立即迭電前線馮國璋，停止進兵，以便與革命者重啟和議。

袁派唐紹儀前往武昌議和，但此時武漢三鎮僅餘武昌，而同時革命者已攻取南京，南京取代武昌成為新的革命重心，唐紹儀不得不應革命者的要求，將南北議和地點定在上海。

上海和會揭幕，袁世凱嚴令唐紹儀在議場上堅持君主立憲立場，以《十九信條》為談判基礎。

由於革命者堅決主張國體共和，和談能否成功，實無把握。唐紹儀提出一個調停方案，在一定期間採取君主立憲制，限期至現今皇帝年滿二十五歲為止。屆時可視皇帝之才德如何、學問如何，以及民智程度又如何，由國會研究決定究竟採取君主政體或民主政體。對於唐的這套方案，袁世凱復電略謂：我方應堅決主張君主立憲，應以《十九條》為談判基礎。估計革命黨方面必加拒絕，但總要堅持到底。直至爭論到最後，方能考慮調停辦法，藉以博取天下之同情，務望盡力而為。

可見，袁世凱雖表面上堅主君主立憲，但他的主張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對他來說，採用哪種政治主張，完全隨時勢而轉移，以最大限度有利於他本人而定。

由於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堅決主張共和，毫不妥協，唐紹儀提出召集國民大會，以君憲與共和付之國民公決，袁世凱對此表示贊同。袁氏態度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英國態度的變化。英國在華利益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革命黨堅持民主共和，目的不達，則戰爭有可能重啟，則英國利益即將蒙受損失。英公使朱爾典遊說袁世凱：“按本使個人意見，唐紹儀既已來電提出建議，就不如將計就計，以召開國會決定國體為基礎，考慮解決方案。”袁世凱極為重視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態度，因此，他認為英公使所言，“不失為一種方案”。最終，他通過奕劻說服清太后隆裕頒佈召集國民大會上諭。

1903年袁世凱(前排正中)視察譯學館

南北雙方的分歧

南北雖就召開國民大會問題達成諒解，但在會議召集手續及地點問題上卻分歧嚴重。由於唐紹儀本人傾向共和主義，在伍廷芳的爭取下，唐、伍兩人在議和會場上達成的召集辦法是：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予以組織，每一省為一處，內外蒙古為一處，前後藏為一處，每一處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在大部分省份均已離清獨立的情形下，這顯然有利於革命陣營。

這種召集辦法當然不會被清廷所准許，袁世凱亦以為“北方未肯承認，以此等為非正式的辦法”。清廷親貴同意召集國會，其真實用意實欲將蒙、藏、回各藩屬仍歸其管轄。幸而多數主張君主，固屬最善;如多數皆向共和，則可藉口蒙、藏、回等處皆系主張君主，以便與革命軍協議仍將蒙、藏、回割歸清帝，由彼自行組織君主國。

會議地點，清廷與袁世凱認為必須在北京，理由是北京久為國都，且為各國公使所在地，為中外所公認。革命者則堅持應在上海，因為上海處於南北交界處，屬中立地帶。

在袁世凱與清廷之間，也存在分歧。奉、吉、黑、直、汴五省之選舉，袁意擬與各省同一辦法;而滿親貴則欲將滿洲(即奉、吉、黑三省)選舉之額擴充，更欲將三省悉選滿人為代表，奕劻則欲以在京滿王公充之，雙方各持一見。

由於三方各趨一極，擬議中的國民大會自始便難見成功的希望。適於此時，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孫中山自海外歸來，革命黨聲勢大震，在孫的堅持下，獨立各省代表選舉孫為臨時大總統。此舉大出袁氏意料之外，加之此時北洋軍個別將帥如張懷芝等，因受滿族親貴的運動，叫囂停止和議，向南方開戰。袁處在南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以唐紹儀越權為藉口，撤銷唐之議和代表資格，向南方顯示出一種強硬姿態。此舉使擬議中的國民大會就此無形打消。

袁世凱轉變態度

上海和議雖陷於停頓，但袁世凱與革命者私下裡的聯絡並未中斷。革命者向袁解釋，舉孫為總統是為了整理革命陣營內部，並無他意，如果袁能推翻清廷，贊同共和，革命者仍願意舉袁為未來大總統，孫中山也親口承認，如能借袁氏之手，不廢刀兵推翻滿清，“推功讓能，自有公論”。

在得到南方的保證之後，袁氏即一改此前模稜兩可的態度，轉而積極從事脅迫清廷出讓統治權，清帝退位出現急轉直下之勢，共和的實現似乎已經遙遙在望。不過，袁氏所要建立的“共和”與革命者的共和卻並不是一回事。1912年1月間，全國聯合進行會代表張琴、李離等向袁進一呈文，建議實行“共和立憲”。在呈文中，張琴等建議，“折衷乎英法之間，提倡帝國共和主義。擬尊皇帝為大聖皇，宣佈共和政體，召集國會，公舉大統領，草擬憲法，實行共和立憲”。

在這種國體下，所謂大聖皇許可權極微，大總統對國家負有實際統治權。所謂“共和立憲”其實是君主立憲的變相，只不過在這種制度設計下，皇帝的權力被縮減至極微，僅餘一尊號，和一些不能自主的榮譽授予權。袁氏在一段時期內對國體的主張基本不出該呈文之範圍。

袁世凱為逼迫清廷交出所有大權，唆使部下不斷公開通電，對清廷施加壓力，甚至於親自出馬，率領內閣所有成員上奏摺。對於南方，他則提出要求，俟清帝遜讓後，南京臨時政府應於四十八小時內取消，由他自己建立全國性的統一政府。

孫中山窺破了袁的用意，提出五條辦法作為應對。稍後，又對五條辦法進一步修正，追加一條，“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其用意，新政府不能由清帝授權而來，袁須首先斷絕與滿政府之關係，成為純粹之民國國民，才能被臨時參議院舉為民國總統。

不得不放棄“共和立憲”

南北雙方的重要爭執點是清帝的存留形式。由於革命是建立在廉價的和平談判基礎之上，便不得不承認清廷方面之若干優待條件，其中第一條成為影響未來制度建立的關鍵點。袁世凱所提出之原件是：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國民對於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禮與各國君主相等。按照這種設計，清帝無疑就是高拱於上之“大聖皇”。革命者則把此條修正為“清帝遜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清帝才算是真正遜位，而後中華民國之基礎始立，不致有類於虛君位之嫌也。

袁氏雖最終作出讓步，同意了革命者的修正案，但並沒有徹底放棄“共和立憲”之主張，這一點從清帝退位詔書的起草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該詔書由張謇起草，反映南京的主張，草稿到達北京後，經袁氏策士作出重大修改後發表。

清帝遜讓電頒佈同時，袁世凱宣佈政見，略謂：“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則宣佈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其中言“帝政”而非“帝制”，言“君主政體”而非“君主國體”，措辭圓滑閃爍，意味悠長。

儘管袁氏自說自話，與革命者的主張並不真正一致，孫中山仍於清帝遜讓電釋出之次日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參議院即舉袁為繼任大總統。對於參議院之推舉，袁世凱立即接受，聲稱願意“承乏於後”，但這並不表示他是在接續南京政府之法統，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他的大總統地位並不完全是參議院的授權，換言之，他並不承認南京參議院是代表全國的立法機關。

袁氏的心思，孫中山心知肚明，因此，他辭職時還附有辦法三條：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二、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臨時政府全體才真正離任;三、新總統必須誓守參議院所定之臨時約法及其他一切法律章程。此舉之目的是要將新總統完全置於南京臨時政府之法統之下。

袁當然不會離京後就寧，但為求南北統一，他最終不得不接受參議院議定之調停辦法，其中關鍵是袁以通電方式向參議院宣誓就職。3月8日，他電傳誓詞於參議院。10日，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禮。袁的宣誓，表明他最終成為與臨時參議院相對應的行政機關的首領，同時也表明他最終不得不放棄了他自己的所謂“共和立憲”，接受了革命者的“共和”，中華民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